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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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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重归集体农庄：40年代苏联农业政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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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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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始终是苏联经济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它为苏联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沉重的年度计划负担、无法满足需要的预算投入等因素，导致其自身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也最终影响到了苏联整个经济的发展。对于苏联农业的研究，无论是从专业学术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历史借鉴的角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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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苏联经历了战争的重创和艰难的战后恢复，本文所要探讨的是，在这一时期苏联农业所面临的冲击以及苏联政府的回应政策。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战后初期苏联政府如何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以适应冷战形成这一国际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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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后初期苏联经济问题的研究在中国还不多，尚无有分量的著作问世，而俄国相关的研究则比较深入。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历史档案公布之后，苏联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扎实的学术专著。[1]同时，苏联学者对纷杂的档案进行筛选整理，出版了一些专题档案集，为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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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了三个相对独立又有紧密联系的问题加以探讨。战争期间苏联农村地区的个人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无论是在维持农民生活还是在支援前线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但这种与公有制相对立的经济成分，却从根本上动摇着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战争结束后，苏联着手恢复经济，并曾一度强调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但是，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和传统经济理念的束缚，出于对西方不信任的安全考虑，苏联经济战略再次走上了以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主的老路。在这样的条件下，面对战时个人经济发展引起的集体农庄制度的松动，苏联政府选择用镇压的手段加强农村纪律，从而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不得不拼尽全力去完成年度计划。此外，在冷战格局逐步形成的背景下，为积累资金发展重工业，苏联政府还通过货币改革从富人和农村居民手中夺取了大量战时积累的财富，其结果，在农村严重打击了战时通过发展个人经济而富裕起来的农民。本文将分别探讨战争时期个人经济的发展，以及它对集体农庄制度造成的冲击；战后强化集体农庄制度；货币改革及取消票证制度对于农业的影响。本文期望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论述，更准确地向读者展示在冷战形成的背景下苏联政府是如何调整政策，完成农业从战时向和平时期过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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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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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一 战争期间集体农庄中个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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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推行了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苏联农村的主导地位，从此大大小小的集体农庄遍布苏联农村。[3]二战前夕，全苏大约有23.69万个集体农庄，有1870万农户生活其中，而在当时个体农户只有134.67万户。[4]集体农庄的庄员需要参加社会生产并获得一定的工资，此外，每户还会分得一块供自己支配的份地，但同时也要为这块份地承担一定的纳税义务。个人经济（亦称为宅旁地经济）是集体农庄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成为农民生活的支柱，同时也因为其“私有”性质而受到苏联政府的格外“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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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体农庄体制下，个人经济的规模受到严格的限制。《农业劳动组合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规定，集体农户可以拥有面积为四分之一公顷到二分之一公顷的宅旁园地。在农业地区，每个集体农户可以自养：1头奶牛，2头以下仔牛，1口带仔猪的母猪或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认为必要时2口带仔猪的母猪，总数10只以下的山羊和绵羊，数目不限的家禽和家兔，20箱以下的蜂群。在畜牧业发达而农业落后的地区，个人经济被允许养殖牲口的数量相应增加。《章程》中同时还规定了农民所要负担的各项缴纳义务。[5]尽管个人经济的规模受到限制，并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压力，但在30年代，农村地区的个人经济的规模仍然自发地扩大了。30年代末苏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土地清查，共清查出了面积达254.22万公顷的私占土地。为限制个人经济的发展，在这次普查中，严格按照《章程》限定农民的宅旁地面积，凡是超出标准的都划归集体农庄所有。1939年苏联政府改革了农业税的征收标准，由原来的固定税额改为按收入标准征收累进税；1940年改革了义务粮收购标准，以往是按照农户播种面积以及饲养牲畜数量来决定，现更改为统一按照农户耕地面积的多少来计算，也就是说义务粮的征收完全不考虑农户个人经济的收成情况。税收制度的变化既满足了政府增加农业税收的需要，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个人经济的发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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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苏联农业获得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在1940年，借助良好的气候条件，无论是播种面积、粮食收获量以及粮食采购量，都达到了苏联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但和平发展的时间并不久长，突如其来的战争使苏联农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同时其内部结构也受到了冲击。战争引起的特殊形势为农村个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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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在战争的头两年，与军事溃败的同时，苏联农业也遭受着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德军占领了乌克兰、北高加索、中斯拉夫等重要产粮区，被占领区共包括9.8万个集体农庄（战前总数的41.7%）、1876个联合农庄（44.9%）和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41.3%）。