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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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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圣灵降临节在6月的第四天，它是个星期日。过去威尼斯人习惯用豪华的排场和游行活动来庆祝这最重要的宗教节日之一。但公元1797年的圣灵降临节则不同。人们目睹自己的城市千年来第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在震惊和不知所措之下已经无心享乐。但尽管如此，法军指挥官路易·巴拉杰·迪里埃将军认为，如果可以激励当地民众，对他们起到当下急需的提振精神作用，举办一些庆祝活动还是值得的。他和临时市政府的领导人一同讨论应当以何种形式举办庆典——如今后者在他的监视下取得了威尼斯新的共和国的最高政治权力。最后他们拟定了一个国庆日方案，威尼斯市民可以在庆典上首次向他们的“民主政治”致意，并和启发它产生的革命主义产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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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是出于好奇而非热情，威尼斯人在这个星期天早晨前往圣马可广场，他们已经逐渐适应了广场中央那根与周围并不协调的“自由之树”，那是一根巨大的木柱，它的顶端有一个象征性的鲜红色“自由帽”，但它看上去更像是过去威尼斯执政官的执政官尖角帽。他们发现广场已经被三个巨大的看台从北、南、西三个方向挤满，为市政府的六十位成员准备的西边看台上，有着“遵守法律即能守护自由”的铭文，另外两个为法国人和身份稍逊的意大利权贵准备的看台，其铭文则是“武力保护初露曙光的自由”和“已确立的自由引领世界和平”。小广场也同样被装点起来，在莫洛近旁的两根石柱中间，人们展开了一条赞颂拿破仑的横幅标语，而两根石柱中的一根被黑色织物覆盖，以此来纪念在威尼斯的贵族政治下罹难的勇敢法国人——让·巴蒂斯特·劳吉尔的名字正列于名单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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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杰·迪里埃和市政府官员们落座后，超过三百名乐手四人一组，按照一定间隔环绕广场，开始奏乐，游行活动随即开始。首先出现的是一群意大利士兵，接着是两个举着点燃的火把和写着“成长吧，祖国的希望”标语的孩子。在士兵和孩子们后面，出现的是一对订了婚的夫妇，代表着民主的丰收；随后跟着的是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背负着农具步履蹒跚地走着，他们携带的标语是“直至他们如此高寿，自由才终于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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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游行结束，临时市政府的领导人走向自由之树，等到在圣马可大教堂内举办的简短仪式结束后，他将在自由之树下进行这天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他焚烧了执政官的尖角帽、其他执政官的象征物（卢多维科·马宁被要求为这项活动提供了所有的物品）和一本金书的复制品。接着他和他的市政府同事、巴拉杰·迪里埃将军和他的资深下属开始围着自由之树跳舞，同时士兵们不断发射火枪致礼，教堂钟声齐鸣，乐队演奏起革命乐曲《卡尔马尼奥拉之歌》。最后，整场庆典活动以一场节日歌剧演出告终，歌剧上演的地点，就在落成还不到五年的凤凰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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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尼斯共和国覆亡后最初的一个月内，整个威尼斯沉浸在无趣的寓言和被当今的集权政府所喜爱的空洞浮夸口号之中，这座城市全面陷入消沉，以至于很多威尼斯市民来到大议会最后一次集会的会场窗户下高喊“圣马可万岁！”而当昔日的辉煌与骄傲被象征性地投入熊熊烈火中时，他们站立在一旁为它们鼓掌。在这之后不久，一位石匠行会的领导人贾科莫·加利尼签订了一份移除或销毁城市中所有有翼狮子的合同，在签订这份合同之前，法国人已经在整个意大利大陆上，以可怕的行动力极其彻底地实行了这件事。值得我们庆幸的是，虽然加利尼接受了九百八十二杜卡特的报酬，他却并不那么尽职尽责地履行合约，只有很少的圣马可之狮被破坏。[343]这些举动展现出来的事实更清楚地显示出了在这个噩梦般的夏季，法国人和威尼斯人各自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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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今这个国家享受到的自由和民主的程度，在热烈程度和规模上，恰巧与它的政纲所宣传的成反比。威尼斯共和国覆灭后的八个月内，这个所谓的“民主”政府行使权力的情况，和它之前鼓吹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临时市政府的六十名成员甚至根本没有经过人民选举授权，而是直接由法国方面的临时代表维尔塔指派，既没有事先征询威尼斯人的意见，事后也没有请求他们认可这些任命。