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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41 泽恩对抗十人议会（公元1623—16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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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随时准备滔滔不绝发言的人，一个优秀的公众演说家，他激情澎湃，慷慨大方，正直的品行为众人所知，但他的问题出在思想上，这个人常常引起争议，并且熟练地以法律条文和公众利益来支持他的论点；而且为了在市场上受到欢呼喝彩，他总渴望挑起公开辩论，显示自己的智慧和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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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凯莱·福斯卡里尼评论雷尼耶·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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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普留利的死没有引起他臣民们多少悲伤的情绪。他做出许多美好的承诺，最后却只剩失望的泡影。我们得承认，他在位期间，统治得颇为不易。普留利一上位，就身处“西班牙人阴谋”的风口浪尖，等到临近他去世卸任，又有福斯卡里尼的无罪声明，而处死福斯卡里尼正是他做下的决定之一。虽然上述情况已经很糟，但还有事更甚于此。尽管他的生活事实上并不算放纵——实际上在执政官不得不遵守各种限制的情况下，他也不太可能过着放纵的生活——但普留利不知为何给人一种从未认真履职，而且无法维持执政官尊严体面的印象。这位七十五岁的老执政官从位于布伦塔的别墅返回后不久，便于公元1623年8月12日去世，这时便有人私下说，假如普留利执政官的生活更加规律，他或许还能多活几年。他埋葬在圣洛伦佐教堂，不过在那里既没有纪念物，也没有铭文来标示他坟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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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接任的弗朗切斯科·孔塔里尼任期只有十五个月，而这短暂的一年多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用受到很深影响来描述的话）因为一场战争蒙上了阴影。尽管有些本身规模较小的战争会反映出在别处范围更大的冲突，但它本身囿于狭小的范围，对欧洲局势造成的影响亦很有限。在孔塔里尼任期内发生的这次战争亦属于此类，这一战与瓦尔泰利纳有关，瓦尔泰利纳是阿达河从它位于蒂罗尔西南部的源头到位于科莫湖河口沿线长长山谷的名字，这条峡谷在当时约有七十英里长，是威尼斯共和国的西北边界线。这个区域构成了瑞士重要的新教州格劳宾登州的一部分，随着公元1618年三十年战争爆发，此地作为西班牙控制的米兰与哈布斯堡的奥地利之间唯一的直接通道，对西班牙的意义愈来愈重要，两年后，西班牙军队将其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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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法兰西、萨伏伊和威尼斯很自然地感到警惕和忧虑，因此它们在公元1623年结成同盟，希望能借此赶走侵略者，恢复现状。但就在它们还未行动之前，西班牙人已将瓦尔泰利纳峡谷内所有的要地都移交给了教宗。这是（或者说本应是）绝妙的一步棋，西班牙人此举建立在他们对枢机主教黎塞留的一个猜测之上，黎塞留刚掌握了法兰西大权，西班牙人认为他会遵从教宗的权威，但是他们的判断错了。公元1624年11月，三千法军与四千瑞士步兵带着五百匹马，在威尼斯人强力支持下进军瓦尔泰利纳。到了年底，这支军队便成功地将驻守在当地的教宗军队逐出了峡谷，而联军在战斗中俘获的旗帜则立即被恭敬地送回罗马。这场战斗历时短暂，却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但是公元1626年初，西班牙和法兰西在阿拉贡的蒙松签订了协议，同意瓦尔泰利纳成为一个自治的罗马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和法兰西将共同保证它的独立，瓦尔泰利纳境内所有的堡垒要塞也随之被永久拆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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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和萨伏伊对此怒火中烧。