这些地区在战前拥有苏联差不多一半的农业机械设备，出产的谷类占全苏产量的38%，甜菜占87%，养殖的牛占45%，猪占60%。[7]同时，出于战争的需要，很大一部分农业机械被转交给红军，大量的农民也应征入伍。机械设备以及劳动力的损失，也使苏联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以谷类作物为例，1940年全苏谷类作物总产量为9550万吨，1943年降至战时最低水平，仅收获了2940万吨，1945年恢复到4720万吨。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在战时大大下降了。1940年谷类作物每公顷收获8.6公担（1公担=100公斤），1943年下降到每公顷4.2公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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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压在农民肩头的负担却变得更加沉重。战争伊始，苏联政府就颁布法令，增加了农业税（针对农民）和个人所得税（针对工人和职员）的税额，1942年1月，政府增设战争税，而取消了增收的农业税和所得税。战争税是人头税，其覆盖面超过了战前的任何一个税种，所有有收入的居民以及被赡养者都需要交纳该税，包括在后方的军事人员也要缴纳战争税。1944年在370亿卢布的征收自居民的直接税中，战争税占了210亿。战争期间，仅战争税一项，苏联的预算收入就达721亿卢布。[9]战争结束后，战争税被取消。总的来说，战争年代农村居民如果家里没有优待，那么平均每户所缴纳的税增加了5倍。除农业税和战争税之外，战争公债是农民的另一项货币支出，在1942～1945年间国家发行了四次战争公债，以此从居民手中征集了897亿卢布的资金。[10]认购国债是苏联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按规定是以自愿为原则，但在“一切为了前线”的社会舆论氛围中，在具体实施中难免带有强制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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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战前一样，农民不仅要缴纳货币税，还要缴纳实物税。根据《劳动组合章程》集体农庄农户每年要向国家义务交售一定份额的粮食，以实物形式支付机械拖拉机站的报酬，偿还贷款，之后的剩余才能供农民自己支配。战争开始后，苏联政府立刻加强了粮食动员工作，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不断发布关于加强粮食收获和粮食收购工作的决议，更派遣沃兹涅辛斯基、加里宁、柯西金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地方对粮食收购工作进行监督。1942年2～4月间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相继发布决议，提高土豆、蔬菜、肉和其他农产品的义务交售额。[11]1942年11月24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集体农庄庄员及个体经营者未完成义务交售任务的责任》，根据这一决议，国家粮食采购部的特派员在追讨农民所欠义务粮时，可以不经由法庭直接没收农民财产。这一法令的颁布，改变了1937年确定的以司法手段处理没收农民财产问题的规定，战争的特殊形势下，恢复了对农村经济事务的行政管理方式。此外，在粮食义务交售工作方面，1942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发布决议，禁止搜集实际资料，而以中央统计局预估资料为标准来评估粮食收成，从而制定该年粮食收购计划。这使得国家在制定收购标准时，根本不考虑各地农业的实际播种收获情况，由于中央统计局编制的预估收成资料远高于农业地区的实际收获量，所以农民所承担的义务交售任务更加沉重了。[12]从具体数字上看，战争时期农民的实物交售义务比之战前大大增加了，以谷类作物为例，1940年国家从农民手中收购的谷类作物占全国收获量的38%，而1941年增加到43.5%，1944年达到战争时期的最高水平——43.9%。[13]虽然由于大量农业机械转交到红军作军事使用，农民给机械拖拉机站的粮食支付比之战前有所减少，但由于新增加了军事粮食捐助，所以总体来看，农民的实物缴纳的任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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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苏联实行了票证配给制度，以尽可能有效地分配国家所掌握的粮食资源，在农业地区只有机械拖拉机站和联合农场的工人和职工享有国家统一的粮食配给，而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集体农庄庄员却不在其中。所以，和战前一样，农民获得收入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参加集体农庄社会劳动获得工资，另一个就是从事宅旁园地的生产。[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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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战前苏联的农业政策的方向是“引导”农民更加关心社会生产，尽量限制农户个人经济的发展。战争爆发之初，苏联政府的政策指导仍然没有改变。1941年11月在机械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建立了政治科，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集体农庄的政治工作，在拖拉机站、联合农场和集体农庄中强化纪律和秩序，以保障及时完成农业工作计划。”[15]为了加强集体农庄的生产工作，1942年4月1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提高集体农户最低义务劳动日的决议”，并且首次将这一规定在12～16岁的青年中推行。根据这一决议，庄员的义务劳动时间增加了一倍半，劳动组合的每个成员必须每年工作不少于100～150个工作日，而1939年是60～80个工作日。12～16岁的成员每年的义务劳动最低时限不少于50天。没有完成最低劳动任务的庄员，将被开除出劳动组合并剥夺宅旁地，还要将他们交付法庭，并处以6个月以下的劳动改造。决议简化了驱逐不满劳动任务、不积极参加社会劳动的懒惰庄员的手续。没有将上述庄员交付法庭的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工作队长，自己将受到法律审判。[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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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战争开始后集体农庄农户参加社会生产的义务劳动时间增加了，但农民来自集体农庄社会生产的工资却大大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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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40～1945年苏联集体农庄劳动日平均实物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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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40～1945年集体农庄劳动日货币工资的分类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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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表2两组数据可以看出，战争时期，农民从集体农庄社会生产所获得的实物收入骤减，1943年时实物工资水平不足战前水平的一半，而且这种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因为战时农业经济形势的好转而停止，1945年的实物工资水平更加低了。与实物工资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庄员从社会劳动中所获得的货币收入的平均值则略有增加。但需要注意的是，表2中显示，战争期间日工资在0.6卢布以下的人群比重大幅度减少了，其他各等级的人数均有所上升，甚至与1940年相比，日工资在4卢布以上的人群比重在1943年增加了一倍，但同样显著的是，未能从集体农庄获得劳动工资的人群比重增加得更多，战争爆发后这一人群的比重始终保持在四分之一弱至三分之一弱之间。这说明集体农庄发展表现出地区间的不平衡性特征。同时也需要指出的是，在战争时期，商品零售价格急剧升高，货币的购买力大大降低。因此，货币工资的些微增长对于改善农民生活来说作用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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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负担空前加重，但又无法从集体农庄社会生产中获得足够的实物和货币收入的情况下，个人经济就成为农民赖以维持生计的唯一依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农村的个人经济在战争时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