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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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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我们心中：西班牙内战中的美国人，1936-1939 22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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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15日，当148名返程回国的美国志愿兵乘坐“巴黎号”客轮抵达纽约时，按照林肯营指挥官米尔顿·沃尔夫的话讲，在等待他们的人群中，“警察似乎比群众多”。警察们有的骑马，有的步行，将前来问候的人群与客轮在西49号街的停靠码头远远隔开。其他显示出政府敌意的信号亦接踵而至，这种敌意也将是政府在未来几十年中对待这些老兵的一贯态度。那些护照曾被安德烈·马蒂在一年或两年前没收的人刚下船，他们的新护照，就是由驻欧洲各国的美国领事馆勉强发给他们的护照，直接在码头被没收了。有一名志愿兵问在场官员自己什么时候能拿回护照。“永远都拿不回来了——我希望如此。”[1]这是他得到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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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们的朋友和家人穿着冬季大衣等在警戒线外，布莱顿海滩社区中心乐队（Brighton Beach Community Center Drum and Bugle Corps）的成员也在其中。整个场面，颇像七周前成千上万人在巴塞罗那的阅兵式上哭泣欢呼的情景的拙劣重演。像菲尔·沙克特一样失踪和下落不明的志愿兵的亲属们极度渴望关于他们的新消息；他们中的一些人此时也正等在码头外，手里举着自制标牌，上面写有那些失踪的人的名字，或是贴着他们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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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们艰难地重返往日的生活轨迹当中。他们曾亲眼看见自己的朋友们为了一项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印象模糊的事业而变成残废乃至丧命。在以后的岁月中，有些志愿兵会听到别人对自己说，你看起来这么年轻，一点儿也不像参加过美西战争的老兵。随着佛朗哥的胜利，公众对那些反对他的无谓挣扎很快就失去了兴趣。例如，尽管吉姆·纽盖斯与文学界联系密切，但没人愿意出版他的战地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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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战争幸存者刚一回国便要再次直面那些从未改变过的现象了。当詹姆斯·耶茨乘坐的轮船在纽约靠岸后，他被带到了一间酒店，有林肯营的支持者在那里为他们提前预订了许多房间。“有好几个人都刚办理了入住手续，但轮到我的时候，接待员甚至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对不起，’他跟我说，‘没有房间了。’”耶茨是一名黑人。于是，他的白人同志们团结地站在耶茨一边，集体搬到了另外一家酒店，这让他感到些许安慰，但尽管如此，“那种深深的痛苦就和被最致命的子弹击中一样”。他在西班牙体验过的平等在此刻的美国还要等上几十年才会到来。一个林肯营的黑人战友告诉他：“西班牙是第一个让我感觉自己是个自由人的地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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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营的人们刚刚离开的大陆正疾速向战争迈进。提到这些回国的志愿兵时，海明威写道：“没有哪个好男儿会一直待在家里的。”[3]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完成了对东欧的分割。入侵波兰西部前，德国先发动了一场空中闪击战，行动指挥官正是前秃鹰军团参谋长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他本人还亲自驾驶了一架小型侦察机从空中观察对地面目标的摧毁情况。苏联同样展开行动占领了波兰东部、波罗的海诸国以及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并在一场苦战过后取得了芬兰的一部分。英国与法国正式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开始了。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了与斯大林的协议并正式入侵苏联。六个月后，日本轰炸珍珠港，美国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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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佛朗哥从未正式加入轴心国（因为希特勒不愿对前者占据法国部分领土及非洲大片土地的愿望做出承诺），但他与元首展开了密切合作，向德军提供了几座重要的海军基地，极大拓展了U型潜艇的活动范围。维哥（Vigo）港是托基尔·里贝尔的油轮停靠卸货的港口，如今，这里成了21艘纳粹潜艇补充燃料物资的基地，它们正是以此地为依托对北大西洋的盟军船队展开袭击的。同样，西属摩洛哥与加那利群岛也成了德军潜艇的燃料补充据点。西班牙还向德国供应了多种重要的金属资源，例如用于加固坦克装甲及制造穿甲弹的钨。此外，西班牙还奉上了雷达监听站、侦察机基地和直布罗陀海峡的海军前哨观测站。纳粹德国刚一发动对苏联的入侵，佛朗哥就鼓励西班牙人作为志愿兵加入“蓝色师团”或作为战斗机飞行员加入“蓝色中队”参战。约有45000名西班牙人参加了这场注定失败的战争，在苏联战场上，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了列宁格勒战役和其他一系列战役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被俘后发现，自己和那些由于忤逆偏执多疑的斯大林而被流放关押的，来自西班牙共和国的流亡者一起被关在苏联古拉格集中营的号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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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纳粹来说最为重要的一项帮助，西班牙早就提供过了：在将近三年的西班牙内战中，德国飞行员和其他军种的官兵们获得了宝贵的战斗经验。