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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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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三 货币改革及其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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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面临的国家重建，特别是经济的恢复和调整，对苏联政府来讲，其重负丝毫不亚于应付战争。究其实质来说，不仅仅是恢复和发展被战争破坏了的国家经济，更重要的是调整经济结构，使之适应战后苏联国家发展的需要，这种特点在1947年货币改革与取消票证配给制度中表现得极为明显。[58]不幸的是，在这次重大的政策调整中，农业经济的发展被置于最底层，而不得不再次担负起缴纳“贡赋”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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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提高税收、增收战争税、发行国债等途径，苏联政府在战争中获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战争结束后，战时的非常收入手段就不得不取消。战后为应对新的国际形势，苏联的国内政策也相应调整，由于倾力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苏联的国家预算支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苏联1940年的预算支出为1743亿卢布，1945年为2986亿卢布，1946年增加到3075亿卢布，之后几年又不断增加，1950年是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国家预算支出达到了5395亿卢布。[59]如此看来，如何调整财政政策、增加国家预算收入就成为政府在战后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此外，战争期间，苏联在城市地区实行了票证配给制度（农业地区部分人口享受配给待遇），但在商品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国家无法完全保证各类粮食产品的供应。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市场对于保证城市居民生活方面的作用就变得十分突出，市场因素在人民生活中活跃起来。1944年国家开始了议价商品贸易，苏联国内商品的价格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因此在战争时期政府根本无法有力地调控国内贸易的发展，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如何限制市场因素的发展，加强对于国内贸易的计划控制，是战后重建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市场因素的刺激下，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的个人经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农民因为战时市场粮食商品价格的飞涨集聚了不少货币，收入结构的变化也使农民对于集体农庄的依赖以及参加集体劳动的热情大大降低。从这一点来看，其结果既是对集体农庄制度稳定性的极大威胁，也是对苏联战前的经济体制的巨大冲击。因此，战争刚刚结束，关于货币改革的建议便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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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进行货币改革的建议有一部分来自下层群众。从他们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战时一部分人通过市场积攒一定的财富，但这在大多数人眼中被视为是一种投机行为，所以人们建议通过改革对这种情况加以纠正。例如在1946年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幼儿园经理和厨师在战争期间通过克扣儿童口粮获取了上万卢布。[60]在另一封信中提到，战争时期国内出现了上百个百万富翁，他们把钱藏在家里而不是放入银行，使得这些钱无法为国家所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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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上层对于进行战后货币改革的筹划或许可以追溯到更早。兹韦列夫在1938～1960年间长期负责苏联的财政工作，货币改革就是在其任内进行的。[62]根据兹韦列夫的回忆，1943年底斯大林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讨论了战争中财政问题，也提及了战后进行财政改革的相关问题。斯大林向兹韦列夫提出了改革的几项原则：“要使苏联的财政基础比战前更加巩固；总支出必然增长和国家预算的逐年增加，要求财政机构有能力在几年中适应变化的形势；恢复国民经济的艰难状况要求苏联国民进一步作出牺牲，但要使他们相信，这是最后一次牺牲。”[63]回忆录中还记述说，兹韦列夫在1944年曾就货币改革问题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过一次报告，并提出了详细的计划和措施，但出于保密原因，这次报告并没有形成文字记录，会后兹韦列夫专门调集三名专家进行货币改革的筹备工作。[64]货币改革时兹韦列夫就任财政部长，参与了从筹备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回忆录本应是最为重要的口述史材料，但有学者怀疑回忆录为了夸大作者本人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而将货币改革筹备的时间提前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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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档案文献来看，关于货币改革的文件最早出现在1946年初。