在这个临时政府短暂的存续时间内，没有举行过一场选举，事实上，当10月17日拿破仑根据《坎波福尔米奥和约》，背信弃义地将威尼斯城以及伊斯特里亚和达尔马提亚移交给奥地利之后，举行选举也没有多大用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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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98年1月18日，奥地利正式占有了威尼斯。不过奥地利人没能占据这座城市太久，在公元1805年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拿破仑夺回威尼斯，将它纳入自己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之中。但十年之后的维也纳会议上，威尼斯同意大利的威尼西亚及伦巴第两省一道，又一次被归还给哈布斯堡帝国。自此之后，除了公元1848年至1849年英勇而无望的十七个月间，威尼斯人发动武装起义反抗奥地利主君，并宣布新成立一个独立共和国之外，奥地利一直掌管这座城市，直至公元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帝国军队在萨多瓦被普鲁士军队击溃为止。到那时，也只有那时，威尼斯才最终在加富尔几近完成的统一的意大利中得到了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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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本书的目的是讲述威尼斯共和国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已经讲完。尽管记录下一个不那么可耻的结局会给人带来更多快乐，可历史（在此要再一次重复本书第三部分的第一页所发出的哀叹）很少会遂历史学家所愿。读者阅读威尼斯共和国最后垂死挣扎的那段历史时，难免会设想，如果当初事态朝着一个更有利的不同方向变化，那么那些事件会变得多么简单。举例来说，假如当时威尼斯能出现一位像恩里克·丹多洛、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或列奥纳多·多纳那样的强大领导人，集中威尼斯的精力，立场坚定地对付拿破仑的欺凌；假如公元1796年的夏天，威尼斯可以组织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让至少两万五千名意志坚定的士兵在一位有能力的将军率领下奔赴战场和奥地利并肩作战（而且还会得到那不勒斯王国和撒丁王国的支持），应该就能够扭转局势，将法国人逐出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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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设想都没有发生。但即便如此，这段历史也可以不必变得如此不堪。在国家摇摇欲坠之际，威尼斯人本可以展现出他们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火花，这些火花昔日常常出现在威尼斯人保卫他们的殖民地，与土耳其人英勇抗争的事迹中，半个世纪后，它们也会在这一代人的孙辈反抗奥地利人的起义斗争中闪耀。人们根本不用要求，甚至不必期待见到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城墙上那样英勇的抵抗，哪怕只要还有一丁点儿昔日威尼斯人的精神，威尼斯共和国至少就能带着表面的尊严成为历史，但即便是这一点，走入末路的威尼斯共和国也没能拥有。因此对威尼斯来说真正的悲剧不是共和国的灭亡，而是它的精神衰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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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多维科·马宁和与他一起主持大局的软弱可悲的人们，在威尼斯共和国覆灭这件事上只有一点可以称道：他们懦弱的投降至少保全了威尼斯城。如果法军设在大陆一侧海岸炮台上的火炮朝着威尼斯开火，假如法国军舰认为有必要进入潟湖并从海上炮轰城市，后果便不堪设想。尽管威尼斯还是失去了很多，拿破仑以最无法取信于人的借口[344]下令劫夺威尼斯城内的画作、雕塑、手稿、教堂金银器皿以及所有他手下的特派专员可以染指的无价艺术品，其中甚至包括圣马可大教堂的四匹青铜马，法国人将它们用船运到巴黎，用来装饰杜伊勒里花园中的卡鲁索凯旋门。我们知道，这些青铜马后来回到了大教堂的美术馆，[345]但是其他很多被征服者拿破仑抢掠的艺术珍品如今仍收藏在卢浮宫，而且似乎将一直留在那里，它们中就包括原本悬挂在圣乔治·马焦雷修道院餐厅内委罗内塞的巨幅杰作《加纳的婚礼》，以及执政官宫十人议会厅天花板上同样由他执笔的中央镶嵌板。我们唯一可以庆幸的是，拿破仑本人意外地没有踏足威尼斯，如果他当初亲自入城，很难说他会怎样更彻底地洗劫这座万城之中最富有的都会，也很难说即便他留下的影响被人遗忘后，还能给这座城市留下多深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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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是否接受威尼斯本可以自救——假设它的人们有足够的勇气、决心，以及有着英明的领导——不至于走上毁灭之路的观点，我们还是对它能够延续如此之久感到一丝惊讶。在它的历史上，共经历过三次最大的打击，第一次是公元1499年经由好望角通向印度的航线开辟，第二次是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奥斯曼土耳其势力长达两个世纪的稳步扩张，最后则是差不多全欧洲的国家集结成康布雷同盟，联手对它发起猛烈的攻击（当然最后这次威尼斯需要负主要责任）。