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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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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四 特殊移民政策的后果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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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政策涉及农民和民族两个方面的问题，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人口和族际关系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国家的最终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挫折负有一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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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特殊移民促成了生产关系超前的农业集体化体制的实现，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破坏；消灭了俄国农民中最积极肯干，最有经营头脑的中坚力量，助长了农村中的闲散、懒惰等不良风气；损害了工农联盟，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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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当局实施强制移民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通过政治上的镇压和经济上的剥夺，一方面取得建立集体农庄所需要的物质手段，另一方面又可铲除反对派，威慑农民中的等待观望者迅速加入集体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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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开始了集体经济的实践。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在政府的积极扶持下已出现了集体农庄、共耕社和农业公社等集体经济形式。但由于这种体制效益低下，对农民没有吸引力，一直没有形成规模。20年代，合作社的发展依然缓慢，国家的重点主要放在建立供销社方面。甚至到了1928年年中，集体农庄农民还不到苏联农户总量的2%，其播种面积也没有超过全国总面积的2.5%和谷物播种总面积的2.1%。[129]截至1929年11月，全国只有6万多个集体经济组织，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3.6%，参加集体经济组织的中农户只有全国中农户的3.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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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意见作出决议，规定苏联必须在1932年基本完成全盘集体化。全盘集体化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强烈抵制。斯大林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分子反抗改造的表现，要求采取强制措施，以阶级观点对待全盘集体化运动。1930年1月16日，А.А.安德烈耶夫从北高加索边疆区向斯大林发电：“我们正准备将富农迁出边疆区境外，需要中央对以下各项举措予以批示：1）将极其反动分子约2万人迁往北部殖民区。1/4的富农分子被迁出边疆区，一定会对留下来的人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2）希望尽量加快富农迁移进度。”安德烈耶夫建议中央“最好能根据地方的愿望，将这一针对富农的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有必要“全部没收富农用于剥削式经营的生产手段和工具，以利于集体农庄的发展壮大”。[131]从安德烈耶夫的上述电报内容可明显看出，北高加索边疆区区委正试图将针对富农的强制迁移活动合法化。不久，当局便出台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其中规定：凡不愿立即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即使是中农或是贫农也将视作“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准富农分子”或者“富农分子”予以镇压——剥夺选举权，没收财产，流放外地。在如此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起来。截至1930年3月1日，1200多万户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全国集体化农户从占农户总数的7.6%猛增到56%。稍后，由于农民反应强烈，斯大林发表了《被胜利冲晕了头脑》的文章，当局放松了对农民的强制，很多刚刚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都纷纷退出。但随着政府镇压政策的再度加强，农户集体化的比重又开始迅速增长。到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全国1490万农户被组织进21万个集体农庄。集体化农户占到了全国农户总数量的60%。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又有360万农户加入农庄。苏联农村集体化比例达到了93%。[132]就这样，苏联完成了改造小农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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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截至20年代末全盘集体化前夕沙皇俄国时期原本意义上的富农阶级已在1918年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中被基本消灭殆尽。后来，苏俄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富农力量又有所恢复。但他们大多是农村中拥有较高劳动技能、文化知识、善于经营和销售的中农，未必可以列入富农的队伍。镇压富农政策的实施使苏联农民中那些积极勤劳肯干的中坚力量基本被消灭。随着经营自主权的丧失，依赖心理和闲散习气在苏联农村中占据了上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下降。他们出工不出力，出力不用心，生产效益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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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制移民的威胁下数千万中农违心地加入了集体农庄，被迫交出家具、牲畜以及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失去了基本生产资料、失去了独立劳动者的地位，被迫改变了生活方式。大量农民在被迁移和加入集体农庄之前通常会把牲畜和家禽都宰杀掉。仅在1930年2～3月间，便有1400万头牛、占总数1/3的猪和1/4的绵羊与山羊被农民故意宰杀。[133]1930年到1933年，哈萨克地区的大牲畜减少了4/5，牛从650万头减少到96.5万头，羊从1860万只减少至130万只，马从350万匹减少到30万匹，骆驼从100万头减少到60万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联畜牧业规模仍未达到集体化前的水平。[134]农民中普遍存在消极怠工、有意损坏劳动工具和忍痛挥霍多年积蓄的现象。例如某地区有家酒店在1930年2月的一个月内便卖了4万卢布左右的酒，这笔钱在当时可以购买20台拖拉机。另据报道，在不少集体农庄中收获时损失的粮食达到全部粮食的20%～40%。[135]全盘集体化后连续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谷物产量一直低迷不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年均谷物产量为736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为7290万吨，均低于1927年的7683万吨。[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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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生前非常重视农民问题，一再强调工农联盟对苏联社会主义前途的重要性。