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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 [:1706445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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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布斯堡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 第三章 巴尔干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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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的杀伐之声即将大幅升高。一九一二年三月，俄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成功打造出旨在阻止青年土耳其党收回巴尔干半岛失地、击退奥匈帝国侵犯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然后俄国出面居中协调，让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达成瓜分马其顿的协议。奥地利始终认定，马其顿曾遭多个外族入主一事（曾先后属于保加利亚帝国、塞尔维亚帝国、拜占庭帝国），加上该地族群、宗教的多元复杂，会使任何巴尔干国家都无法控制它。毕竟土耳其人二十世纪统治马其顿时，凭借的手段包括鼓励居民（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罗马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互相迫害（此举偶尔迫使列强坚持要求土耳其改革，甚至派国际委员会来落实改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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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俄罗斯的介入，对土、奥两国大计的威胁，远不只限于马其顿一地。由于俄国的运作，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为共同目标而结盟，说服希腊和黑山加入一起奋斗，然后在一九一二年十月向奥斯曼帝国宣战。这一巴尔干联盟的成员国不久后就会为争夺战利品而大打出手，但当下他们都有志于趁君士坦丁堡充满干劲的新政府尚未巩固其在国内和在其少数仅存的欧洲省份（例如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的权力时，先打败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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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爆发的战争，使奥斯曼帝国失去大片疆土，使其陆军消亡殆尽。开战才三星期，五十万土耳其部队（在色雷斯的二十二万部队和在马其顿的三十三万部队），遭总兵力达七十一万五千人的巴尔干联军击败。希腊人拿下萨洛尼卡；保加利亚人进逼到君士坦丁堡城门；黑山人攻入科索沃和斯库塔里（斯库台）；塞尔维亚人往南攻入马其顿，远至莫纳斯提尔（Monastir，马其顿语称比托拉/Bitola），然后十一月时挥兵向西抵达海边。由于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占领土耳其的爱琴海沿岸，塞尔维亚人即不客气夺取奥斯曼帝国阿尔巴尼亚境内滨亚得里亚海的四个港口：圣乔凡尼-迪梅杜亚（San Giovanni di Medua，阿尔巴尼亚语称圣金/Shëngjin）、阿莱西奥（Alessio，阿尔巴尼亚语称莱什/Lezhë）、都拉佐（都拉斯）、发罗拉（Valona，阿尔巴尼亚语称夫罗勒Vlorë）。一九一三年五月签署的伦敦条约，为土耳其在其欧洲诸省的统治敲响丧钟，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诸省大部分被转让给巴尔干联盟。奥匈帝国，欧洲的巴尔干强权，一无所获。维也纳的《时代周刊》以无法置信的惊讶口吻说道：“这场巴尔干危机使我们的外交遭逢如一八六六年的挫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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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奥匈帝国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并不突出。