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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42 克里特之战(公元1630—16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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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是意大利的外部防御线和门户,伺机而动的土耳其军队可能通过它长驱直入,对大半个欧洲造成巨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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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大使乔瓦尼·萨格雷多致奥利弗·克伦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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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31年4月10日,四十一位选举者聚集起来选择尼科洛·孔塔里尼的继任者,不同往日,这一次选举的结果早在人们预料之中。当选的弗朗切斯科·埃里佐时年六十五岁,这个年纪对一名执政官来说有些年轻,不过他在瓦莱焦惨败后接过声誉扫地的匝加利亚·萨格雷多的职位,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令溃不成军的部队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这令他的上司们印象深刻。因此威尼斯政府的执政团确信他会当选为执政官,便在选举开始前就将他从维琴察监督新要塞营造的岗位上召回,而他们对埃里佐的信心也随后被证明是正确的。这次选举中只有一个充满争议的人被视为埃里佐的竞争者,但选举者们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已经清楚地表现出他们的倾向,投票结束后,弗朗切斯科·埃里佐得到四十票,雷尼耶·泽恩只有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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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任执政官早早动身,但因为布伦塔河异常地泛滥(人们甚至拆除了河流上的一座桥梁来让他的船只通过),他直到4月11日才抵达威尼斯,不过他到得正是时候。就在埃里佐踏上威尼斯土地之后两个小时,他的臣民们期盼已久的消息从凯拉斯科传来:和平协议签署,意大利重获和平。不过由于瘟疫肆虐,所有不必要的公开集会都被禁止,因此新执政官不必遵守传统,举办围绕广场的巡游。作为一个相对低调的人,埃里佐此时一定松了口气,对他来说,这项典礼花费实在高得令人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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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佐的好运还在继续。众所周知,随着气温逐渐回暖,染上瘟疫的人数亦会随之增加,但时间尚未到达盛夏,瘟疫感染人数就突然开始下降。很快,即便是最悲观的人也清楚地意识到,瘟疫开始退去了。到了11月28日,执政官得到卫生部门官员的授权,签署了人们期盼已久的宣告威尼斯已经再度挺过传染病流行的布告。自瘟疫流行以来第一次,圣马可广场上人头攒动,所有市民跟随执政官的队列缓缓经过圣摩西堂,登上由小船组成的跨越大运河的浮桥,来到对岸隆格纳设计的伟大建筑正拔地而起之处。感恩仪式在一个为典礼临时搭建的木质建筑物中举行,在威尼斯日历上,这天成为延续至今的又一个年度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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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十二年风平浪静,这在三十年战争正烽火连天,许多方面都在对威尼斯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它加入战争的情况下尤为可贵。威尼斯的外交官员们比以往更加忙碌,而在城内,元老院、委员会和十人议会几乎在无休止地开会。尽管威尼斯设法让自己保持中立,围绕着它的欧洲大陆却因为战争而持续分裂,共和国仿佛正处在平静的台风眼中。直到公元1642年,因为一场无须我们进行关注的当地纠纷,教宗派军进驻帕尔马公国,令威尼斯不得不与托斯卡纳和摩德纳结成防御同盟,引起了一场短暂的混乱。次年这三个同盟者被迫开战,重挫了教宗的军队和教宗国的船运贸易。不过战争不到一年便结束了,公元1644年3月,参战几方齐聚费拉拉签订和平协议,在互相妥协的局面下,所有人都在合理范围内得到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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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威尼斯的角度看,和平来得正是时候。