黎塞留有什么权力可以完全不同法兰西的两个盟友商议就单独与西班牙讲和，在处置这样一个战略要地的问题上，他又有什么权利可以自行与他们先前的敌人达成一致？威尼斯对拆除瓦尔泰利纳地区的堡垒这件事抗议得尤其激烈，它认为这些堡垒对保持通信顺畅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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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塞留主教毫不吝惜他的道歉，他声称这一切都是法兰西驻马德里大使的错，后者逾越了他的指示，路易十三对协议的某些方面亦有不满。但木已成舟，破坏也已造成，主教肯定地认为威尼斯不会重启事端，冒险进行一场可能持续很久且耗资巨大的战争。于是威尼斯人只能不快地耸耸肩，接受了无法逃避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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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孔塔里尼执政官去世了。公元1625年1月，乔瓦尼·科纳接任执政官，他来自科纳这个大家族一个古老的分支，是三个世纪前马可·科纳执政官的直系后代。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整个威尼斯都大感诧异，但最惊讶的莫过于科纳本人，因为他的职业生涯实在没有特别可圈可点之处。据教宗特使传回罗马的报告称，比起国务，科纳在商业事务上投入了更多的热情，此外，尽管他过着符合其地位阶级的奢华生活，慷慨虔诚地从华丽的宅邸中取出钱物施舍给邻近的圣波罗教堂[298]，他却丝毫没有谋求高位的意图。因此颇为矛盾的是，正是科纳这种不谙世故的品性吸引了雷尼耶·泽恩的注意，后者或许是威尼斯最狂热的改革者，而且可以说，此人一定是威尼斯最令人不快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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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21年，作为威尼斯驻教廷大使的泽恩就已经给共和国带来了不少尴尬，他曾公开指控与他同住在圣马可宫内的威尼斯籍枢机主教多尔芬被法兰西收买。待到回国，泽恩得到了一个政府高层职位，但是他的傲慢以及在某些他认为（有时只有他这么认为）是原则问题的事务上不知变通的顽固表现导致他被免职，甚至还因为藐视议会的罪名被短暂流放。但是不少忧虑世风日下、社会道德水平日益降低的威尼斯人却认为，泽恩虽然让人难以忍受，但共和国或许正需要这样的人，因此泽恩在公元1627年得到赦免，返回威尼斯，随即被选为十人议会的成员。此时雷尼耶·泽恩改革的热情终于死灰复燃，他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执政官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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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乔瓦尼·科纳正处在一个极其容易受到攻击的立场上，然而即便这个处境不是由他自己造成的，至少他当时也能设法避免。首先是他的儿子贝加莫主教费代里科被教宗乌尔班八世任命为枢机主教。威尼斯有一条历史悠久的法律，在职执政官的子侄们禁止接受有俸圣职，但费代里科不愿意拒绝这次升迁，执政官也没有命令儿子这么做，反而选择支持这项任命。这件事引起的争议没有在元老院引起太大波澜，元老院甚至最终决定，鉴于科纳家族声望卓著，且考虑到费代里科如果拒绝任命，可能会有冒犯教宗，使其不再任命威尼斯籍枢机主教的危险，因此这次法律将网开一面，不予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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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事情没有就此落下帷幕。就在教宗授予任命，新任枢机主教毫不犹豫接受之后不久，在维琴察又空缺出一个主教职位。公元1627年夏，执政官的另外两个儿子很快设法通过一个由元老院组建的编外议员团主持的非法投票获选这个职位，再次公然违抗了现行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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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雷尼耶·泽恩正巧回到威尼斯在十人议会就职。到了10月，他成为十人议会的三名首脑之一。[299]于是他立即召见了国家公诉官员，向他们展示相关法律，并要求他们宣布先前的主教选举结果无效。