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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1130-1194（西西里的诺曼王朝Ⅱ） 11 重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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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到阿德里安大人的时候，只觉没有人的遭遇比罗马教皇更悲惨，处境也不会比他更糟糕……他的教皇宝座上有荆棘，他的斗篷带着非常锋利的针，这针折磨着他，让他宽阔的肩膀也随之而弯曲，他艰难地维持着……如果他不担心违背上帝的意愿的话，他绝不会离开他的家乡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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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论政治原理》，第8章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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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亚溃败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人们为之而恐惧。不幸的杜卡斯在巴勒莫身陷囹圄，无法为自己辩护，因此成为替罪羊。因为他负担了明显属于皇帝的大部分最终责任，所以曼努埃尔决定恢复他的名誉。在来年夏季，名誉的恢复显得更加必要：一支由164艘船组成的西西里舰队，由马约的兄弟斯蒂芬——此时被提拔为海军统帅——率领，装着近万人的军队，扑向富庶的优卑亚岛，洗劫了沿海的所有村镇。从优卑亚岛出发，他们驶向沃洛斯湾（Volos Gulf）的阿尔米拉（Almira），同样洗劫了这里。随后，如果我们相信尼基塔斯·侯尼亚特斯的话，他们全速穿过赫勒斯滂海峡和马尔马拉海，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并向布拉契耐宫发射了一股银头箭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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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曼努埃尔·科穆宁在1157年夏向意大利派出了一位新的密使：他的大元帅（Grand Domestic）阿克苏赫的儿子，即年轻有为的阿莱克西斯（Alexis）。密使表面上的任务与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接到的命令是一样的，也就是跟还未归降的叛乱男爵们接触，组织雇佣军在沿海活动，并尽可能地煽动不满情绪。但是皇帝也为他指派了第二项任务：秘密联络马约，讨论和谈事宜。和约一日不签，敌对一日不止。打得越凶，威廉开出的条件越对君士坦丁堡有利。不过一年以来，曼努埃尔·科穆宁对外政策的剧变越来越明显。他已经知道，无法凭借武力征服普利亚。他最大的希望在于与教皇建立密切联系，借助教皇对抗巴巴罗萨。而且《贝内文托条约》签署之后，他与西西里国王达成某种和解已经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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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西斯成功完成了两项任务。在抵达的数月之内，他让罗利泰洛的罗贝尔在北方再次蹂躏西西里王国的领土，而卢佩卡尼纳的安德鲁则向南穿过卡普阿，威胁卡西诺山，并于1158年1月在卡西诺山山麓的遭遇战中打败了西西里军队。同时，尽管主持攻击行动的他无法亲自参加和平谈判，但是他可以求助于身处巴勒莫监狱的两位杰出的希腊人：约翰·杜卡斯和阿莱克修斯·布林尼乌斯（Alexius Bryennius）。通过两人的调停，双方在初春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阿莱克西斯欺骗他的普利亚支持者，让他们以为他去寻求更多的人员和给养，置他们的危难于不顾，自己溜回君士坦丁堡。威廉对拜占庭人的动机满腹狐疑，这也容易理解；但他还是向曼努埃尔派出外交使团，②送还了所有的希腊俘虏——仅有王家工坊的女人们对王国颇为重要，因此未加送还。罗利泰洛伯爵和卢佩卡尼纳伯爵突然失去了金钱支持，只得放弃了新征服的土地，另找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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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找上了腓特烈·巴巴罗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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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与东方帝国的关系在过去3年里急剧恶化。