这年10月发生的一起事件将本来对其毫无责任的它卷入一场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并最终导致共和国失去了最有价值的殖民地——克里特岛。但威尼斯迟早会明白,这场战争事实上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克里特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战利品,因为土耳其是个贪婪的敌人,还因为威尼斯对克里特的占领已经导致长期的不满。讽刺的是,土耳其人主动发起袭击是因为一个小国的蓄意挑衅,而这个小国,在基督教世界失去东地中海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克里特岛之后,承受了仅次于威尼斯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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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圣约翰骑士团在威尼斯拥有一座教堂和一座小修道院(它们继承自公元1312年解散的圣殿骑士团),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与威尼斯人却相看两相厌。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威尼斯的信条是在全欧洲基督教世界拥有巨大财富,而骑士们却厌恶商业和贸易。作为上帝的战士,骑士们受到苦行僧式的誓约约束,遵守清贫、禁欲和服从的规约,他们对威尼斯人的物欲以及热爱享乐的行为颇不赞同。最后,作为战士和十字军东征的产物,圣约翰骑士团公开宣扬的目标除了医治病人以外,就是在任何发现异教徒的地方与他们作战,因此骑士们谴责威尼斯一再试图与苏丹媾和的行为,认为这种态度是对基督教事业的无耻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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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七世纪中期,骑士团只不过是八十年前成功在苏莱曼大帝手下保卫大本营的骑士们所处的英雄时代的虚弱倒影。骑士们还在经营闻名在外的医院,其医疗卫生水平仍然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但他们的十字军精神却开始消失,他们的海军作战常常更像是一种无趣的荣誉作战而非打击海盗活动。此外,这些骑士也不再将他们的掠夺破坏行为局限在穆斯林船只上,他们用不足取信的借口对威尼斯和其他基督教商人愈来愈频繁地发动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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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对威尼斯人而言,这些马耳他骑士已经变成了与先前的乌斯科克海盗相差无几的可怕公害。最糟的是,这些骑士还继承了乌斯科克人昔日的恶习,在亚得里亚海海域袭击劫掠土耳其船只。一直以来,苏丹都将此类事件归咎于威尼斯,因此这将破坏里亚尔托和奥斯曼土耳其之间极其重要的友好关系。执政官不止一次被迫召来骑士团在威尼斯的代表,表示强烈抗议。公元1644年9月,他甚至威胁骑士团:如果还不改正他们的行为,就要扣押他们在共和国境内的所有财产。但骑士团一直置若罔闻。一个月后,骑士团鲁莽地发动了最后一次袭击,这次事件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酿成了这个世纪威尼斯军事上最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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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年10月,一支由六艘船组成的骑士团舰队在爱琴海中巡航时,袭击并俘获了一艘满载前往麦加朝圣的显贵人士的豪华土耳其大帆船。船上乘客包括苏丹宫廷黑人宦官头领、麦加的穆斯林法官、差不多三十名后宫女眷和约五十名希腊奴隶。骑士们随即带着战利品前往克里特,在岛屿南部一个无人看守的海岸登陆,他们走入水中,令奴隶们和一些马匹下船。当地的威尼斯总督很快到来,他满心不希望被卷入这次纯粹的海盗劫掠行为之中,于是命令他们离开。骑士团的成员在岛上各个港口几度尝试入港,但每一次他们都遭到直截了当的拒绝,最后他们放弃了那艘已经不能继续航行的土耳其船,让它听天由命,转而返回马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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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丹是半疯癫的易卜拉欣,在公元1640年即位前,他一直是帝国后宫中的一名囚徒。他短暂的执政期以残忍、轻率和堕落闻名,最后在公元1648年,这位苏丹被愤怒的臣民们处决。土耳其船的消息传入他耳中时,苏丹大发雷霆,下令立即屠杀帝国内所有的基督徒。所幸之后他被说服撤销了这条命令,但很快威尼斯密探传回消息称,土耳其人正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准备一支庞大的战舰舰队,规模惊人的报复行动已经在酝酿之中。