这些官员微弱地表示同意（除此之外他们也无法做其他事），但在他们有所行动之前执政官就先发制人，他同样要求宣布选举结果无效，宣称他和他的顾问们都没有充分了解相关法律范围的内容，如果他们事先知道，一开始就绝不会同意进行选举。10月27日，这一次主教选举被宣布无效。此时其他大多数人都认为事情可以告一段落，但雷尼耶·泽恩却不这么认为。就在同一天下午，正当元老院集合开会时，他要求以十人议会首脑的身份和执政官进行几分钟的私下对谈。科纳同意了，不过他坚持谈话要在执政团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于是泽恩以礼貌的姿态指出，作为十人议会的首脑，他有职权确保执政官的就职承诺书的内容被正确遵守，接着他宣读了一份正式警告，在警告中泽恩罗列了相关法律的全部细节，以及近来执政官违反这些法律的具体行为，顺便还添上了他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一两个程度较轻的违法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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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瓦尼·科纳是个有耐心的人，他安静地听完对方的话，随后同样礼貌地一一简要回复。然后他继续走向元老院会议室，准备在那儿选举替代他两个儿子成为主教的人选。但泽恩仍然不满足，他在元老院众人面前要求将这份警告正式记入执政官档案，这几乎等同于将其公之于世。因此这个要求被元老院愤怒地拒绝了。科纳执政官或许在过去有做事不妥当之处，但他已经将近七十七岁，而且广受尊重，老执政官犯过的毕竟只是一些小错，更何况他已经将其改正。泽恩的这个要求不但会给科纳本人的名誉泼上他所不应得且无法去除的污点，也同样会对执政官的声誉造成严重甚至危险的影响。但此时泽恩已经跳上发言坛，坚决地为自己的建议辩护。他声称，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在未来根除类似滥用权力的行为，威尼斯也不能继续受到罗马用圣俸和官职来收买它最具影响力的国民这一恶毒阴谋的戕害。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国家：为什么神职人员就需要专门立法？为什么执政官亲属的活动要受到审查？正是因为他们具有受到国外影响的潜在风险，所以这些人不得加入元老院（泽恩在此停顿了一下），就像他们具有依靠身份额外获利的机会，因此不得从事商业活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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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恩说毕，会场一度陷入寂静。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科纳家族的一些成员经常对罗马进行长期访问，而且这个家族中，至少有一人，即执政官的儿子乔治奥在过去两年间依靠从达尔马提亚进口牛只积聚了庞大的财富。这个家族的友人们同样清楚，在科纳家族位于圣波罗的宫殿内，充斥着禁止进口的佛罗伦萨奢侈品。一百年前，这样公开滥用法律和违背执政官承诺书规条的行为，哪怕它们相对来说程度较轻，亦不可容忍，而雷尼耶·泽恩的抨击也令许多人暗暗赞同地点头。于是现场骚动起来。如果说科纳家族中某些成员有中饱私囊的行为，那么他们无疑是值得谴责的，但是威尼斯执政官没有理由在整个元老院成员面前受到一个自命不凡的道学先生的侮辱，更何况就在三个月之前，后者还受到他应得的惩处，被判流放在外。十人议会的另两名首脑劝说泽恩从讲坛上下来，并向元老院宣布他们已经将泽恩的警告撤销。但泽恩拒绝离开，并称他的同事们无权这么做。最后十人议会被召集起来，正式维持废除警告书的决定，但泽恩仍然继续与众人抗争。在之后的大议会会议上，他坚称十人议会的另两位首脑做出了不符合宪法的裁决，因此他们应当每人被处以两千杜卡特的罚款，十人议会同样否决了这个提议，但直到泽恩的任期结束不能再继续上下运动游说，这件事才宣告作罢。即便到了这时，雷尼耶·泽恩仍然继续公开抨击执政官和执政团几乎每一个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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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27年12月30日大约下午五点时，雷尼耶·泽恩在执政官宫纸门外遭到一伙蒙面刺客的袭击。尽管身受重伤，他还是摇摇晃晃地爬起来示警。这天是星期日，十人议会的成员并不在执政官宫内，但他们还是从家里匆匆赶来召开了临时会议，会上任命了三位审判官调查这件案子，还悬赏一万杜卡特征求嫌疑人的线索。任何藏匿刺客或者协助他们逃跑者，一经定罪就会被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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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人们就发现袭击者藏在执政官宫内，所有的线索都指向执政官的儿子乔治奥，认为他是事件的主谋。