他在自己的最后几篇口授文章中就曾指出，“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还是“和工人分裂”。[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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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特殊移民活动完全背离了列宁的工农联盟原则。它以拔苗助长的方式人为地改变生产关系，通过使用强制和镇压等暴力手段强迫农民服从国家利益，打击和消灭农民中的中坚力量，严重损害了工农联盟，导致广大农民同无产阶级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农业落后，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国家日益陷入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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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特殊移民违背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处理民族问题，加深了民族隔阂；恶化了边远移民区的自然环境，影响了族际关系；强行变更民族居住地，人为地加剧了国家内部原有的民族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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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坚持把解决无产阶级国家的建设问题同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把解决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同促进各民族全面发展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在革命实践中，列宁提出了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是处理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联合和团结的基本原则的论断，并把这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斯大林的特殊移民活动背离了列宁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他无视民族平等和自决等原则，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民族矛盾一律归结为阶级矛盾并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处理民族问题。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就是阶级斗争。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不是导致阶级斗争的熄灭，而是导致阶级斗争的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前进越顺利，那么注定灭亡和绝望的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越加激烈。[138]正是基于上述错误认识，斯大林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境内诸少数民族的特殊移民活动。30年代初镇压富农期间，乌克兰、白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便大量遭到流放。30年代中期以后，芬兰、伊朗、库尔德、朝鲜和波兰等多个民族被强制迁移。时至40年代，当局又对德意志、车臣、印古什等民族实施了整体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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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大量利用特殊移民劳动力的过程中苏联政府往往采取粗放式经营的方式，对自然资源实行掠夺性开发。这使许多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巨大破坏，从而严重影响了族际关系。如在发展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农业水利和工业生产的过程中当局对咸海的主要供水源——锡尔河和阿姆河的河水开发和利用过度，致使这个世界上第四大湖的储水量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恶化，严重威胁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身心健康。在哈萨克斯坦由于当局盲目发展采矿和冶金工业，大量重金属、硝酸盐和致癌物质流入河流、湖泊和水库，造成水源和大气层的严重污染。根据苏联中央指令性计划，从30年代起政府就在乌兹别克不惜一切代价地发展棉花生产。由于科学管理水平低，滥用化肥，致使河流受到严重污染，影响了当地的粮食生产和食品供应。这些问题引起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此外，波罗的海地区农业集约化水平比较高，但化肥施用量过大，河流和其他水源也受到污染。特别是当局在爱沙尼亚共和国大规模地开发磷灰岩，发展化肥工业，每年从化肥厂和发电厂排出数十万吨有害物质，严重地污染了生态环境，导致略尔努斯海湾的污染超过了国际规定标准几十倍。为此，当地居民曾向苏联有关部门提出强烈抗议。在特殊移民劳动利用过程中产生的上述生态污染问题是影响苏联族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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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7年之前，俄国便已是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的殖民帝国。它是沙皇在300多年间依靠侵略扩张、制造民族纠纷、挑动民族仇视、实行分而治之和残酷屠杀等手段形成的，民族积怨甚深。特殊移民期间，苏联当局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强行迁移诸少数民族和变更其历史居住地的错误做法更进一步加深了民族积怨和加剧了民族仇恨和矛盾。苏联解体后爆发的车臣战争便是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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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实践表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以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错误做法不仅无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和民族关系的改善，相反只会加剧已有的民族矛盾和产生新的民族问题。而日积月累的民族问题和潜伏的民族危机一旦遇到适当的条件和时机，又必然要爆发出来，造成难以收拾的严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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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特殊移民活动导致大量农业人口外迁和死亡，给国家人口再生产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为俄国的人口危机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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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以后，俄国人口状况不容乐观。2000年В.В.普京总统在俄罗斯联邦会议上所作的国情咨文中强调：“近十年来俄国人口每年减少75万，这一发展趋势可能导致在15年之后我国人口下降3300万的严重后果。”[140]俄国在21世纪所出现的人口危机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从历史来看，俄国一直都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战争频仍等原因，俄国人口增长速度一直非常缓慢。进入20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天灾、人为制造的变故、苏联的解体和国家经济的衰败等都是导致俄国人口危机的重大原因。