这三次打击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导致威尼斯共和国的灭亡，能够度过所有这些危机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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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十六世纪初开始，威尼斯衰落的势头就开始慢慢变强，尽管这个势头偶尔会被一些惊人的成功和胜利所阻碍，但随着它们造成的迷雾散去，欢呼声逐渐低沉平息，威尼斯的胜利成果就会被证明不过是一些假象，而在一开始被认为是威尼斯命运转折点的事件只不过是它衰落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公元1571年它在勒班陀大败土耳其人的辉煌实际上并没带来什么好处；弗朗切斯科·莫罗西尼在公元1685年取得的一系列征服成果只保留了差不多三十年；而人们对安杰洛·埃莫在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讨伐巴巴里海盗取得的一系列小规模胜利的欢呼雀跃只能证明威尼斯人是多么渴求胜利的激励，以及他们对胜利的标准已经下降到何种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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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时，另一方面的事实开始成为威尼斯衰落的明证。尽管威尼斯的文化仍然繁荣，经济还在盛衰起伏，它的国家政体却已经病入膏肓。威尼斯的政治体制曾经奇迹般地保障共和国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使它作为一个未被中断的政权的时间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长。但到了这时，这个体制似乎最终耗尽了生命力，之前所有的灵活和弹性都消失无踪了。举例来说，安德烈亚·特隆凭借着个人魅力和性格，而非任何一个他曾拥有的职位，成为执政时间长达一代人的独裁者，个人能够对政治施以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这同时也背离了共和国一直以来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即个人手中不能集聚太多的权力。即使是在特隆死后，保罗·雷尼耶和他的伙伴们还试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半官方组织和党团会议进行统治，他们中有一些人不时在委员会或者其他地方担当实权的领导职务，而当他们任期期满之后，这些人的影响却仍然没有消除。不过假如掌权者是一个铁腕人物，那么无论这样的一个体制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它在短时间内不会必然导致一个软弱政府的产生；当危机到来时，它甚至可以做出更快的决定，采取更坚决的行动。但假如大权落在庸才手中，这个体制就不能够激发出国家宪政的力量，只能在大革命思想带来的意识形态威胁和拿破仑·波拿巴带来的军事威胁面前表现得软弱无能，无力抵抗它们的联合攻击。因此无论拿破仑如何无所不能，他也不应独力承担起导致威尼斯覆亡的全部责任。拿破仑制造了对威尼斯共和国最后的致命一击，不过共和国灭亡的命运早已注定。这个国家已经精疲力竭，士气低落，再也无法跟上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的脚步，因此，可以说它失去了求生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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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威尼斯的市民为它的灭亡哀叹，但并非他们中的所有人都为共和国走入历史哀伤。在威尼斯共和国覆灭的时候，它在欧洲和意大利没有一个纯粹的朋友。粗窥艺术门径的业余爱好者为它的美丽倾倒，浪荡子因它提供的娱乐蜂拥而来，但是很少有外国人（如果确实有的话）真正爱这个国家本身，这不是什么令人惊讶的事。对外面的世界来说，威尼斯从来都不可爱。当它强大辉煌的时候，它不受外界欢迎的原因可以部分归咎于他人嫉妒它的财富，它的壮丽，它不受外敌入侵的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但这并非是全部的原因。意大利其他的国家尤其厌恶威尼斯，它们普遍认为威尼斯人既傲慢又专横跋扈，虽然威尼斯商人通常不会在交易中玩些欺诈手段，但是在讨价还价上却毫不留情；虽然威尼斯外交人员一举一动都温和文雅，但看上去总有点儿狡猾邪恶。生而为人，威尼斯的国民缺乏同情心和激情，他们甚至根本不在乎是否受到他人欢迎，一言以蔽之，他们冷若冰霜，拒人于千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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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人得到的这些名声，至少不算是完全不公正的。威尼斯真正被误解且持续至今的，是它选择治理国家的方式。差不多有五百多年时间，威尼斯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极权国家，一个残暴的寡头政治政体，它可以不经控告便逮捕某人，不经审判便将人囚禁，不经上诉就给人定罪，并且将市民与少数被选中的统治阶级分隔开来，使他们在政府中没有发言权，没有言论或行动的自由。对这本书的读者们来说，他们应当早就明白这个观点扭曲了事实。