前前后后，纳粹的27种各型飞机在西班牙的天空中得到了检验。正如纳粹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说的那样，西班牙内战提供了一次机会，“检验了我手下的年轻空军……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增长经验，我努力……将新人不断派过去，将老人召回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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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与西班牙内战，德国人得到了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零部件供应链很长时，应该使车辆的种类最少；轰炸机需要战斗机护航，飞行员需要针对恶劣天气和夜间飞行做额外训练；坦克性能需要提升方能与苏联坦克匹敌。每次大型空袭行动过后，秃鹰军团的飞行员都会拍摄航空照片，研究学习采用不同作战策略产生的结果，并向国内发回详细报告。有时候，他们会故意对己方军队前进路上的孤立城镇发动空袭，以便地面部队能在占领该地点后对轰炸效果做出评估。1938年，从巴伦西亚附近的四个小村庄遭遇的猛烈空袭中死里逃生的当地居民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成为攻击目标：本地并没有共和军的集结兵力、工厂或军事基地。几十年后，人们在当年的德国档案中找到了一份50页的报告，里面的65张照片——分别在轰炸前、轰炸中以及轰炸后拍摄——表明了行动的真实目的。[5]当时，秃鹰军团正在对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新型号进行试验，投放了500千克（1100磅）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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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入二战后，超过425名林肯营老兵进入美军服役，此外，大约有超过100人在商船队工作。他们中至少有21人死亡——死在德国的天空中、向苏联输送物资的摩尔曼斯克（Murmansk）航线上、南太平洋的岛屿上、日本战线推进到的菲律宾和其他地方。上千名来自其他国家的国际纵队老兵也在为同盟国作战。伯纳德·诺克斯（Bernard Knox）原籍英国，后来移民到了美国，再后来，他成了耶鲁大学著名的古典文学教授，二战期间，他被美军派往意大利，成了当地一支反纳粹游击队的联络员。起初，他发现自己“有时候会将新认识的意大利人与几乎快要被我忘记的西班牙朋友们搞混……突然，就在我又一次这样尝试着试探别人之后，那个……同志，他站了起来，脸上带着微笑，走到我旁边，拍了拍我的肩膀。‘西班牙[6]，对不对？’他说。”二人发现，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他们彼此的部队就紧挨着。“从那以后，我和游击队员们之间的交情变得相当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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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西班牙内战结束于1939年，但在此之后，一场另类的战争仍在研究有关问题的作家当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他们在争论一个问题：如果西班牙共和国获胜，后来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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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右翼作家认为，就像匈牙利或保加利亚十年后那样，获胜的西班牙共和国将成为苏联的卫星国。考虑到苏联军官通过秘密警察和派驻军队取得的影响力，有人宣称，西班牙共和国本来就已经在事实上成为苏联的卫星国了。记者与历史学家萨姆·唐纳豪斯（San Tanenhaus）将林肯营称为“斯大林的动员兵”，还说“他们与1930年代大清洗时期死亡的数百万名苏联民众一样，都是可以被牺牲掉的消耗品”。[8]他和其他持类似观点的人以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作为证据，根据档案记载，在西班牙的苏联特工们要么在因自己与西班牙的共产主义者取得的影响力而扬扬得意，要么就在不断催促对西班牙左翼阵营中的对手展开“清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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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共和国，苏联的确拥有着强大的存在感。当“热情之花”向国际纵队发表慷慨激昂的告别演说时，悬挂在演讲台上俯瞰下方的多幅巨大画像中就有斯大林。但是，不论克里姆林宫多么雄心勃勃，它都几乎不可能控制得了一个取得最终胜利的西班牙共和国。若想对附庸国进行控制，一国几乎总是要依靠对驻军力量的运用。举例来说，在20世纪的多半时间里，通过不断派出海军，美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占据着主导地位。与之类似，1945年后，苏联也通过驻扎在东欧的百万大军保持着对该地区的控制——当有国家想走上自主道路时，苏联便会使用这些部队，就像1956年的匈牙利或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那样。如果没有大规模驻军，想要让地处欧洲边缘的西班牙听命于苏联实在是件困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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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西班牙共和国的支持者则认为，如果共和国取胜，欧洲的历史也许会完全不同，会走上更加美好的轨道。