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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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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二 特殊移民政策的两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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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逝世后不久，联共（布）党内便爆发了列宁所担心的分裂和激烈的权力争斗。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斯大林击败各个反对派，确立了自己在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地位，斯大林模式开始在各方面取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特殊移民政策也随即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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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0年代起，当局开始将特殊移民政策付诸实践。该政策具体包括人口的迁移、运输、移民区管理、劳动生活安置以及特殊移民的法律地位等多项内容，总体可划分为以下两个发展阶段：第一，整个1930年代，特殊移民以“流放富农”为主（包括居住在边境地区的部分“可疑分子”和城市中的无业游民等）。人口数量约250万人，其中流放富农220万人，其他30万左右。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俄国“富农”人口资源的枯竭，特殊移民政策的民族驱逐特征逐渐增强。第二，40年代至50年代初，苏联特殊移民政策在放松对流放富农—特殊移民控制的同时，开始将移民重点转向诸少数民族和许多带有民族特征的社会集团。特殊移民类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特殊移民监管制度不断强化。这一时期，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持续缩减，截至1953年仅剩两万多人。随着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人口数量的下降，以民族特征为标志的特殊移民人数渐居主导地位。特殊移民人口总计约3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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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的特殊移民政策——流放富农和迁移部分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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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以前被当局以“富农”名义流放的农民，称作特殊移民，1934～1944年间——改称劳动移民[18]，1944年3月以后——又继续称作特殊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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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作了《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他说：“现在在全盘集体化地区剥夺富农财产已经不是简单的行政措施。现在在这些地区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现在来谈剥夺富农财产问题是可笑而不严肃的。既然割下了脑袋，也就不必怜惜头发了”，“绝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19]1930年1月21日，斯大林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一文，进一步表明消灭富农阶级政策并不是限制政策的继续，而是党对富农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结果。“目前党在农村中的政策并不是旧政策的继续，而是从限制（和排挤）农村资本主义分子的旧政策向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方面的转变”。[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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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斯大林关于富农阶级政策的讲话精神，1930年1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新委员会，具体制定了对待富农的新政策。1月26日，政治局批准了该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草案。1930年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全盘集体化地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与富农作斗争》的决议，从法律上明确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1930年2月4日，苏联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全苏集体农庄中央草拟了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具体指令，并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电告各地苏维埃政府。[21]由此，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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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基层苏维埃和基层党组织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将消灭富农阶级作为完成全盘集体化的纯行政措施来对待，即先消灭富农，然后实现全盘集体化。遭到当局迁移的富农具体包括以下三个类别：其一，反革命积极分子——积极反对集体农庄组织，擅自逃离常驻地和以非法身份存在的富农分子；其二，各地方对反苏维埃富农积极分子提供支持，并对之产生着重大影响力的大富农；其三，落后的富农。在各地方政府对富农实施迁移的活动中，被剥夺财产的并非只有富农，实际上还包括了一些所谓“依附于富农的人”，即中农、贫农，甚至还有一些伙同富农，公开从事反集体农庄活动的雇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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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富农家庭的家长均遭到当局的逮捕，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派员、俄共（布）州委（边疆区委）和检察院组成的特别机构负责此类案件的审理。针对第三类富农的迁移，由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负责。一般情况下，只在各州或边疆境内执行，不必发往当局指定的特殊移民区。