起初人们很自然地设想,这支舰队将直接讨伐马耳他,公元1645年3月,这个猜想通过一份官方声明得到了确认;但是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市政官发出的急件却包含着愈来愈急迫的警告——声明不过是个假象。这位官员称苏丹相信威尼斯才是整起事件的幕后主谋,不然为何袭击者会直奔克里特岛?因此苏丹认为他真正的敌人是威尼斯而非骑士团,他攻击的目标也将是克里特而非马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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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急件的内容就得到了证实。4月30日,一支拥有四百艘船,搭载了五万名战士的土耳其舰队穿过了达达尼尔海峡。起初它像之前宣称的那样往马耳他方向行驶,途经克里特,然后在纳瓦里诺(如今的皮洛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角)入港等待援军和补给。但6月21日舰队从海港离开时却改变了航向。三天后,它被人目击出现在史帕莎岬,6月25日,一小部分侵略军在干尼亚西部登陆,朝城市进军,克里特之战的第一轮战斗就这样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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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或者按威尼斯人称呼其首府的名称,干地亚,是威尼斯在海外经营得最好的殖民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211年,法兰克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后十字军对拜占庭帝国的瓜分。克里特当地政府建立在母城威尼斯的行政体系之上,包括一个拥有执政官头衔的总督(不过他的任期只有两年)、一个执政团和一个大议会,但这个政府从未能像威尼斯的政府那样运作得得心应手。岛上土地最肥沃的地区大部分已经被威尼斯显贵家庭的封建庄园鲸吞蚕食,这些家族无尽的财富和骄横跋扈的行事方式令本地的希腊人十分厌恶。而这些克里特岛上的威尼斯家族反过来又在抱怨他们缺乏政治上的实权,岛上政府所有的重要官员都由威尼斯本土指派,所有的重要决策也在威尼斯制定。平时克里特的防御主要依靠封建征兵制,由大地主承担招募和维持军队的费用,此外还有城市平民和农民组成的本地民兵,但是双方都在互相推卸责任,军队纪律亦介于废弛和荡然无存之间。贪污腐败和唯利是图是当地的恶习,殖民地当局的金库作为威尼斯的财源之一经常被压榨得空空如也。公元1574年,一个叫贾科莫·福斯卡里尼的人被威尼斯授予特权来到克里特推行改革。他取得了不少短暂的成效,包括引进更准确的会计系统以及更公平的税收方式,打击腐败,重新激起征募兵和民兵的士气,还修复了行将倒塌的要塞;但福斯卡里尼一离开,克里特人就又堕落到老路上。如今面对土耳其人正在迫近的袭击,威尼斯政府下令执行一个有力的新防御计划来应对这次危机,督军总司令安德烈亚·科纳带着包括军事建筑师和工程师在内的两千五百人,和由三十艘桨帆船与两艘三桅军舰帆船组成的舰队,前往支援克里特岛驻军。此外,还有一支舰队正在筹备之中,只要一切就绪就会尽快起航。公元1645年2月10日,科纳收到了一笔金额为十万杜卡特的特别汇款,以及采取任何看上去有必要的措施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攻击的命令。科纳本人和他的前任福斯卡里尼一样高效且一丝不苟地工作,但他面前的任务太过繁重,以至于手头的资源依然捉襟见肘,留给他的时间也实在是太少了。就在6月攸关命运的那一天,当他匆匆赶到滩头时,他或许就已经明白,这个威尼斯殖民地能够在土耳其人手下幸存的机会已是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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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能否保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威尼斯许诺的后续舰队到来的速度,假如它可以在一到两周之内抵达,干尼亚或许可以幸免于难。但是约定好的舰队没有出现,科纳惊恐地收到消息,这支舰队受命在赞特岛停留,等待之后包含了二十五艘舰船的联合舰队前来会合,这支联合舰队包括了来自托斯卡纳、那不勒斯、马耳他骑士团和教宗方面的船只。然而时间紧迫,纸上谈兵的战力毫无用处,土耳其军队每天都在逼近。圣西奥多岛的要塞陷落了,不过它的指挥官比亚焦·祖利亚尼眼看已经没有继续抵抗的指望,就在堡垒落入敌手时点燃了弹药库,将他自己、他手下的士兵、土耳其侵略者和整座要塞建筑一起炸成齑粉,爆炸巨大的声响在干尼亚都清晰可闻。圣西奥多城的抵抗亦很快变得虚弱,城中的弹药与物资慢慢告罄,防御系统也一步一步被土耳其工兵破坏。最终这座城市在8月22日投降,毋庸置疑,土耳其人希望通过一场适时展现宽大为怀的表演来促使进军路上的更多城市选择投降,于是他们承诺尊重当地人的生命和尊严,保护他们的财产。土耳其人还允许守军打着他们自己的旗帜离开城市,不受打扰地乘船前往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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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眷顾土耳其入侵者。