死于危机期间（一九一二年二月）的埃伦塔尔，认为在维也纳准备好可以重新向爱琴海进攻，在途中吞并马其顿之前，不妨让这个省份留在土耳其人手里；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希腊人突然进占萨洛尼卡，塞尔维亚人突然攻入史高比耶、科索沃以及阿尔巴尼亚诸港。从经济上讲，这一发展无异于一场灾难。在土耳其百分之十一的关税下畅销的奥地利制造品，从此再无法打入这些新市场，因为这些市场被筑上进口关税壁垒，从最低的保加利亚的百分之三十三，到最高的希腊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奥斯曼帝国人民所戴的非斯帽（fez），原几乎都是波希米亚的毛纺厂所制，但不久后这些毛纺厂就会失去这笔很有赚头的生意。[3]“头一个亡于巴尔干飞蹿的子弹者，乃是现状，”有位奥地利将领痛苦地指出。原本令维也纳受益的现状，突然间烟消云散。[4]在奥地利军界，巴尔干危机的解决之道似乎再清楚不过。“就让这件事爆发为战争，”阿佩尔将军从萨拉热窝匆匆写道，“我们有什么好怕的？俄罗斯？他们不会有任何动作，我们得把塞尔维亚一劳永逸地解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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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俄罗斯人大概会有动作，而且弗朗茨·约瑟夫和弗朗茨·斐迪南都不想要战争，尽管塞尔维亚就是靠战争并吞掉奥匈帝国主要势力范围里的大片土地的。接埃伦塔尔之位的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伯爵，因决意阻止战争升级并打造奥俄友好协约，已得到皇帝和皇储的支持。他主张奥匈帝国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以免列强想起它一九〇八年的“侵略性角色”。[6]由于无意用武力恫吓，贝希托尔德实行没人放在眼里的软弱外交路线。他安排了一个“马其顿代表团”（来自索非亚的两名教授和来自史高比耶的一名土耳其退休官员）访问英国驻维也纳大使馆，让他们在该使馆发出独立而非瓜分的恳求。他们主张，“马其顿理当得到自治，不该被移交给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结果是狗吠火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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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上奥地利人能如何执行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日益萎缩的治理权？奥地利若掀起大战，德国将不得不充当其后盾，因此德皇以嘲笑口吻说道，他不会“为了一些牧羊草地”大动干戈。[8]心知为了阿尔巴尼亚的牧羊草地大动干戈，战火会扩及加利西亚的农业区，因此，舍穆瓦将军惊恐万分地响应这场危机，特别是回应一九一二年秋俄国在华沙和基辅两地区的试验性动员。他下令局部动员（在波斯尼亚和加利西亚的五十万奥地利人），但无意动用他们。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忧心忡忡，在布达佩斯召开一场有康拉德、舍穆瓦、弗朗茨·斐迪南参与的军事会议，与会诸人全都同意什么都不要做。[9]这情况和一九一四年七月奥匈帝国会面临的情况（塞尔维亚挑战维也纳，俄、法两国站在塞尔维亚这一边）几乎一模一样。但一九一二年时奥地利的决定，比两年后会做出的决定，明显更为明智。布达佩斯会议推断，以奥地利如此薄弱的陆军，靠军力解决问题绝对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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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作战计划——因应俄罗斯（R）的部队和因应巴尔干半岛（B）的部队，加上在这两者之间策应的一支机动预备队——表面上看来颇能因应新情势，但实际上掩饰了现代战争决定胜负之关键（运输工具、火炮、受过训练之步兵）的严重不足。因此，贝希托尔德把重点放在减少奥地利的损失，尽量保住奥地利的颜面上。基于此考虑，他公布一组不算苛刻且勉强保住面子的要求：领土得到扩大的巴尔干诸国必须“尊重奥地利的经济利益，与维也纳谈定贸易协议，保持通往（爱琴海、亚得里亚海）两海域之铁路、公路畅通无阻”。[10]贝希托尔德还让人意想不到地成为新独立的阿尔巴尼亚之父（使该地和其四个奥斯曼港口不致落入塞尔维亚之手），坚持要塞尔维亚继续当个内陆国，要靠新帕扎尔区的阻隔使塞尔维亚无法直接进入黑山和亚得里亚海。