1月8日兹韦列夫向斯大林提交了题为《战争时期的预算和货币流通及必要措施》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兹韦列夫指出，如果说战争时期巨大的开支“很大程度上被来自居民的收入所掩盖”，那么在战后国家预算就失去了这个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战争结束后，国家预算支出“几乎没有缩减”。为了解决现实面临的财政问题，兹韦列夫建议依靠贸易流通税来作为国家预算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因此，报告建议发展纺织工业，恢复和发展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为了积聚战后恢复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兹韦列夫主张夺取“居民中个别阶层在战时通过临时性收入所得的货币积累”，即通过实行货币改革来达到这一目的。报告建议委托苏联财政部、国家银行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在3个月内制定相关实施建议，并确定新币的样式准备投入生产。斯大林看过报告后，批示：“转送贝利亚、沃兹涅辛斯基和马林科夫同志阅，希望在五年计划中充分考虑到兹韦列夫同志关于扩大市场贸易资源、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建议。”[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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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韦列夫在报告中提出的依靠流通税作为国家预算收入主要来源的主张，沿袭了苏联传统的财政政策方针，战前的1940年贸易流通税占国家预算收入的58.77%，战争时期由于大量临时性收入的增加，流通税占国家预算收入的比例降至40.76%，而1946年又恢复到58.67%。鉴于1946年的预算收入从1940年的1802亿卢布增加到了3254亿卢布，对于刚刚遭受战火荼毒的苏联人民来说，其负担之巨可想而知。苏联领导者在制定恢复发展经济的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的方针时，考虑的是在国民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通过国内的二次分配增加国家预算收入，这实质上就是将国家经济发展的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这一方针在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在了解了战争前后国家预算历年状况，了解了苏联财政政策的实质后，也就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兹韦列夫在报告中为什么建议发展纺织工业和其他消费品工业，并且得到斯大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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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将贸易流通税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就需要改善商品流通环境，扩大商品流通量，从而增加贸易额。票证配给制度越来越无法完成这一财政方针，这也使得取消票证配给制成为战后经济改革的必然的组成部分，这在后面还会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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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增加流通税是关于战后财政改革这一长期任务所提出的方针的话，那么货币改革就是夺取居民的财富，减轻国家债务负担的一个立竿见影的短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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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大林的批示中可以看出，货币改革问题并没有引起领袖的关注。很可能，一方面是因为货币改革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是一个秘密而敏感的问题，在具体方案出台之前，斯大林暂时不便表态；另一方面，1946年初经济工作的重点集中在制订战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上，所以斯大林并没有把货币改革作为主要工作任务，交给内务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人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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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兹韦列夫向斯大林提交了关于进行货币改革的决议草案，在这里兹韦列夫第一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货币改革计划。兹韦列夫建议在1947年第四季度实行改革，旧式货币的1卢布折合新式货币的20戈比，也就是说旧币以5：1的比率兑换成新币，同时兑换国债。在实行改革之前，停止提高工人工资和农产品收购价格。在兑换货币的同时，按指定的比率兑换居民在银行中的存款。[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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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订改革计划过程中，关于新旧货币兑换的比率、兑换方式等问题，提出过不同的方案。除上面提及的5：1的方案外，还提出过1：1的兑换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居民可以按票面价格兑换新币，但同时规定了兑换的限额。工人、职员、退休者、奖助学金获得者不许超过半个月的工资，农民为每户1000卢布，集体农庄庄员每人800卢布。据统计，如果依照这种兑换方式进行兑换，可以从500亿～600亿卢布流通货币中抽取100亿～150亿卢布。由于各地各阶层所持有的货币数目差异较大，这样的兑换方式必然会使部分人损失巨大。