他一直不信任希腊人。在普利亚发生的战斗让他警觉，让他愤怒，因为他把普利亚当作自己的领土，希腊人竟想趁他不注意攫取这块土地，他将希腊人的行为视为典型的龌龊之举。希腊人居然在直接受帝国控制的安科纳城建立大本营，在伤害之上再添羞辱。更放肆的是，如果报告属实，拜占庭人还为获得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城镇而伪造腓特烈的书信。他最初的反应是断绝一切与曼努埃尔的关系。1156年6月，一位使者从君士坦丁堡赶来见腓特烈，与腓特烈讨论他与拜占庭公主结婚的计划（3年前，他在略显丢脸的情况下已与第一任妻子离婚），他也拒绝了。他在极短的接触之后，迅速迎娶了富有的、极为迷人的上勃艮第（Upper Burgundy）的贝亚特丽斯。后来，他听闻希腊人在布林迪西战败之后，立刻缓和下来，与他的兄弟皇帝恢复了正式联系。但是，伤害已经造成，双方均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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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对教皇同样愤怒。阿德里安不是向他亲自保证过，不会与东方皇帝或西西里国王私自交流吗？尽管如此，他还是与其中一位频繁联系，并与另一位签订了和平友好的条约。更过分的是，他在条约中承认了威廉的那顶伪造的王冠，还允许威廉在教会事务中享有比皇帝更多的特权。无论如何，阿德里安凭什么这么大方地把帝国的领土送给别人？帝国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吗？教皇的傲慢就没个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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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腓特烈最坏的预想应验了。1157年10月，他在贝桑松（Besançon）召开帝国会议。开会的地点经过了精心挑选，贝桑松是上勃艮第的首都，上勃艮第就是后来的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他想让妻子的家族和他新获得的臣民对其帝国的力量留下深刻印象。各方使节进入贝桑松，其中有法国和意大利的使节，有西班牙和英格兰的使节，当然还有教皇的使节。然而，腓特烈的精心安排却稍稍遭到了破坏，因为教皇特使当众宣读了教皇的书信。在书信中，教皇没有按照通常习惯表示欢迎和祝贺，相反，教皇选择在这一刻发表措辞激烈的抱怨。在此之前，上年纪的隆德大主教在帝国领土内赶路时，遭到土匪袭击，土匪抢走了他的所有财产，还把他关起来索以赎金。单是这桩暴行就够严重了，可皇帝又火上浇油。他早就了解事情的全部细节，却未对罪魁祸首采取该有的行动。阿德里安话锋一转，谈及更一般的话题，他开始提到以前他对皇帝施加的恩惠，尤其是亲手为皇帝加冕。阿德里安以略带派头的语气补充说，他想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进一步将封地授予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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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在这里主张他对皇帝的封建宗主权是不是故意的，我们永不会知晓。但不幸的是，他用的两个词“授予”（conferre）和“封地”（beneficia），都是描述领主把领地授予附庸之时所使用的专业术语。而腓特烈无法忍受这一点。正如书信所明示的，承蒙教皇的帮助，腓特烈才能保有神圣罗马帝国，这跟任何在坎帕尼亚领有小块土地的弱小男爵是一样的，这样腓特烈和坎帕尼亚的男爵之间就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关系了。当教皇秘书长、枢机主教罗兰友善地询问腓特烈，如果他不是从教皇手中得到的帝国，那是从谁手中获得之时，场面骚动起来。巴伐利亚宫廷伯爵（Count Palatine）维特尔巴赫的奥托（Otto of Wittelsbach）拿着剑冲过去，若皇帝没有迅速阻止，所发生的事件怕是要让隆德大主教的遭遇也相形见绌了。阿德里安听说发生的事情后，另给腓特烈写了一封信，这次的措辞更为平和，坚称自己的话遭到了曲解，而皇帝接受了他的解释。皇帝应该没有相信教皇的说辞，但是在他接下来为征服伦巴第而采取大型军事行动的时候，他不希望与教皇公开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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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看得出来，贝桑松的争论只是表象，它体现了教皇和皇帝之间更深层次的分歧，这分歧不是任何外交书信可以弥合的。可以现实地讨论基督教世界“双剑”的时代已经过去，自格里高利七世和亨利四世在近一个世纪前互相废黜、互相咒逐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从那时起，他们彼此的继承者就没有将教皇和皇帝视作同一枚钱币的两面。每一方都宣称自己拥有最高权威，并与另一方相对抗。