奥地利人控制新帕扎尔区这个八十公里宽的狭长地带多年，但一九〇八年，作为其吞并波斯尼亚后给予土耳其的补偿之一，已将它归还土耳其。这时奥地利人不由得处于一有点荒谬的处境，即试图捍卫正日渐消失之土耳其辖下欧洲省份的主权。贝希托尔德向奥地利代表团解释道：“我知道‘大家都说’奥斯曼帝国一瓦解，奥地利就该夺取新帕扎尔区，以阻止大塞尔维亚国的出现，但我们觉得如今这么做，代价会太高。”[11]一心想着实现其扩张天命的塞尔维亚，刚刚收复其在一三八九年黑鸟平原（Field of the Blackbirds）之役中被土耳其人夺走的所有领土，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让阿尔巴尼亚独立，乃是维也纳所能有的最好作为。[12]阿佩尔将军行走于波斯尼亚境内时，察觉到鄙夷之意：“在这里，就连村中愚夫愚妇都开始嘟哝‘破烂的老奥地利’——一如这里的报界；每个人都认为这个君主国衰弱、怕得发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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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把塞尔维亚斥为微不足道的“猪与猪群之地”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这时与舍穆瓦前往柏林，以取得德国保证在奥地利与猪群交战时支持奥国。柏林报界饶有兴味地打量这些忧心忡忡的奥匈盟友：“理论上，欧洲六大国平起平坐；但实际上，在民族特性、财力与经济实力、迅速动员能力、海陆军队素质上，有很大差异。”[14]民族特性乃是这几个项目里霍夫堡宫能在短期内改变的唯一项目，于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以爱说大话著称的康拉德，在弗朗茨·斐迪南的极力要求下复职，取代舍穆瓦。当初康拉德于“舍奈赫危机”期间遭解职的内情，这时也曝光，原来那是美景宫与霍夫堡宫所达成交易的一部分。弗朗茨·斐迪南原想要撤换外长埃伦塔尔和陆军部长舍奈赫，但皇帝坚持条件交换，以继续将陆军抓在手里。于是，弗朗茨·斐迪南同意康拉德下，舍穆瓦上，前提是皇帝愿意照斐迪南的意思撤掉舍奈赫，换上奥芬贝格。但一九一二年三月，三家匈牙利报纸揭露奥地利拟了最高机密的U计划（斐迪南大公欲入侵匈牙利、关闭其议会的一九〇五年计划），并指出该计划在由奥芬贝格拟定时，奥芬贝格就变成烫手山芋，即使是对斐迪南大公来说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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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计划的曝光引发轩然大波，于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即上述交易谈成才一年，就不得不草草谈定另一项交易。皇帝将奥芬贝格解职，且不尽放心地召回康拉德。布罗施从美景宫指出，如果找别人来当，当然更好，但其他候选人全是“婆婆妈妈之徒”。舍穆瓦未做出一番成绩。他的声望不够高，压不住阵脚，在战争隐隐然即将爆发之际，必然总绾兵符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将需要康拉德当他的左右手。[15]法国驻维也纳大使馆觉得这场危机最有趣之处，乃是揭露了霍夫堡宫与美景宫无休无止的暗斗。披露U计划那三家报纸全领皇帝的薪水，这表示弗朗茨·约瑟夫刻意铲除奥芬贝格，“以打击弗朗茨·斐迪南和其党羽”。法国大使馆论道，这类耍阴使计的行径，不只降低奥地利高级军官的战斗力，也降低他们的素质。康拉德果然取代舍穆瓦出任参谋总长，但找不到人接替奥芬贝格。“没有优秀的军官愿意接陆军部长之位，”法国人指出，“近来，帝国陆军部被视为匈牙利的附属机构——事实确是如此——且如今大部分高级军官效忠于弗朗茨·斐迪南，不想冒着被他视为叛徒的风险接掌这一职务，因为皇帝太老，不值得把个人前途押在他身上。”[16]最后，博尔弗拉斯终于找到一位已快退休因而不在意前途之人：六十三岁，在皮尔森（Pilsen）的Skoda厂督造新火炮的亚历山大·克罗巴廷（Alexander Krobatin），一个无害且无能之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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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迪南大公和康拉德两人未拾回过去的友谊。虔诚的天主教徒弗朗茨·斐迪南，痛恶康拉德与已婚女子半公开往来引发的轩然大波，也痛恶这位参谋总长明知奥地利军力不强仍那么不自量力地好战。