苏联领导人在30～50年代所实施的特殊移民活动加剧了俄国人口危机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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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移民和全盘集体化导致苏联农村生存环境恶化、农业生产萎缩和农民的分化，引发农业人口大量逃亡和迁移。这些从农村地区流失的人口主要以青壮年为主，留在当地的大部分都是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据苏联学者普利马克指出，在集体化运动中因受当局迫害和迁往城镇等因素影响，苏联农村共减少了300万农户（1500万人）。[141]由于向城市迁移和死亡，农业人口在1929～1940年从5370万下降至3410万，损失了约1/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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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活动及其所促成的全盘集体化对斯大林执政时期数次农业危机中的大量人口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在集体农庄社员的利益被漠视、社员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业抗灾能力降低和农业凋敝的情况下，1932～1933年乌克兰北高加索等广大地区出现了严重饥荒，人口损失巨大。针对这一天灾人祸，当局不但不承认事实反而变本加厉，继续要求农民完成国家农产品采购任务。各地农庄和社员被迫将种子粮和口粮全部交出，结果导致众多农民陷入饥寒交迫之中。1940年9月，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承认，30年代初期国内共有2500万～3000万人挨饿。[143]据西方估计，1932～1933年大饥荒中有300万～400万农民饿死。[144]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拖拉机站政治部在相关报告中说，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哈萨克斯坦在这次饥荒中共有230万居民饿死，90万哈萨克人迁往中国、蒙古、阿富汗、伊朗等国家。[145]乌克兰共和国居民减少300万。[146]另据康克威斯特认为，1930～1937年的7年中苏联共有1450万农民死亡。[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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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特殊移民活动中遭到当局强制迁移的人口共计600万。特殊移民在迁往国家指定居留地的过程中死亡、患病现象极其普遍。1933年5月，М.Д.贝尔曼在写给Г.Г.雅戈达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尽管您曾多次批示北高加索边疆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全权代表，要求对发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属集中营和劳动移民区的专列做好组织工作，并配备整套服务设施，但移民专列的状况依然相当糟糕。所有源自北高加索的移民专列中均存在人口大量死亡和患病的现象……”又据当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西伯利亚集中营负责人报告，从北高加索发往新西伯利亚的特殊移民10185人中死亡共计341人，比重达到3.3%。另外，还有大量特殊移民患有营养不良等疾病。[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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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移民区大多处于荒僻边远地区，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恶劣，再加上当地移民管理部门目无法纪，恶意虐待，迁移初期特殊移民人口均呈现负增长态势。以流放富农—特殊移民为例。1930年代上半期，此类特殊移民人口死亡率居高不下，尤其是新生儿的死亡率更高。1932年，摩尔曼斯克自治区的西比诺格尔斯克（基洛夫斯克）区特殊移民新生人口为420人，死亡864人，其中儿童死亡人数达到589人，在该地特殊移民死亡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达到68.2%。[149]1931年10月26日，亚戈达在给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和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鲁祖塔克的报告中指出：“特殊移民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北哈萨克斯坦移民月死亡率达到1.3%，纳雷姆斯克边疆区达到0.8%。其中尤其是婴幼儿存在大量死亡的现象，如马格尼托格尔斯克地区，婴幼儿的死亡率占到了当地人口月死亡总量的15%。导致儿童大量死亡的原因除传染病、居住和生活条件不周之外，主要还由于缺乏必要的儿童营养食物。”[150]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1930～1950年特殊移民死亡人口至少有120万。[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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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50年代末，农村人口仍在苏联人口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特殊移民活动所引起的农业人口大量死亡，成千上万精壮人口的流失和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对农村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152]它加剧了农村人口的性别失衡状态、人口的老龄化和人口质量的下降趋势，对苏联人力资源再生产潜力构成威胁，为俄国未来的人口危机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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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特殊移民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肆意践踏国家法制，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给民众精神和心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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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在相关宣言中承认，“政府从前对少数民族所实施的强制迁移法令属于非法和犯罪性质……”它指出，“斯大林时代那些痛苦的记忆至今仍在我们心头留有难以磨灭的印迹。违法和恣意妄为成为普遍现象，大规模的逮捕，集中营折磨，无数妇女、儿童和老人无家可归。所有这些惨景至今仍折磨着我们的良心，成为我们永远难以忘却的痛苦记忆。苏联最高苏维埃认为，强制移民活动是最严重的犯罪并无条件地对之予以强烈谴责。它违反了国际法准则，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道主义本质。苏联最高苏维埃保证此类践踏人权和人道主义原则的事件再不会在我们国家重演。”[153]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这一宣言充分证明了苏联特殊移民活动的非法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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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移民活动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丑恶现象。近年来，俄国学者公布了许多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档案资料。原苏共北奥塞梯州委部门负责人印古什族人Х.阿拉比耶夫回忆了自己当年被迁往特殊移民区的情景：“那是1944年2月里的一天。在超载的‘装牲畜用的’车厢内见不到一丝光亮，也没有一滴饮水。几乎一个月时间，我们都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朝着未知的目的地前行……有的人得了伤寒，却得不到任何医治……只能在人迹罕至的会车处，在列车暂时停靠的那几分钟内用蒸汽机车的煤灰将死人草草掩埋在附近，如果有人企图离开火车5米之外，便会被随行的警卫人员枪杀。”[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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