当乔治奥被发现和两名近亲一起在私人贡多拉船夫的帮助下逃往费拉拉时，他身上的嫌疑就变成了确凿的罪证。公元1628年1月7日，三人被判流放，他们的贵族身份被剥夺，财产被查封充公，依照传统，耻辱柱上也记录了这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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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普罗大众对处理结果仍然感到不满。自认为受到权贵富豪损害的想法总是很受欢迎，而雷尼耶·泽恩也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威尼斯人没有忽略这些蛛丝马迹：直到科纳家族有足够的时间将大量属于乔治奥·科纳的财产转移走，查封命令才正式生效；科纳家族其他几位有共谋嫌疑的成员甚至没有被讯问，他们仍然像过去一样，傲慢地在城中招摇过市。最后，从费拉拉传来新消息，三名潜逃的嫌疑人正光明正大过着安逸日子。为什么共和国不采取行动，将他们绳之以法？显然这是因为十人议会已经腐化堕落，而且不愿，或者说害怕触犯执政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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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雷尼耶·泽恩正迅速地重新积聚力量。当年7月，他再次当选为十人议会的首脑。就在他带着众多保镖上任的第一天，泽恩被冷冰冰地告知保镖们被禁止进入办公场所，他同时发现有人采取行动，将他的权力削减到了最少的地步。此外，泽恩还得到一份最新拟就的备忘录，上面写着根据十人议会最新讨论的决定，任何已经过他们充分讨论的问题都不能再次进行审议，他也不能对任何公务人员提起控诉。起初泽恩安分了几天，等到7月23日早晨，他在大议会会议上宣告他决定就执政官承诺书的内容提出问题。泽恩强调，他之所以提前预告这件事，是为了让执政官和他的家族成员按照法律提出离开会议室的要求。之前从未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要求。随后当着乔瓦尼·科纳和他其他几位亲属的面，雷尼耶·泽恩再次登上了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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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恩称，他之所以能够从刺杀中康复，是因为他需要继续和国家的腐败做斗争。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十人议会想尽办法要封锁他的言论，这公然违反了每个国民都能自由发表言论，谈论他们认为对共和国有利之事的法律。此刻执政官和他在场的家人又违反了一条法律，在讨论他们的家族事务时，他们本应该回避。这时一位老顾问保罗·巴萨多纳打断了他，老人控诉泽恩企图颠覆政府，迫使大会成员做出仓促的决定，好让他自己成为独裁者。“正相反！”泽恩反驳道。他声称独裁者只想为自己攫取权力，而他身为一个忠诚的威尼斯人，只是希望国家的立法机构可以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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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泽恩继续说下去之前，执政官站起来激烈抗议，坚持自己清白无辜。科纳毫不怀疑，泽恩的这些控诉只是对他全未参与其中的袭击行为进行报复。那些该对刺杀负责的人已经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他剩下的家族成员则是无辜的。执政官坚持他从未违背承诺书的内容。执政团全体同意他儿子当选主教，而贝加莫的主教职位是在前任执政官在位期间获得的，因此当时他完全没有拒绝的理由。至于维琴察的主教职位，他只是将其当作前者的替代品接受下来。他和往常一样出席议会会议是因为执政团告诉他可以这么做，如果让他回避是议会的意愿，他会立即离场。执政官最后这些话几乎没能说出口，因为泽恩再也不能忍耐，他大声召唤公诉官员履行职责，确保法律得到充分执行。“那么现在呢？”执政官大声喊道，“我们现在已经不允许说话了吗？”此时现场一片混乱，到处都有人叫喊，一些人试图让泽恩安静，他们起身的动作弄得长椅乒乓乱响，而其他人则为执政官徒劳地努力让人们在喧哗中听见自己的举动喝彩。最后执政官放弃了，泽恩想要将一份文件提交讨论，但也没有成功，人们在愤怒和混乱中结束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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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除了没有得到邀请的泽恩以外，十人议会在执政官私人房间内召开了一场特别会议。