此外，关于兑换方式还提出过新旧货币同时流通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发行新币之后，旧币仍可用于购买商品，国家通过出售商品、接受存款等方式吸纳旧币，以这种方式逐渐完成货币兑换。[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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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斯大林开始重视货币改革了。面对各种改革建议，斯大林最终采用了以10：1的比率兑换新币的方案。1947年5月27日，根据中央政治局决议成立了货币改革委员会，参与委员会的国家领导人还有莫洛托夫、沃兹涅辛斯基、日丹诺夫、米高扬、马林科夫、柯西金等人。1947年12月14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出台了“关于实行币制改革、废除食品和工业品配给制”的决议。决议规定：自1947年12月16日发行新货币，即1947年的卢布。一切现金除辅币外一律进行兑换。辅币不进行兑换，并按票面价值继续使用。苏联全境的兑换货币时间为一周，即12月16～22日（含22日）；边远地区的兑换货币时间为两周，即12月16～29日（含29日）。流通中现有现金兑换新币的比例，为旧币10卢布换1947年新币1卢布。在规定期限内未予兑换的旧币，一律作废并失去其支付能力。在发行1947年货币的同时，苏联各储金局和国家银行将对居民的存款进行重新核算。存款核算的原则是，少于3000卢布的存款按1：1进行兑换；存款在1万卢布以内，其中3000卢布按1：1兑换，其余部分按3：2的比率进行兑换；存款超过1万，其中的1万存款按上面的条款核算，超出部分按2：1兑换。此外，决议还规定了对公债进行兑换的原则以及关于废除配给制度实行统一零售价格的相关规定。[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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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给人民更换货币的时间仅为一周。即使如此，在改革开始两天后，12月18日，为了尽量减少旧币的使用，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自12月18日始在商店、货运以及使用公共设施都必须以新币作为支付手段。同一天，财政部发布第1009号法令，货币兑换点减少了1/3，工作时间也缩短了。这样的规定，事实上大大减少了居民兑换货币的时间，使得居民手中的货币无法及时兑换而滞留手中。[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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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银行的粗略统计，1947年6月流通中的现金总量约为659亿卢布，改革前约为634亿卢布[71]，而实际上只有372亿卢布旧币得到兑换，其中有146亿卢布在城市兑换点兑换，132亿卢布在农村兑换点兑换，有9亿是通过商品销售单位完成兑换。[72]到货币改革之前流通的货币总量中，有40亿～60亿卢布在战争中消失而没有进行兑换。计算下来，只有不足70%的货币得到正常兑换。而余下的30%的货币中，部分是通过个人的非法手段转为存款，其余则留在居民手中而失去作用。货币兑换之后，根据苏联国家银行的统计，居民手中共留有约40亿卢布，而1947年底发行的新币总量约为144亿卢布。[73]此后又发行了大量纸币，1948年1～8月间流通中的货币量从140亿增加到了258.5亿卢布，增幅达45.8%之多。[74]通过兑换货币，苏联政府达到了缩减流通中货币量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上述措施，居民的货币没有得到充分兑换，继而增发的货币又使居民的货币迅速贬值，居民手中所持有的货币量相对的大大减少了，政府成功地没收了居民在战争时期通过“不正当手段”积累起来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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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2月14日决议，1948年5～8月对以往发行的国家公债进行兑换。战争期间为增加预算收入，国家发行了大量战争公债，1941年1月国家所负担的公债总额为542亿卢布，而到1948年兑换公债之前，则增长到了1879亿卢布。通过变更公债条款降低公债收益率以及兑换公债，国家的公债总数在1948年9月降为865亿卢布。国家的债务负担极大地减轻了，因而支付公债的国家预算支出也大大减少了，根据估算，1948～1955年间国家用于支付公债的支出将节省545.69亿卢布。[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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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过重新核定银行存款，苏联居民的银行存款从186亿卢布下降到150亿卢布，通过核定集体农庄账目（由59亿卢布下降到47亿卢布）和合作社组织账目（由78亿卢布下降到62亿卢布），国家在这些改革举措的实行中都获得了大量实质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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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货币改革是政府经过长期准备的经济改革举措，是苏联战后经济重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这次改革政府收到了预期的诸多成效。首先，通过货币兑换，增加了货币的购买力，维护了经济的稳定。其次，改革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大量减少，在夺取居民在战争时期积累的财富之后，也为苏联战后发展军事重工业积累了资金。货币改革为取消票证配给制度奠定了基础，实行国家统一零售价格后，商业贸易被有效地控制在国家集中管理之下，在战争中一度活跃的市场因素受到很大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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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货币改革“直接关系到国民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必须全面考虑到各种经济政治因素”，所以一直都是在保密情况下进行准备工作。