威尼斯驻苏达的海军将领安东尼奥·卡佩洛突然失去理智,抛弃城市逃之夭夭。而终于抵达克里特附近海域的联合舰队两度试图通过突然袭击收复干尼亚,但都因春秋分前后出现的二分点风暴铩羽而归。到了10月中旬,联合舰队中指挥非威尼斯舰队的皮翁比诺亲王尼科洛·卢多维西——此人从一开始就对这次远征深恶痛绝——宣布他打算打道回府。威尼斯的盟友已经不止一次对它造成伤害,正如威尼斯的海事大臣吉罗拉莫·莫罗西尼早已指出的那样,共和国最好还是独自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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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威尼斯政府已经进入了完全的战时状态。由于威尼斯没有理由相信易卜拉欣会将战场局限在一处,它又派遣军队前往达尔马提亚与科孚岛,甚至开始加固利多岛和马拉莫科附近的潟湖防御。不过克里特仍然是享受最高优先级别的重中之重,如今每一天都有满载军需品和各类物资的桨帆船和运输船前往克里特岛。但是只有一个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克里特此时需要一个最高指挥官,他必须是一个可以超脱于嫉妒和竞争这些始终存在的危险(特别是这一次还有威尼斯籍克里特人牵涉其中)的德高望重之人。元老院就最高指挥官的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在之后的投票选举中,现任执政官弗朗切斯科·埃里佐以压倒性的多数获得提名。只有乔瓦尼·佩萨罗提出异议(后来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当上了执政官),他合情合理地指出执政官年事已高,还有两个月就满八十岁,实在不宜出行。佩萨罗还为护送埃里佐前往克里特岛算了一笔账:如果执政官亲自出征,随行的还将有执政团成员和人数足够的职员与秘书,在共和国的每一分钱都必须用于支持战争的时候,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此外,执政官亲自出征这一举动或许会刺激苏丹御驾亲征,这将极大地激励土耳其人为战争出力。但是没人听从他的话,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老执政官身上,他发表了令在场所有人都热泪盈眶的演讲,宣布要承担起这项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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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埃里佐没能成功,这或许是威尼斯的一桩幸事。出征所需的准备对他来说实在太多,公元1646年1月3日,弗朗切斯科·埃里佐来不及出发便去世了。人们将他埋葬在圣马丁诺教堂,埃里佐在生前便要求将自己的坟墓建在此地,不过出于对他毫不犹豫地接受最后一项使命的敬意,他的心脏被埋在圣马可大教堂的石板地面之下。[301]接替埃里佐的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弗朗切斯科·莫林,然而他被严重的痛风困扰,所以不能接受督军总司令的职位,承担起指挥克里特岛军事行动的责任。于是现在威尼斯已经没人有足够的名望来担任最高指挥官,因此为克里特岛之战设置总司令的计划就被废置,再也没有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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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之战另一个迫切的需要是金钱。公元1646年春,威尼斯的一家之主们被召集到各自教区的教堂内,政府向他们呼吁,请求他们在这危急时刻贡献出所有富余的钱物来拯救共和国。但是威尼斯政府采取了一个短时间内收效甚好,但最终会造成极大损害的方法来募集钱财。三个新增的圣马可教堂教会总务官职务以每个职位两万杜卡特的价格出售。由于这个职位颇受欢迎,最终它的在职人数增至四十人,这个职位的售价也上升到八万杜卡特。即便如此,它们还是很快被抢购一空。年轻的贵族只要花费两百杜卡特就可以买到在大议会的一个席位,而且他们可以在十八岁就走马上任,而不必等到法定的二十五周岁。到了2月,连贵族的身份也明码标价以供出售。任何市民只要支持一千名士兵一年的战斗所需(这笔开销不会低于六万杜卡特)就可以立即跻身贵族阶级,他和他的后代将永远拥有贵族的所有尊荣与特权。虽然这个提议在元老院获得了通过,但不出意料被大议会中大多数人驳回,他们可不愿敞开大门,让那些暴发户新贵成为自己的同伴。然而次年,威尼斯政府的一份特别法令还是通过了一大批申请者的申请,这些人选的条件是否合适与他们是否能付出一大笔钱在通过申请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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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新执政官向基督教欧洲诸国发出了新一轮求助,他的求助对象除了意料之中的英格兰、法兰西和西班牙,还有瑞典、丹麦、波兰和沙皇俄国。威尼斯甚至还向波斯的萨非帝国求助,后者虽然是坚定的伊斯兰教国家,却同样受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扩张的威胁。