会上决定逮捕雷尼耶·泽恩。被派出执行任务的官员来到泽恩的家却没有找到他，于是十人议会签发了一份声明，要求他在三天之内来执政官宫报到。泽恩对此置之不理，因此被判处十年流放，并处罚金两千里拉，判决生效次日就必须离开威尼斯。虽然处置了泽恩，但十人议会并没有解决它自身的问题，反而进一步将问题恶化，对很多人来说泽恩获得的判决只证明了他之前所说的，十人议会如今只不过是一群由科纳家族牵线操纵的傀儡。他的支持者因此变得越来越多，他们不仅来自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大众，还有不少贵族（尤其是这个阶层中等级较低的那一部分），一个改革团体开始初具雏形，不过具体需要采取哪些方面的改革，却是一个更加难以回答的问题。需要限制十人议会的职权范围吗？执政官本人以及他的亲属需要被排除在十人议会之外吗？十人议会可以将权力委托给强大的下属委员会，比如三位国家监察官吗？它应该从社会上更广泛的区域选取成员吗？还有作为十人议会下属公务员的那些秘书，他们一旦获得任命，任期往往不明确，乃至任职终身，他们因此渐渐攫取了庞大的权力；这些人的任期是否应当像他们的上司那样有固定的时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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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疑问成了当时的主要议题，但直到另一件事的发生，才促使政府采取行动。8月4日，距离泽恩被放逐还不到一周，执政官的另一名近亲安杰洛·科纳用火绳钩枪射击了一位有身份的体面市民贝内代托·索兰佐，十人议会没有采取任何制裁安杰洛的行动，直到过了近一个月，在持续不断的抗议下才有所动作。这时泽恩的改革团体终于开始行动起来。9月3日，这个团体任命了一个由五名“纠正者”组成的委员会，调查十人议会的职权范围以及共和国类议会的成员与职员。两周后，当这个委员会还在准备他们的报告时，一名公诉官员贝尔图奇·孔塔里尼在大议会就泽恩相关的问题发表了长达两个小时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出示了7月8日致泽恩的备忘录——孔塔里尼坚持，这份备忘录和由此而来的逮捕令以及放逐判决都是非法的。演说结束后人们进行了投票，以一千八百四十八票对二百九十八票的多数结果宣布这份备忘录、逮捕令和判决无效，就像它们从未出现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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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雷尼耶·泽恩于9月19日结束了第二次流放回到威尼斯，在他位于圣玛库拉的宅邸前，人群欢呼着欢迎他归来，但失望随即接踵而至。在大议会的新一次会议上，泽恩再度发表长篇大论，他的自大和自以为是激怒了在场所有人，泽恩最后得到命令和警告，他必须满足于当下获得的胜利，见好就收，不要期待更多的东西。数日后，“纠正者”们发布了他们的报告。他们对十人议会的工作提出了几点改革建议：首先编外议员的制度需要废止，秘书们将来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任职，除此之外，报告还提出了一两点较为次要的管理调整建议。但是从十人议会整体的势力分布来看，除了失去修改大议会决定的权力之外，它的权威在真正重要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确认。而十人议会其他的职权范围仍然像过去一样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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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威尼斯来说这是悲伤的一天。十人议会得到鼓励，继续以更独断专行的风格行事，更加不受外界的控制，而且使它愈加不受自身领域遭到侵犯的全体市民和被它激起嫉恨之情的其他政府部门的欢迎。回头看雷尼耶·泽恩，他实际上做到的事十分有限，甚至都没能使科纳家族受到惩罚。老乔瓦尼因为受到的严厉指责心灰意冷，请求卸任隐退到修道院，不过这一要求被人以“这样退位会被政敌当作承认有罪的表示”的理由驳回，因而他仍然担任执政官一职，他的家人亦因此继续在私下牟取利益。同时，科纳执政官的政敌泽恩正在慢慢退出政治生活，他享受很多人的尊敬，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友谊。雷尼耶·泽恩正是最令人不快的那一类人的绝佳代表，作为一个改革者，一开始他孜孜追求一份有价值的事业，获得了广泛的爱戴和盛名，随后他被这一切冲昏了头脑，最终将其一度神圣的事业当成了自吹自擂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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