1946年在国内关于改革的要求最强烈的时候，苏联政府以国内一些地区发生旱灾国家粮食资源减少为由，宣布将货币改革推迟到1947年。[76]1947年11月下旬即将进行货币改革的传言在苏联居民中开始流传，根据内务部的调查，关于货币改革的消息最早是由财政部门工作人员泄露的。在莫斯科风传将以10：1的比例兑换新币，而在列宁格勒则传言兑换的比率将是新旧货币以2：1的比率兑换，甚至有取消货币不进行兑换的说法。关于将取消票证配给制度实行统一价格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改革的传言在居民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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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面临货币兑换、物价提高的情况，居民纷纷从银行中提取存款用以购物保值。从11月28日开始，各地的储蓄所取款的人不断增加，许多地方都排起了数百人的长队。在莫斯科，“如果在平时全城的储蓄所每天支付给储户500万～700万卢布，那么11月28日竟支付了2500万卢布，而且有1800个账户的存款被提空了。这一天各储蓄所收到的存款只有1500万卢布。根据初步数据，11月29日19点前储蓄所向储户支付了5000万卢布。隶属于莫斯科邮政总局的第58储蓄所平时每天提款约80万卢布，而在11月28日这个储蓄所支付了147.9万卢布，11月29日则为250万卢布。”[78]在列宁格勒同样出现了储户大量提现的情况，“11月最后5天里储蓄所共存入了7200万卢布，而提出的存款达1.14亿卢布”。[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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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提款的同时伴随着购物的狂潮。“11月25日前莫斯科商品收购机关下的商店每天平均销售额为220万～250万卢布，11月28日的销售额达到740万卢布，而29日16点之前就超过了1300万卢布。”许多贵重物品以前无人问津，但此时销售量大增，以致许多商品脱销。“11月29日将近中午时，中央百货商店的毛皮制品已经销售一空。首饰钟表部所有手表和首饰、音乐部的所有钢琴、运动狩猎器具部的猎枪以及自行车、摩托车都被买光。装潢部平时每天出售2～3张地毯，11月29日售出了60张。11月26日前，中央百货商店平均每天卖2～3张玄狐皮，11月27日和28日卖出了100张，而11月29日一个小时中就卖出了剩下的13张。”[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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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商业部门在市场出现混乱后不久，就对抢购现象作出反应。“从11月30日起，莫斯科市内购买者对于适合于长期保存的食品（熏肠、干酪、干咸鱼、罐头食品、油、糖果、茶、糖等）的需求增加了。有鉴于此，根据莫斯科食品商店管理总局的指示，从11月30日晨开始，这些商品在所有商店都停止销售”。“12月1日这一系统的商店因为假日而停业。只有第5和第19两个商店营业，这两个商店中商品的出售规定了限额，例如油每人只能购买100克……珠宝贸易管理局辖下的11家商店中从12月1日开始只有3家还在营业。剩余9家都进行停业盘点。”[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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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底出现的银行挤兑、抢购商品的情况，充分表现了普通民众对于改革的担心。由于不清楚改革的具体措施，人们希望以购物的方式守护财产。而为数很少的一部分消息灵通者，在很早便知晓货币改革中核定存款方式，先提走大量存款（3万～5万卢布或者更多），其后又将这些钱拆分成更小的份额以多个户头的方式存到了其他储蓄所。[82]随着改革措施临近，居民反应也发生了变化。“各地储蓄所中的存款开始急剧增长”，莫斯科地区的储蓄所在12月的第一周存款量为135.4万卢布，而在接下来的一周，也就是改革开始的前一周，存款总量迅速增加到5126.2万卢布。“如此剧烈变化以及存款的小额化趋势证明，民众已经比较准确的知道了货币兑换的规则”。[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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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改革决议公布后，民众的反应不尽相同。有些人盛赞改革，认为货币改革与取消票证配给制度是政府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状况的举措，但也有人抱怨物价提高后，生活水平受到影响。对于更换货币，部分人认为这样可以严重打击那些通过投机积攒大量财富的人，因此表示拥护，但很多人对于现金和存款兑换标准不同感到不满。一位居民在给财政部长的信中抱怨，他有3000卢布在手中，他的邻居将3万卢布存在银行，货币兑换开始后，他仅仅得到300卢布，而他的邻居损失却很小。[84]另一位居民气愤地表示，“部长会议到底知不知道，在现有的生活条件下，除了那些投机商、贪污分子、小偷、形形色色的盗用国家公款的人以外，大多数普通居民很少有机会能在储蓄所存放自己的‘资本’。”[85]人们在惊讶于手中的钞票变少时，更对将钱分成多个小额户头存储的现象表示不满，并希望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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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票证制度是与货币改革同时进行的商品供应体制改革，这项改革从筹划到实施都是与货币改革同时进行、紧密相连的。战后初年，在酝酿货币改革的同时，苏联领导人也同时计划着取消票证制度，恢复统一的零售价格。1946年5月成立了关于取消票证配给制度的改革委员会，米高扬、沃兹涅辛斯基、兹韦列夫等都是其中成员，而他们也都是货币改革的重要参与者。1947年12月14日取消食品和工业品配给制度与货币改革同时公布实行。根据这一决议，同年12月16日起，废除票证配给制度，取消原配给制度下的议价贸易，实行国家统一的零售价格。在统一物价的同时，对主要粮食商品实行不同幅度的降价，例如面包价格比原配给价格下降了12%，通心粉价格下降了10%。统一零售价格与降低物价政策，不适用于集体农庄市场及合作社贸易。[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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