斐迪南大公始终中意于奥、俄达成保守性协约的构想（且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与塞尔维亚、俄罗斯，很可能还与意大利、罗马尼亚同时交战的难题），因此渐渐转向贝希托尔德与皇帝的和平政策。[18]但和平政策的可行性似乎也不高——塞尔维亚一心想打仗，俄罗斯想不出与奥地利重启一八七八年已截止的同盟关系有什么好处。更糟的是，弗朗茨·斐迪南认为阿尔巴尼亚的角色，类似于一八六四年时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普奥战争就肇因于这个地区的归属争端。普鲁士人从丹麦手中夺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诸公国，将它们与奥地利分掉，然后以分配战利品时必然产生的不和为借口，向哈布斯堡王朝开战，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德意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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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斐迪南深信俄罗斯人在阿尔巴尼亚玩同样的把戏——打算“缩小阿尔巴尼亚的疆域”，以壮大其“塞尔维亚受保护国”，为剩下的领土挑起与奥地利的战争。[19]他只能指望德国人会支持奥地利，制止俄罗斯。[20]如果德国人不愿意，奥地利会垮掉。就连老迈的弗朗茨·约瑟夫都惊醒过来，紧张问道：“陆军已可以作战了吗？”[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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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申布伦宫召开的一场高层首长初步会议，权衡了奥匈帝国不同选择的利弊得失。外长贝希托尔德推测，德国人大概不会支持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军事冒进”。[22]事实上，德国人会；在三天前于波茨坦召开的德国秘密军事会议中，德皇与其将领就已决定，无论情况如何他们都会保卫奥匈帝国，且应引发战争，以在俄、法两国尚未完成其军事扩张时将它们击败，“愈快愈好”。[23]一如以往，德国人不认为有必要将此决议告知奥地利人，奥地利人不觉得有必要向其盟邦征求意见。一如一九一四年七月时德奥所会有的作为，这两个大国各搞各的，不知对方的真正意向。奥匈帝国的财长提醒道，不管有没有德国支持，奥地利节节升高的备战成本会搞垮财政。陆军已召集十七万两千后备军人增援现役部队。其中一半部署于加利西亚，另一半部署于波斯尼亚，然后又召集了五万后备军人。在皮尔森、布拉格、柯尼希格雷茨，捷克籍后备军人被派赴驻地时高唱塞尔维亚国歌，而非奥地利国歌，哗变情景令皇帝震惊。在柯尼希格雷茨（捷克语称赫拉德茨-克拉洛韦/Hradec-Králové），两千民众堵住兵营通往火车站的公路，朝试图驱散他们的警察丢石头；还有数百名示威者等在火车站，当局动用上了刺刀的部队才将他们驱离。开拔部队的指挥官在火车车厢里遭愤怒暴民攻击。火车启动时，又有数十平民躺在铁轨上阻止运兵火车离开，当局不得不将他们拖到监狱。[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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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那句老话“奥地利皇帝说‘上马鞍’，人民就上马鞍”，已不再适用于现实情况。在萨拉热窝，波蒂奥雷克估计，为了巴尔干战争危机派到那里的后备军人，至少有三分之一不堪用——政治上心怀不满、身体不适作战，或两者兼而有之。[25]这样的局部动员，所费也不赀：这一突发且短暂的活动，耗去两亿七千五百万克朗（五千五百万美元），相当于平时陆海军费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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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开销如果持续到真正爆发战争时，有可能使国家破产。反过来说，这个君主国禁得起这样的花费却不动手？康拉德提醒所有听得进去的人，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开始的局部动员（只有加利西亚境内三个军和波斯尼亚境内两个军），每天要花掉两百万至三百万克朗。光是多添购用以运送补给品、火炮和增援骑兵中队的马，就花掉三千多万克朗（六百多万美元），但皇帝找任何地方要钱，都吃闭门羹。对于陆军部长奥芬贝格的紧急拨款请求，匈牙利议会连考虑都不考虑，奥地利议会则用刻意阻挠议事的手段将该请求拒于门外。