第二类富农，以及第一类富农的家属均被迁往国家在边远地区为其划定的特殊移民区或劳动移民区（此类移民区又称作“富农流放”区或“劳动流放”区）。具体由当地村苏维埃提出名单，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编制名册和实施没收富农财产的行动。为了帮助各地贯彻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联共（布）中央决定从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工业城市，动员2500名党务工作者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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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0、1931年的两年里，共有6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24万户富农被强迫迁徙。西伯利亚、乌拉尔、北方地区等人迹罕至的地方出现了许多“富农流放”区。到1931年底，全国的富农户大约只剩下15万户。到1932年底，只在民族区和粮食消费区大约还有6万户富农。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从苏联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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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移民到达指定特殊移民区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工作人员会对这些富农移民进行挑选：一部分人予以释放，其他一些送往集中营，绝大多数则留在特殊移民区内。例如1933年5月20日М.Д.贝尔曼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Я.С.阿格拉诺夫和Г.Е.普罗科费耶夫报告说：“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西伯利亚集中营的通报和你们的批示，我们已对今年5月20日从高加索来到托姆斯克的9868名富农移民实施了检查，其中根据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三人领导小组的决议，被彻底解放的移民有85人，有条件获释2422人，送入集中营64人，发往特殊移民区7297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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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初，流放富农基本在各移民区安定下来，俄罗斯联邦境内各移民区的特殊移民数量占到了其总量的97.9%。[23]1935年以后，当局将富农分子强制迁往特殊移民区的活动仍在继续，但流放富农的规模明显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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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以前，特殊移民的迁移、劳动安置等问题均由边疆区和州执委负责。1931年7月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特殊移民安置》的决议，责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承担特殊移民的行政管理、生活和劳动安置等职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要求古拉格[24]来具体负责特殊移民区的组建工作。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31年8月16日第174c号、1933年4月20日第775/146c号和1933年8月21日第1796/393c号诸决议，古拉格肩负了对富农迁移民的行政监督、生活和劳动安置等各项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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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1741个特殊移民区实施行政管理，截至1938年6月古拉格共设置了150个区级和村级警备派出机构。1937年，特殊移民区管理和警备机关共有工作人员25000人。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特殊移民部和地方囚禁部负责这些警备派出机构的领导工作。各级管理机构行政费用的5%（1931年8月前为25%，1932年2月前为15%）由在经济部门从事劳动的劳动移民的工资来支付。例如1937年劳动移民行政管理机关的实际支出费用为1700万卢布，而同期当局从劳动移民工资中所扣除的5%提留则高达2740万卢布。[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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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初，被当局用来监督特殊移民的人员都是些解除监禁，尚未服满刑期的刑事犯。一些移民区经常发生警备人员等无故污辱和戏弄特殊移民的恶性事件。鉴于特殊移民经常受到这些人的殴打和欺压，1932年4月8日古拉格颁布了一道通令，要求在1932年5月15日以前解除全部囚犯所担当的警备职责。一些对特殊移民实施暴力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受到了当局的行政和刑事追究。例如1931年末乌拉尔切尔德斯克和楚索夫斯克等区的三个村级警备人员因蓄意谋杀特殊移民而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决议被处以10年集中营监禁的最高惩罚。[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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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当局将数百个特殊移民区建立在根本不适于人类正常生活和活动的地方。西伯利亚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在一份文件中便指出：“移民区的设立应经过仔细地考查和研究，最好能建在那些荒无人烟和遥远的北部地区为宜……应遵循以下原则——既要考虑经济方面（便于当地农业和工业部门利用移民的劳动力），同时也要兼顾政治因素，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沼泽、河流和交通困难等）保证移民无法逃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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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初，移民区管理当局对特殊移民的逃跑、消极怠工、武力抗拒、组织游击队和发动起义[28]等反抗活动进行了残酷镇压。1935～1936年间，因此而被判刑的特殊移民共计6530人，1937～1938年41215人，1939～1940年5467人。[29]作为惩罚，一些特殊移民被从条件相对较好的“富农流放”区迁往环境恶劣地区。例如1935年秋根据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书记埃依赫的提议便有94户特殊移民（共计460人）因在完成国家采购计划过程中存在消极怠工等行为被从卡雷万斯克警备辖区迁往边远的边疆区北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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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初期，“流放富农”的生活相当艰难，物资供应极其困难。