例如，维利·勃兰特就曾写道：“如果西班牙内战的结果不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统治地位必将遭到削弱，这或许将阻止二战的爆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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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样的观点同样不符合现实。尽管希特勒支持佛朗哥，但西班牙对他来说从来都是次要的。希特勒最痴迷的，始终是将德国势力向东扩张：得到波兰、拥有肥沃良田的乌克兰、俄国南部地区、巴尔干半岛以及里海油田。很难想象西班牙共和国获胜会让这样的梦想变得黯淡无光。然而，如果西班牙共和国是在民主国家的帮助下获胜，那么，在随后爆发的更大规模的战争中，纳粹必将失去一个提供用于生产武器的重要战略性金属原料——铁、铜、水银、钨以及黄铁矿等——的来源地，失去意义重大的潜艇基地，当然，还会失去45000名蓝色师团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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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欧洲的命运并不取决于西班牙内战，不过，一个国家除外。如果西班牙共和国取胜，西班牙人将不需要忍受佛朗哥36年的残酷独裁统治。有人对西方国家拒绝提供帮助感到后悔了——尽管已经太迟，这个人就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1939年1月27日，他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说自己觉得武器禁运政策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错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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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西班牙回国两年后，按照曾经害怕自己不能生还的鲍勃的叮嘱，玛丽昂·梅里曼再婚了。数十年后，她告诉一名记者，刚再婚的时候，她经常会做噩梦，梦里鲍勃回来了，要求她必须从两个丈夫里面选一个。她后来在斯坦福大学的行政部门工作，生下了三个孩子。并且，和其他曾经志愿前往西班牙的人——不论是共产党员、前共产党员还是反共人士——的遭遇一样，联邦调查局对她进行走访。生性多疑的时任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甚至还将怀疑的目光盯向了已经死去的人。艾森豪威尔的特别助理、竞选芝加哥市长的共和党候选人罗伯特·梅里安姆（Robert Merriam）发现，联邦调查局把自己的名字与鲍勃搞混了，他们对自己也展开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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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过去几十年后，为了找到鲍勃的失踪地点，玛丽昂和第二任丈夫一起去过一次西班牙，在他死后，她还和曾经的战友去过两次。然而令她备感挫折的是，她没能找到任何确定无疑的信息。1938年春天那场令人绝望的混乱撤退留下的只有零零散散的记录，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世的幸存者也越来越少。“时间都去哪儿了？”[12]就在与鲍勃的结婚15周年纪念日后，在给阿尔瓦·贝西的信里，她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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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昂一直与米利·贝内特保持着友谊。即便身边全是共产主义的忠实拥趸，贝内特似乎依旧如鱼得水，对于自己的“不同流合污”，她感到很满意。[13]不过，她有一次倒是得意扬扬地提起过自己在玛丽昂的家里控制不住与共产党拥护者们争论的经历。“她没法让自己的好朋友……继续待在屋子里……因为我跟他们打了起来！”[14]贝内特曾经试图找到出版商出版自己的自传《生亦难，死亦难》（Live Hard，Die Hard），这本书她只写完了第一卷，记录了她1920年代在大革命时代的中国度过的时光。[15]不过，因为大量出版商发来拒绝信，她没有再继续写作在苏联和西班牙时的经历。1949年，她的丈夫、前林肯营指挥官汉斯·阿米里因工伤死亡，十年后，她也因癌症病倒了。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是玛丽昂在照顾她。贝内特于1960年去世，弥留之际，陪伴在她身边的也是玛丽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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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珍斯基与帕特·格尼的婚姻并没有维持下去。珍斯基回到纽约后，帕特仍住在伦敦。很快，二战的爆发使普通民众在两国之间旅行变得几乎不可能了。通过二人寄给他们共同的知己、西班牙美国医疗队护士长及主管弗雷德里卡·马丁的信件，我们便能看出双方婚姻关系的坎坷。1941年，珍斯基同马丁提起了他的新男友，与格尼一样，此人对珍斯基要比珍斯基对他更加迷恋，然后她又补充道：“至于格尼……我也不知道我是想要他来到我身边还是怎么样。”1949年，内心仍怀着希望的格尼在给马丁的信中说：“一想到托比的事我就开心不起来，但我也不知道自己对此能做些什么。生活真是糟透了。”格尼与珍斯基曾经短暂尝试一起生活在纽约，可在珍斯基心中，总显得飘忽不定的旧日爱情火焰终究未能再度燃起，最终他们还是离婚了。她在多年之后的一次访谈中说，因为“成长在一个令人感觉不到快乐的家庭”，所以自己从来就不想同任何人结婚。她的侄女说，当有好奇的家人问起这段战争时期的罗曼史时，“她拒绝谈论有关格尼的事情”。[16]此后珍斯基未婚并继续从事护士工作，于199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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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被子弹射伤手掌导致无法雕刻，格尼转行做了画家。他还在红海和亚丁湾钓过鱼，在水下采过珍珠，并写了一本关于这些经历的书；他还当过农民，也在希腊、土耳其和葡萄牙教过英语。他又结了一次婚。62岁那年，他在自己的西班牙回忆录即将出版前夕因心脏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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