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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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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发出不同声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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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师范大学 郭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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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现代政治生活而产生,具有西方语言色彩,最初西方媒体频繁使用,后来也出现于苏联报刊的“持不同政见者”一词,俄语为диссидент,英语为dissident。该词源自拉丁文(dissidens),含义为“脱离国教者”,它的俄文同义词是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由其辞源可以看出,该词最初只具有宗教教派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异端”、“歧见者”,但今天它已经没有指称宗教派别的意思,它成为“对那些公开反对苏联政府的行动或者表现出其他为政府所不容的社会积极性的苏联公民而采用的一个术语。”[1]一个古老词汇已被赋予新的生命,但它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含义却因其辞源而更加具有象征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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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一贯宣称政治生活高度民主,言论自由,充分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积极性是苏维埃新社会的基本特征。然而,正是在追求这种目标的苏联出现了经久不息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尤其是在政治敏感度相对弱一些的自然科学界大量涌现持不同政见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情况,其中的历史启示是什么?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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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80年代初期,曾经在一些内部和公开发行的刊物上翻译和编译了一些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文章、观点。例如1979年出版的《苏联问题译丛》第三辑刊登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各种流派及其目标》。[2]1980年《编译参考》编辑部出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3]这些文章大都是介绍与资料性的,对国内初步了解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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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国也陆续翻译出版了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4],若·麦德维杰夫的《苏联科学》[5],以及二人合著的《谁是疯子?》[6]、《政治日记》[7],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8]等作品。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尤其是2002年沈志华任执行总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本)的出版,为研究这一课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限于国内的条件,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暂时尚未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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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早在20世纪70年代即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1972~1978年在西德慕尼黑城编辑出版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私下出版物文献集》30卷[9];1977~1984年在纽约出版了《苏联协助执行赫尔辛基协议小组文献集》9卷。[10]这些文献集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像П.叶戈洛夫的《什么是民主共产主义》[11],С.左林的《列宁格勒提纲》[12],关于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案件的《白皮书》[13]和А.金兹伯格等人案件的《四个人诉讼程序》[14],揭示1968年苏联知识分子反对政府出兵镇压捷克游行真实情况的《中午:1968年8月25日红场上的游行事件》[15]等资料,大都保存在这些文献集中。此外,流亡国外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西方出版了许多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著作。其中最为著名的是Л.М.阿列克谢耶娃1984年在美国出版,1992年俄罗斯再版的《苏联持不同政见史》[16]一书,作者利用大量翔实可靠的原始资料,结合自己持不同政见者的亲身经历披露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以及党和政府镇压它的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而且,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很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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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由于种种原因直到苏联解体后,学者们才开始关注这一问题。近年来出版和重印了一大批这方面的文章和论著,尤其是几年前纪念碑网站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最为著名的私下出版物——《时事纪事》65期刊物[17],全部在自己网站上发表,其中有两期竟是当时已经编辑打印就绪,但由于克格勃的压力而没有面世的珍本。1968~1983年一直坚持出版的《时事纪事》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历史提供了基础,正如网站建立者评述的那样:“《时事纪事》从来没有失去自己作为持不同政见运动编年史的地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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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发表了萨维利耶夫《苏联1950年到1970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政治特点》一文,作者利用大量的档案资料,从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视角出发,通过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图书馆学多角度、全方位地透视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亚文化的特点,以及私下出版物创作和流传的特征。