当当事双方都是阿德里安、腓特烈这样的强势人物之时，引燃点就不远了。然而，麻烦的根源不在他们各自的性格，而在于他们所代表的制度。两人都在世时，他们之间的关系——被许多或真或假的细节所加剧——变得更加紧张，但是直到两人去世之后，冲突才演变成公开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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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说腓特烈将双剑的信条置之脑后，他还强硬地拒绝接受另一个11世纪的帝国概念。在他第一次经过北意大利去接受加冕礼的路程中，他已经被伦巴第城市自由独立的精神、明目张胆的共和政体、对他权威的毫不尊重所惊骇。由于时间紧迫，他还热切地想接受加冕礼，所以他在路上的唯一一次耽搁是在托尔托纳，让托尔托纳沦为冒烟的废墟，以展示他的不悦。自那时起，他有很多机会去感受意大利人群体感的力量，但他依然没有理解，或不愿理解。在他看来，伦巴第人不老实，这就是问题所在。1158年7月，他在波西米亚国王的陪同下，率领大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要给伦巴第人上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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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必要再细谈腓特烈·巴巴罗萨在伦巴第的运气。有一些城镇依旧忠于他，因此表示欢迎；有一些城市抓住机会，让帝国军队对付它们的敌人或商业竞争对手；其他城市跟上一次一样，在暴风雨面前再次望风而降；但还有一两座城市坚定地回击。但是对我们而言，战争的利益不在于处理一个个城镇，而在于对意大利舞台上的那位意想不到的新来者——西西里－教皇国协约所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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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贝内文托条约》比威廉或阿德里安在当时所知的要重要得多。对教皇制而言，它开创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新的政治方法，在接下来的20年，这种方法将为教皇带来可观的好处。尽管阿德里安有时依然显得犹豫，就好像他不适应新模式一样，但他最后还是接受了一直以来的想法：不能跟皇帝做朋友。和皇帝在一起的话，他会经常跟皇帝像敌人一样吵架，他必须以某种方式与皇帝相处。他与威廉签署条约之后，便有了一个强大的新盟友。有了这个新盟友，他才能在处理与腓特烈的关系时采用更坚决的态度——贝桑松的那封信就是明证。这是马约和威廉所急于鼓励的一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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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皇的圈子里，政策上这样剧烈的变化必然会在开始招致反对。教廷中的很多领导人物——大概是阿德里安在协商开始前派往坎帕尼亚的那些人——依旧秉持支持帝国、反对西西里王国的态度。达成条约的消息明显在教廷里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正如在帝国宫廷里所造成的一样。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教廷众人的态度渐渐转向亲威廉。原因有好几个。其一是巴巴罗萨的傲慢，这傲慢已在贝桑松展示过，前前后后的其他事情也能确认他的傲慢。此外，与西西里的联盟已成为既成事实，再反对也毫无意义。至于威廉，他已表现得足够真诚。在教皇的提议下，他与君士坦丁堡讲和了。威廉很富有，也很强大。而且，好几位枢机主教也能证明他的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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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当腓特烈·巴巴罗萨开始攻击并劫掠伦巴第的城市时，一股反对帝国的潮流席卷了整个意大利。伴随着这股潮流的，还有恐怖的情绪。如果皇帝征服了伦巴第，还有什么可以阻止他继续前往托斯卡纳、翁布里亚（Umbria），甚至去罗马城呢？不久，陆续有人受到腓特烈的行动的伤害：丧夫的妇女，丧父的孩子，城镇被烧、村庄被蹂躏后出来流浪的人，遭到流放的市政官员，当然，不可避免地还有搞阴谋的人。我们面前的这些人，运用各自的方式，试图寻找一个抵抗的中心，寻找一个可以集中他们的愿望和理想的强大力量，想要自由而不要支配，想要共和主义而不要帝国主义，想要意大利人而不要条顿人。他们找到了英格兰人教皇与诺曼国王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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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158年，马约一直在努力加强教廷对西西里的支持，枢机主教罗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罗兰是阿德里安的秘书长和最信任的副手，是教皇与西西里结盟的主要促成者之一，现在又是其主要拥护者。