其原因有二：第一，移民区管理当局对特殊移民的生存状态漠不关心。他们认为“即使这些移民死掉了，仍会有此类新移民源源不断地到来”。[31]第二，各地区均存在挪用国家划拨给特殊移民粮食的情形。只是到了1930年代中期，在预感到未来已不会再有大量新移民来到的情况下当局才开始关心特殊移民的生活状况。相关部门也责成苏联物资供应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林业部门自1933年1月1日起在特殊移民中实行了凭证物资供给制度。[32]1935年，各移民区特殊移民的生活已逐渐稳定下来。在西西伯利亚北部特殊移民共有住房16819所和带有防寒设施的简易宿舍295所，但当地还有12%的特殊移民依然居住在土窑或半土窑式的居所内。[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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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流放”之初，移民区中学教育体制极不健全。1931年，乌拉尔、东西伯利亚和北高加索等地的特殊移民区内有学龄儿童12.9万人，而上学儿童的比重还不到3%。[34]直到1930年代中期，这种不良状况才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多数移民儿童已能够在学校接受正常教育。截至1938年9月，特殊移民区共建有1106所初级中学、370所不完全中学和136所高级中学，另外还有230所职业中学和12所技校，在校教师8280人，其中1104人为劳动移民。在校劳动移民子女217454人，学龄前教育机构网络中共有特殊移民幼龄子女22029人（教师2749人）。分布在各移民区内的儿童院共收养移民孤儿5472人。移民区内共设有俱乐部813所，1202所图书阅览室和读书室，440个移动电影放映队，1149所图书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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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春，当局放松了对“流放富农”子女到高等院校和技校学习的限制。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1936年4月15日通令和古拉格同年4月20日对这一问题所作出的解释，凡特殊移民青年，考入高等院校和中专并得到所报考院校录取通知书者，可从移民区获释；对于那些需要到外地接受入学考试的特殊移民子女，管理部门可批准其离开移民区，并为其开具临时离开移民区的证明信。这一规定也适用于那些考入8～10年级中学且需要离开移民区到外地继续求学的移民青年。[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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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的劳动安置主要集中在工业、农业和畜牧业等领域。其在工业部门的劳动安置主要依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局与经营机构之间所签订的合同进行。特殊移民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与所有国家职工和公务人员一样，但不得参加工会组织；其工资的5%将被扣除。[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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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国家大型工业企业中经常有数千名特殊移民—职工。1935年9月以前，当局对特殊移民社会保险的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有一些企业对在自己单位中工作的移民实行了现行国家法律所规定的职工社会保险制度，而另一些企业则没有。根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1936年7月27日颁布的《关于特殊移民社会保险和劳动条件》决议之相关规定，特殊移民职工的工龄自1931年8月1日起开始计算，此后工作年限才可作为其退休金和津贴发放数量的依据。1931年以前，特殊移民的一切生活和活动均视作“从事剥削时期”，不计工龄。由于非流放富农出身的劳动移民中有一些人已有多年受雇用的历史，根据1937年8月11日决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又对上述决议作了如下的更正：只有流放富农出身的特殊移民—职工的工龄不计1931年8月1日以前的工作年限。[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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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决议，1934年以前在农业部门从事劳动的特殊移民均可免交国家和地方所有税费。[39]过了这一规定期限以后，所有特殊移民均跟一般农民一样得向国家义务交纳各种赋税。不过由于特殊移民经营状况极其恶劣，政府不得不延长了移民的纳税期限。例如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1933年6月27日决议便指出：“在1936年1月1日以前将免除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特殊移民的所有赋税。”1935年10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也规定：1935～1936年间在工业企业中工作的特殊移民的农业自留地经营可免除按国家采购计划应交纳的粮食、土豆和畜产品等义务。[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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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特殊移民区共建有非章程特殊移民农业合作社1058个。直接在这些合作社中从事农业劳动的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特殊移民人数共计73654人。1938年初，在富农流放区还建立有141个非章程性手工业合作社（人口8181人），均大多分布在西西伯利亚。[41]另外特殊移民还被用来从事土地开发和发展当地的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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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明显或隐约地遭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歧视。例如1939年6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事务负责人М.Д.赫洛莫夫在给内务人民委员Л.П.贝利亚、农业人民委员И.А.别涅基克托夫和国营农场人民委员П.П.洛巴诺夫等所写的一封信中便这样说道：“……苏联人民委员会认为，让特殊移民作为候选人参加农业展览会是不合适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各地方机关也多次向各工业企业和建筑业的行政管理部门、党委和基层工会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禁止向特殊移民身份的先进生产者发放前往疗养院、休养所和度假胜地的免费证券。如果一定要奖励他们，完全可采用其他方式，以避免其在休假期间从政府划定的移民区逃跑。[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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