[19]2002年第3期和第4期《社会科学与当代》杂志发表了科兹洛夫根据苏联最高检察院和法院审判文件写成的长文《造反:苏联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作者通过档案文献材料认真分析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进程,以及克格勃利用各种手段分化瓦解,打击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所造成的后果。论文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法庭审判档案资料,对了解1965~1984年苏联司法部门审判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作用。[20]1989年第5期《青春》杂志发表的西尼亚夫斯基《我的持不同政见者经历》[21],1990年第2期和第3期《星》杂志刊登的萨哈罗夫的《和平、进步和人权》、《苏联和东欧人权运动的宗旨、意义、困难》等文章[22],也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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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一些在西方出版的关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内容的书籍开始在俄罗斯重版。例如Л.М.阿列克谢耶娃的《苏联持不同政见史》、萨哈罗夫的《论国家与世界》[23]、罗·麦德维杰夫的《论社会主义民主》[24]、阿马利里克的《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25]等书都属这一类型。这些著作为解读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本质,了解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各派政治主张,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发展变化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尔钦科的《我的证词》[26],它是第一本揭露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监狱和流放地虐待政治犯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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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开始出版持不同政见者以及研究者撰写的关于1965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兴起的著作。1995年莫斯科出版了科斯金柯等人主编的《参加者回忆录文献,私下出版物、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资料,以及克格勃给苏共中央报告中的1965年12月5日》[27]一书。该书收集了参加者的回忆录,私下出版物,党团组织和克格勃给苏共中央报告等大量资料,并深入地剖析了1965年12月5日苏联宪法日这一天发生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上的游行示威事件。提出这次以“遵守宪法”为口号的游行活动,不仅拉开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维护权利运动的序幕,而且开创了持续近20年之久的宪法日示威游行活动先河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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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有关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档案文件集不断问世。1994年科罗特科夫等人编辑的《克里姆林宫的私刑:政治局关于作家亚·索尔仁尼琴的秘密文件》[28]一书在莫斯科出版。文件集有600多页,收集了苏共中央和政府各个部门,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于索尔仁尼琴各个时期的报告、会议讨论记录和决定,以及索尔仁尼琴的声明、公开信等文献,是研究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最为重要的档案资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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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联解体后,转型时期的俄罗斯社会动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萎缩。另外,关于持不同政见者的档案性文件有的已被销毁,而有的至今仍未彻底开放,这就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与不便。因此,对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缘起、经过、特点以及对苏联社会发展变化影响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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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一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国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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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解冻”背景下出现的,不过,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种社会思潮,并没有成为一种运动,参加者基本上局限于某些个别的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就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逐渐成形,它几经起伏,成为勃列日涅夫任期内苏联政治和文化精神生活领域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为什么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它产生的根源和社会基础等问题成为研究者争论的内容。有人强调其历史原因:“说到持不同政见者,必须说的是,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现象的独特之处有其一定的传统与根源。”[29]也有人认为:“苏联经济的衰退现象,苏共远非热爱和平的外交政策,以及受到自上而下控制的科学与文化的停滞,这一切反映在社会意识中,乃是政治解冻年代出现诸如持不同政见运动这样的独特社会现象的根源。”[30]当然,也有的人特别强调西方敌对势力的煽动和支持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延续不断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是苏联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几十年来积弊沉淀,各种矛盾和纷争未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引起的。同时,亦是苏联共产党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党内外民主制度遭到破坏,政治思想工作僵化教条,不允许任何不同于政府的声音存在,人民没有切实和通畅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造成的。正如雅科夫列夫所讲的那样:“不同政见者最初的想法和意图非常简单,无非是想比较深刻地研究一下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原理,分析一下现实生活中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作出某些可以付诸实践的建议。”