如果威尼斯共和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寡头政治政体，那么它也有着相当广大的基础，威尼斯大议会的成员数目时常会超过两千人，而且人们以几乎夸张的尊重程度来遵守它周期性的民主原则，直到共和国历史的最后数十年。这是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除了威尼斯之外，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想象，甚至认为值得拥有这样广泛的普选权。威尼斯共和国的执政官们也绝不是恣意妄为的暴君，他们能够享受的实权比任何一位欧洲统治者拥有的都少，而且即使是执政官所拥有的权力，也只能通过众多议会和委员会施行，这些机构严格的选举规定和不断变化的成员数目足够让最坚定的抱负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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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一个集体责任制的体制而非其他任何固有的不公现象给威尼斯带来了极权国家的名声。尤其是那些成员构成不会超过一两个月不变，因而染上了匿名性质的委员会，就更被注入了神秘和秘密的色彩。不可否认的是，十人议会和威尼斯的国家监察官们就像有史以来任何一个安全部门所做过的一样，使用过间谍和告密者，但是我们需要多从这些机构使用这些手段的目的而非行事手法（除非它们涉及暴力或是威胁）来对它们进行评判。在威尼斯，人们只有经过充分的调查，才会实行逮捕行动，而且除了那些阴谋颠覆国家的犯罪者之外，其他人很少会受到严厉的判决，这些犯案者的数目事实上也令人惊讶得少。拿破仑·波拿巴不是唯一一个想象威尼斯的地牢里塞满了政治犯，而这些政治犯唯一的“罪孽”是热爱自由的人。当威尼斯共和国覆灭的时候，他或许会震惊地了解到，在威尼斯全境，没有一个人因为他的政治立场而身陷囹圄。[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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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对威尼斯国内的历史了解越多，就越不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无论以何种政治标准去看，可以说除了最后暗昧昏聩的阶段，威尼斯比起基督教世界中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更令人愉快。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地方的人能过得比威尼斯人快活，他们也无法享受比在威尼斯更多免于恐惧的自由。威尼斯人是幸运的，他们虽然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却从未被蹂躏压迫。当然，身而为人，他们不免偶尔抱怨自己的政府，在威尼斯的历史上，人们也不止一次起事，但这少数的几次叛乱都是由心怀不满的贵族，而非人民大众引起。威尼斯人勤奋地工作，在他们中手艺工匠和艺术家的比例高得非同寻常，他们比世界上其他的任何人都更懂得追逐时尚和炫耀排场，而且他们生活的家乡和祖国（尽管这看上去不太可能），是一座比如今我们所熟知的都更为美丽的威尼斯城。威尼斯人热爱着他们的城市，千余年来，他们也对自己一手缔造的共和国竭尽忠诚，使其富庶安宁。而当最后的末日来临时，直到人们茫然无助，含羞忍辱，直到执政官帽和贵族金书都被付之一炬，直到此时此刻全欧洲都开始在拿破仑·波拿巴进军的铁蹄下战栗不已，他们的忠诚才短暂地有所动摇。而如今，尽管威尼斯共和国已经消亡近两个世纪，在威尼斯的每个角落还都可以看到人们满怀骄傲纪念它的痕迹，威尼斯永远忠实的保护者，伟大的圣马可有翼雄狮，被描画在木头或帆布上，被雕刻在大理石或石块上，在黏土中成型，或借助青铜铸就形状，时至今日，它仍然骄傲庄严地指示着上帝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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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X TIBI MARCE EVANGELISTA M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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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赐你平安，福音使徒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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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史：向海而生的城市共和国 威尼斯执政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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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26—17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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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索·伊帕托（Orso Ipato）726—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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