最后，弗朗茨·约瑟夫动用哈布斯堡王朝典型的利益交换手法，以承诺于伦贝格（乌克兰语称利沃夫/Lviv）设立乌克兰大学，使乌克兰籍议员不再阻挠议事，但已为时太迟：无计可施的财政部已寻求以屈辱性的条件在纽约借款，也打算针对收入、资本利得、不动产、火柴、烟草、烈酒，以及史上头一遭的，针对咖啡馆里侍者的小费，征收不得人心的新税。[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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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只有前陆军部长从这场危机中获益。涉入U计划，只是奥芬贝格十二月离职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拿承包动员事宜之公司的股票内线交易之事。据说是一位名叫海因里希·施瓦茨（Heinrich Schwarz）的低阶军官向证券交易所密告此事，此人后来自杀，留下他与奥芬贝格将军往来的书信。[27]维也纳显然一筹莫展。丑闻、蓄意抵制议事、次级信贷、示威、哗变——维也纳无法再承受一次这一连串丢脸的事；它宁可冒战争的危险。“奥地利陆军得发动战争，而非只是摆出不惜一战的样子……不计代价追求和平的民众似乎决意用最高昂的成本买得和平，而塞尔维亚则让自己永远处于随时可开战的状态，耗尽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财力，以便战争爆发时，俄罗斯可轻易消灭国力已遭削弱的奥地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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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场危机中，征召三十万后备军人的俄国头一个打退堂鼓，断定不值得为了替塞尔维亚取得阿尔巴尼亚的港口，与德、奥两国交战。[29]俄、奥等列强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在伦敦召开大使会议，以阻止危机恶化，避免战争发生。“在此谈判时，（奥斯曼）帝国被摆在砧板上砍成数块，”维也纳《新闻报》驻伦敦记者报道说，“马其顿丢了，古塞尔维亚（Old Serbia）、伊庇鲁斯与其附近岛屿（Epirus and the Islands）、阿尔巴尼亚成了受大国保护的中立区。留给土耳其的，只有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周边的部分色雷斯地区。”[30]但尽管失去大片领土，青年土耳其党仍熬过了又一波的打击。恩维尔帕夏在君士坦丁堡他挂着拿破仑、米歇尔·内伊（Marshal Ney）肖像的办公室里招待外国记者时解释道，青年土耳其党为保住斯库塔里、阿德里安堡、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四座希腊岛屿之类的地方战斗，把每一次失土视为把土耳其外债转移给巴尔干的机会而予以接受，借此吊诡地展示了他们维护祖国的决心。[31]这样的说法倒也有其难以反驳的道理；土耳其国土缩水，但长远来看稳住自己，而执着于维护荣誉和历史权利的奥匈帝国人似乎没能耐这样做。国外有个新病夫，那人位在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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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未爆发，但差点爆发，且双方都从这一令人惊骇的事件得出错误的结论。弗朗茨·斐迪南的《奥地利评论报》怒冲冲说道，维也纳差一点遭遇“第二次柯尼希格雷茨之败”，差点“被赶出巴尔干半岛”。[32]布罗施上校惊讶于在人人都已上紧发条准备开打时，“和平意想不到地出现了”。[33]康拉德认定俄罗斯打退堂鼓，乃是因为他的局部动员，也认定他本可以入侵塞尔维亚和黑山然后全身而退。波蒂奥雷克写道，在下一场危机时，将不得不开战，否则“士兵和军官会认定政治领导人已对军队失去信心”。奥地利不能“像一九〇九、一九一二年那样”第三度征集后备军人，“却不动用他们”。换句话说，若未来再有挑衅，必会引发世界大战，但这个君主国如此不得民心，碰到这样的战争时，大概会有多达三分之一的奥匈帝国军人不愿为它打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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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的敌人也对这场危机有错误的解读。俄罗斯推断，奥匈帝国未入侵塞尔维亚，乃是因为害怕俄国军队，而非因为德国人的制止。