但威尼斯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事实上,自公元1642年枢机主教马萨林接替黎塞留执掌法兰西大权以来,这个国家就延续了它与奥斯曼土耳其交好的传统政策。法兰西政府只让在苏丹宫廷任职的大使拉瓦雷纳在借道威尼斯从君士坦丁堡回国的路上向共和国提出建议,劝说它假如想避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就尽快与土耳其停战言和。尽管执政官反驳称他绝不会这样做,但随着新一个战争季节的到来,显然坚持作战的威尼斯只能单打独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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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全盘战事的关键就在于将土耳其人牵制在干尼亚这个唯一掌握在威尼斯人手中的克里特港口。如果土耳其人可以被阻挡在干尼亚城下,同时威尼斯在海岸沿线重地组建起战力,那么还有可能将土耳其军队彻底逐出克里特。为达到这个目的,增援舰队的指挥官吉罗拉莫·莫罗西尼付出了所有的精力和本领,虽然最终这些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但这并非他的过错。吉罗拉莫的亲戚托马索·莫罗西尼与二十三艘舰船力图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将土耳其舰队限制在马尔马拉海中,此举至少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土耳其军队进攻的脚步,并且激怒了苏丹,他因此下令将舰队司令立即斩首。接替的舰队司令一方面害怕落得与前任一般下场,一方面趁着一阵从舰队后方吹来的顺风,终于率军突破威尼斯人的封锁线,横扫爱琴海诸岛,直逼干尼亚。七十五岁的老海军总司令乔瓦尼·卡佩洛反应不及且优柔寡断,最终没能阻止土耳其人冲入海湾。这是个坏的开头,之后夏季到来,秋天又至,形势逐渐变得更糟。尽管威尼斯凭借着绝佳的自然地理位置和海边新整修完毕、无坚不摧的堡垒守住了苏达,但是威尼斯的舰船实际上已经被驱离海湾,撤退到罗提莫,即今天的罗希姆诺,威尼斯人在那里经过长时间的奋战,最终在11月13日被迫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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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罗提莫沦陷导致了一个对威尼斯有利的结果,它使得乔瓦尼·卡佩洛被免职(回到威尼斯之后他被处以一年监禁),接替他成为海军总司令的是吉安·巴蒂斯塔·格里马尼,这位广受尊敬和欢迎的指挥官的到来令舰队焕发新生。公元1647年初,年轻的托马索·莫罗西尼也得到了一个一雪前一年战败之耻的机会,在他追捕一些巴巴里海盗时,莫罗西尼突然发现他被不下四十五艘土耳其船包围,随后他和他的水手英勇奋战,他们端着自己的武器,直到敌人极其接近时,才近距离开火发射。不久后威尼斯人的船只被三艘土耳其船以抓钩钩住,于是双方开始了肉搏战。莫罗西尼一直在战况最激烈之处作战,直到一个土耳其火绳枪兵从背后偷袭,轰飞了他的脑袋。此时土耳其舰队的司令也受了致命重伤,但他还在继续战斗。突然精疲力竭的威尼斯人发现三艘桅杆顶上飘扬着圣马可旗帜的船正在以密集队形向这边驶来;格里马尼听到了交火的声音,于是前来调查。见此情景,这三条船也加入了混战,迫使土耳其人撤出战斗。这一战令四艘土耳其船葬身海底,剩下的则逃之夭夭。至于那些登上威尼斯桨帆船甲板的土耳其水手此时只有少数人幸存,他们很快就全部缴械投降。虽然莫罗西尼的船已经千疮百孔,但还没有沉没,它被拖回干地亚,英勇的年轻指挥官托马索·莫罗西尼的遗体从那里被送回威尼斯,以英雄之礼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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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听到这次战斗的消息再次大发雷霆。不过这次他没法再处决舰队的司令官,这个可怜人已经伤重而死,于是苏丹没收了他全部的财产,并且下令要往克里特战场输送更多的人、船只和武器,要一次比一次更多,直到威尼斯得到它应得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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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身在克里特的威尼斯人意识到,尽管托马索·莫罗西尼的英勇行为无疑激励了人们的斗志,却对他们面临的根本局面毫无帮助。克里特岛北方海岸的四个要塞(至于第五个要塞锡蒂亚,由于其位置在东方更远处,现在并不将其计算在内)有两个已经落入敌手,至于另外两个,苏达已经被海上封锁线围困了一年多,城内粮食极其短缺,而且瘟疫在苏达和干地亚两地爆发,疫病不但重挫士气,还消耗了驻防守军的数量,使其严重不足。然而由于有高墙阻挡,城外的土耳其军队却没有染上瘟疫。公元1647年夏,土耳其人对承载整个殖民地未来的克里特首府干地亚发起了第一次猛烈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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