[31]当然,也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体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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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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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俄罗斯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和精神自由的追求激励其不断地去探索真理、公正、民主和自由,直面权势,批评和质疑占统治地位官方意识形态和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词在俄国有着与西方不尽相同的特定内涵。在俄罗斯传统的知识分子不仅是指那些封闭于书斋和学院象牙塔内,专心研究学问的学者和专家,而更偏重于精神性,即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追求社会正义,献身革命事业,关心民众,作为公理和正义及弱势群体与受迫害者的代表,即使是面对艰难险阻也要向大众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见解,是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典型的精神特征。“俄国知识分子信仰的标志则是民众的幸福,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服务于这一目标对于他们来说是人的最高的、总体上说是唯一的义务……这种情感存在于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之中。”[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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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向来以道德纯洁、理想崇高和富于牺牲精神而著称。同时,他们多具有“经世”的作风,总认为知识是实现社会正义、公道和自由的手段。被别尔嘉耶夫誉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始祖的拉吉舍夫就表现出如此的特征,他不仅同情苦难深重的人民,号召有识之士以革命的方式推翻农奴制度。同时,他还主张良心和美德至高无上,认为履行美德不应受到任何阻碍。“假使法律或国君或世界上某一个政权怂恿你违背真理,破坏美德,你要坚定不移地维护美德。嘲笑不要怕,折磨不要怕,病痛不要怕,坐牢不要怕。连死也不要怕。你的心要像惊涛骇浪中的中流砥柱一样坚定。你的迫害者的狂暴终将为你的坚定所粉碎;如果他们处死你,侮辱你,那你将千秋万代活在高尚人们的心中。”[33]拉吉舍夫的可贵之处不在于独创的新颖思想,而在于他对现实主义、自由和改变社会不公正的不懈追求。他的思想影响了俄罗斯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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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知识分子酷爱真理,许多人都是满怀激情的“真理追求者”,然而,他们追求的真理(Правда)概念也有特定含义,它不仅仅是纯理论认识上的真理(Истина),而且包含了“公正、正义、合乎道德”的意义。俄罗斯知识分子所苦苦追求的真理,一方面是对世界所做的理论解释和说明,而另一方面要使“社会公正、自由、民众幸福”成为生命的真谛,使生命变得圣洁。斯拉夫派是这样,西方派亦是如此,双方都是理想主义者。正如赫尔岑所讲的那样:“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即都在为社会公正、自由和人道而奋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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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期,随着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以及他们发起的民粹派运动,把俄罗斯知识分子追求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理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他们怀着对人民的负罪感走向农村,发动农民进行争取幸福的伟大斗争。为了这一事业,有多少知识分子甘愿放弃了家庭、事业,乃至自我牺牲。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即“真理追求者”正是憧憬着这样的理想和抱负,义无返顾地走向寒冷的西伯利亚,走向刑场,走向绞刑架。也正是这种可贵的生命价值观,使俄国知识分子获得社会“良心”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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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采用镇压和改造的手段解决了对新政权持消极态度的旧知识分子。“红色恐怖”使“旧知识分子的命运极为悲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侨居国外,一部分人在集中营和流放地死去,只有很小一部分人靠拢新政权。革命前许多代知识分子忠诚地服务的事业完成了,人民从沙皇地主资本家的政权下解放出来,然而,知识分子却陷入悲剧性的境地。”[35]新政权在打击不服从的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开始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培养新知识分子。从1917年12月开始,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把所有教育机构收归国家管理,并使宗教教育和宗教仪式同学校教育彻底脱离。此后,又陆续制定了全国各类学校统一执行的教学大纲,并把教育与社会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劳动者作为指导思想,大批劳动者子女和工农干部开始成为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固有的历史传统,即精神自由的追求、正义感、社会责任感是很难因其出身和教育思想的变化而被人为地割断。被称为“二十大产儿”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绝大多数是在革命后接受的教育,即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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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持不同政见者是斯大林以后苏联社会的产物,这是一些在苏联社会里成长的知识分子,他们陷入了与父辈的心理和理想的抵触之中,“政治评价在持不同政见者中完全是被忽略的,而提到第一位的是精神和道德的使命。”[36]以“俄罗斯民族精神”作为自己不同政见纲领的索尔仁尼琴,其身上处处充斥着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而自命为“苏联知识分子良心”的安德烈·萨哈罗夫,同样也不例外。他更是把道德准则和精神自由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赫鲁晓夫曾经把反对他进行氢弹试验的萨哈罗夫称为“道德的水晶”,“他是我们科学家之中的圣人”。[37]人们在谈论持不同政见者时以下的话是非常典型的:“他们缺什么?高工资!公寓!他们本来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不!”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的一部分最活跃和最具进步思想的苏联知识分子同样面临着沙皇俄国时期旧知识分子的困境,“知识分子崇拜的,至今无限信仰的东西完结了,丧失殆尽了。在革命后形成的新形势下,知识分子不能够保存自己作为社会的真正民主力量,不能够深刻地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为自由而采取什么斗争方法和手段。”[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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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斯大林时代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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