罗兰和马约合作甚洽。1159年春，发生了第一次出于教皇－西西里联盟的直接煽动的反腓特烈的事件。米兰突然摆脱了帝国的权威，在接下来的3年里，米兰人坚决地抵挡住了皇帝想强迫他们就范的所有做法。1159年8月，米兰、克雷马（Crema）、皮亚琴察和布雷西亚的代表在阿纳尼（Anagni）会见教皇，阿纳尼是一座靠近西西里王国边境的小镇。在国王威廉的使者的见证下——马约或许能轻松地出现在现场——代表们发下誓言，这将在未来成为大型伦巴第联盟的核心。这些城镇承诺，绝不在没有得到教皇同意的情况下跟共同的敌人和谈；教皇承诺，将在40天后将皇帝处以绝罚。最终，聚集的枢机主教们商议，阿德里安去世后，新任教皇应该从在场的枢机主教中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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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此举说明教皇已明显时日无多了。在阿纳尼时，教皇突发心绞痛，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1159年9月1日夜，他去世了。他的尸体被运到罗马，被安置于一座3世纪的不显眼的石棺之中，这座石棺至今还保留在圣彼得教堂的地下室。1607年，当人们拆除旧的圣彼得教堂时，石棺被打开过，人们发现这位唯一的英格兰人教皇的尸体是完整的，身着深色丝绸法衣。考古学家格里马尔迪（Grimaldi）描述说：“一个小于常人的男人，脚上穿着土耳其式凉鞋，手上戴着一个镶有大颗祖母绿宝石的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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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评价阿德里安任教皇时的成就。有人将他视作乌尔班二世之后最伟大的教皇，这大概过誉了。比起在12世纪前半叶坐在教皇宝座上的那些庸才，他确实鹤立鸡群，就像他自己又被杰出的继任者的光芒所遮盖一样。然而，很难看出为何格里高洛维乌斯（Gregorovius）会认为阿德里安的本性总是“如他坟墓的花岗岩一样坚硬不屈”。他在早年确实坚强不屈，却在《贝内文托条约》之后因为环境所迫而完全转变了态度，尽管最后的结果对教皇的利益有利。从那时起，他似乎就失去了他早期生涯的大部分敏锐感。与继任时相比，他去世时的教皇之位更加强大，更受人尊重，但是这之所以能成功，大部分是因为他对伦巴第联盟的认同——相应地，他要为伦巴第联盟感谢巴里的马约的外交政策，感谢枢机主教罗兰的政治才能。并且，他最终没能成功降伏罗马元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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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位时间不到5年，但这几年对教皇之位来说很困难，却至关重要，他承受着这种压力。很久之前，他的健康就已开始出现问题，他的精神也是一样。他向非常了解他的英格兰同胞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吐露，教皇之位的重担现在已经超出他所能承受的范围，他常常想自己从未离开英格兰就好了。他去世时，就像许多在他之前去世的教皇一样，正过着艰难的流亡生活。死神到来时，他伸手欢迎，犹如欢迎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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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贝内文托条约》到教皇阿德里安四世去世之间的3年时间里，西西里国王威廉在欧洲舞台上的位置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国王本人依旧居于这个变化的中心。他的政策由巴里的马约所制定、执行，政策的基础原则有两条：与教皇亲善，与西方帝国对抗。他从未与北意大利的城邦或者城镇产生任何争吵，除非它们被金钱收买，或以其他方式被诱骗着跟他的敌人合作。但是，他身边的盟友关系时常发生改变。教皇到贝内文托妥协一事再次说明了一个在过去100年里不证自明的事实：教皇若想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其唯一希望就在于跟诺曼西西里结盟。威廉快速而彻底地在普利亚击败了拜占庭人，尽管腓特烈·巴巴罗萨不情愿，却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痛恨之情未减分毫，却心生敬意，所以他决定无限推迟惩罚性的远征活动。最矛盾的事情莫过于伦巴第的城镇开始把西西里国王视作他们共和理想的坚定拥护者，歌颂国王为公民自由的捍卫者。要知道，西西里王国的封建制度很稳固，它比任何西欧国家的君主制都更专制，而且此时巴里城废墟中的烟尘还未完全消散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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