[35]塞尔维亚人认为他们带挑衅意味的吞并无伤大雅，把战争恐慌心理归咎于“又老又病的弗朗茨·斐迪南的武力恫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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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则庆幸奥地利避掉了战争，至少避掉了在巴尔干半岛的战争。在柏林，德皇像个往巧克力盒里仔细瞧的人，拿捏不定该追求称霸欧洲，还是称霸全球。他把目光盯在“土耳其、中国、南美”境内更美的肥肉，在那些地方，诚如柏林报纸所说，“下一个十年将决定由哪一个经济大国击败群雄而胜出”。[36]由于这些肥肉已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德皇打定主意不想只因为“奥地利不让塞尔维亚人在阿尔巴尼亚立足”，而卷入对抗俄、法、英的民族生存战中。德国参谋总长毛奇最初判定战争“势不可免”，这时却根据帝国的新形势改弦更张，把处于较边陲地区之巴尔干半岛上的战争恐慌现象视为“奥地利人的愚蠢行径”。[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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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愚蠢之事会发生。一九一三年五月，巴尔干半岛上空再度战云密布，保加利亚人扬言掀起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以扩大他们在马其顿所瓜分的领土，就在这时奥地利报界报道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四十七岁的阿尔弗雷德·雷德尔上校，哈布斯堡陆军最有才华、最受肯定的军官之一，在大部分同辈都还在上尉官阶苦撑时就当上上校之人，被人发现死于维也纳某饭店房间里。他把布朗宁手枪塞进嘴巴扣动扳机，轰掉颚部和脑部，左鼻孔喷出大量鲜血，几乎立刻丧命。雷德尔于周六住进饭店，周日早上被人发现瘫在安乐椅上，血已干掉结块，手枪掉在他右手下方的地板上，手枪（显然不是他自己的手枪）的使用手册摊在他身旁的桌子上。书桌上摆了两封信，一封给他的最后一个指挥官上司，布拉格的阿瑟·吉斯尔（Arthur Giesl）将军，另一封给他的兄弟。另外，还有一份简单的自杀短笺：“请求谅解和原谅。”[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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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报界如饿虎扑羊般拥向这则最新的离奇事件。那是丑闻频发的一年。首先，爆发无畏级战舰事件，奥地利第一艘全装重型火炮战舰同心协力号（Viribus Unitis）交舰时，发现舰身过重，航速比先前对外宣称的慢了一半。几名海军将军和造船厂主管遭撤职，制造出不符规格之火炮与装甲的Skoda厂遭公开责难。[39]然后爆发扬德里奇事件（Jandric Affair）。波斯尼亚塞尔维亚裔出身，与参谋总长康拉德之子库尔特（Kurt）交情甚好的奥地利中尉塞多米尔·扬德里奇（Cedomil Jandric），被指控将奥地利火炮的技术资料卖给俄国人，且判定其罪名成立。[40]陆军调查扬德里奇，结果查出另一个间谍（库尔特·康拉德的意大利女友），这间接表示小康拉德本人可能也涉入其中，从父亲书房偷取最高机密文件卖给俄国人。扬德里奇丑闻之后闹得非常大的奥芬贝格事件，则似乎坐实了哈布斯堡王朝最高阶层贪得无厌、对人性怀疑悲观的印象。这位哈布斯堡前陆军部长遭指控拿国防承包商的股票进行内线交易，最后只受到微惩就脱身。然后，现在，就在那最后一桩丑闻的风波几乎要平息之际，康拉德将军底下极优秀聪明的一位军官，被人发现自杀身亡于饭店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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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界推测，雷德尔上校是那种为上司承办大小事，做到累得像狗的人。在弗里德里希·贝克（陪侍皇帝左右且生性很懒惰的皇帝好友）当参谋总长那二十四年期间，这种人到处可见。贝克和其底下的各部门头头，常把自己该做的大小事，都丢给波蒂奥雷克、康拉德和最近身亡这位上校之类积极进取的下属做。吉斯尔将军（典型的奥地利好逸恶劳将领，松垮垮的三层下巴垂在他军装衣领上）把雷德尔调来他麾下，正是因为在维也纳的共事经验，让他知道雷德尔是个从不喊累的工作狂。总而言之，雷德尔工作个不停，早早就来上班，工作到很晚，然后到咖啡馆看报纸，接着回办公室工作到深夜。他离晋升将官只差一小步，但似乎不堪工作负荷而垮掉。另有报道推测，雷德尔说不定是被国外危险的“秘密活动”搞到精神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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