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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57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1706460350]
1706472358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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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60 直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夕才告结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性质问题，是一个歧见纷呈而值得深入分析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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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62 由于政府的封锁消息和片面报道，在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历史知之甚少。在普通人心目中，提到持不同政见者，立刻就会想到诸如罗·麦德维杰夫、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布科夫斯基等这样一些当年敢于直面政府强权，不畏惧各种迫害，有的甚至以在牢房里度过十几年的代价，也要公开自己不同于苏联党和政府主张的政治明星。然而，对于他们的思想、主张、反抗政府的行动，苏联政府压制他们的措施则只是一些影影绰绰的传闻，一段发黄的岁月，一串冰冷的数字，以及保存在某些秘密机关档案里有关于销毁萨哈罗夫550卷档案和索尔仁尼琴105卷档案的决定。[152]依据史实搞清楚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真相，对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苏联解体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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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64 1977年苏共中央在《致法共中央非公开信》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所有宣传机器都在不怀好意地高谈什么‘保护苏联的人权’，并且积极利用逃出苏联或者被驱逐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准确地讲就是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公开的敌人）……‘持不同政见者’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实质上是否定社会主义，是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在行动上正在变为有组织的、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反苏活动。”[153]同年，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纪念捷尔仁斯基诞辰100周年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持不同政见者’这个名称是西方资产阶级出于宣传目的的精明创造，是意在迷惑社会舆论……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动员西方的报刊、外交机构，以及情报机构和其他特工机构参与其中。”[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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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66 曾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却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大部分人并不明白，什么是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但是只要将此词译成俄语就大体明白无误了。那就是‘有不同思想的人’和‘有不同思想的现象’。”[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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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68 既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参加者，又是运动研究者的罗·麦德维杰夫认为：“1965年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持不同政见者绝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他们大都是在苏维埃制度下成长起来并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他们要求的不过是要当局尊重宪法、尊重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后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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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70 萨维利耶夫在《苏联1950年到1970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政治特点》一文中指出：“总的来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研究人员眼里就像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在确定持不同政见者这个概念时就可能产生困难。很明显，它的组织性和策略性是多种多样的，持不同政见者所举行的某些行动与过激主义有区别。”[157]为什么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这只能通过考察运动参加者的主张和行动来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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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72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参加者成分相当复杂，既有斯大林时期冤狱受害者，也有要求民主、民族和宗教权利的各种人物，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即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他们称为“二十大的产儿”。这些人大多是50年代大学毕业，在批评斯大林和宣扬人道主义的矛盾氛围中思想逐渐成熟，并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人。他们身上既有传统观念的痕迹，同时也深深打上了新思潮的烙印，他们经受了赫鲁晓夫时代急剧变化的洗礼，同时又面临着勃列日涅夫时代思想僵化，官僚主义横行，特权阶层贪污腐化，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现实。这些人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况，关注祖国乃至全人类的前途与命运，深切地感受到了自由、民主、尊重个人权利在苏联的重要性，从而掀起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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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74 在现代社会，民主、自由和权利三者互为基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正像著名学者瓦·梅茹耶夫在《知识分子与民主》一文中分析的那样：“自由与其说是集体的，不如说是个人存在的价值。政权本身（即使是人民政权）并不自动表明自由的状况。民主，尤其是人民政权理解的民主，可能变成较之专制政体更厉害的不自由。当缺乏防御政权对人的侵犯，缺乏对人的法律保护，当个人完全从属于大多数人、从属于集体意志的时候，便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民主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极权主义，大多数对少数、集体对个人、共性对个性的绝对权力。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政权，包括民主的、人民的政权，如果不受法律限制，不捍卫个人的权利，那么，都是对自由的威胁。”[158]正是出于这一理念，一些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知识分子甘冒失去工作和自由的风险，不惜采取一些政府禁止的非常手段也要表明自己的不同政见，从而来维护宪法赋予自己的权利。例如用私下出版物、请愿书、声明、公开信等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阿马利里克在《持不同政见者札记》一书中写道：“政府毁灭了许多人的良知理解力，持不同政见者必须恢复它，发挥不用社会批准的精神。”[159]因为在国外出版书籍，宣传异端思想被政府第一个判刑7年的如西尼亚夫斯基在《我的持不同政见者经历》一文中认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价值就在于此，这不同见解不是新教会或新的统一的反苏维埃国家的胚胎，而是多元化的社会。”[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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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76 以罗·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民主社会主义派明确宣称：“我们深信，即使社会主义在不同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但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学说，既没有陈旧过时，也非奄奄一息。但是，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都还不是十全十美的。”[161]萨哈罗夫为首的西方派主要强调民主、自由，加强法制，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能够真正实现。萨哈罗夫因向西方记者发表如下谈话而成为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我们的社会沾染上了这样一些风气：冷漠、伪善、市侩的利己主义、毫不掩饰的残酷无情。社会最上层的大多数代表人物，即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一帆风顺的最上层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代表顽强抓住自己或明或暗的特权，对违反人权、进步、安全、人类未来利益漠不关心。”[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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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78 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虽然要求政府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俄罗斯实行专制制度，但他也只是主张“国家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支持，让它自行存在好了，谁愿意宣传、保卫和贯彻它都不应受到阻碍。”[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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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80 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是像政府所说的那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抹黑者，帝国主义思想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走狗，他们满怀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满足现状，敢于直面权势，发出内心的呼声，是社会公正和良知的捍卫者。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主张只不过是对人类固有的理想——民主、自由、权利的向往，希望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能够顺应和平、民主、进步与发展的世界潮流，克服斯大林个人迷信给苏联社会造成的伤痛，回归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法制的多元社会。他们的“不同政见”主要是对党和国家体制、方针、内外政策方面存在的弊病，以及僵化教条的意识形态提出强烈批评，要求公正处理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些人甚至称不上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反对恢复斯大林模式的专制统治，反对一党专制，希望通过改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以人为本等宪法条文真正落实在实际生活中，尤其是运动的前期这一趋势更为明显。不然的话，无以解释“八·一九事件”后叶利钦发布取缔共产党的命令时，第一个站出来坚决反对的不是党的大人物，不是当时执政的党的领袖，而是遭受克格勃多年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罗·麦德维杰夫的反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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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82 因为在西方出版自己不同政见书籍，1978年被政府驱逐到国外的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多次表示，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并不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布尔什维克党，只不过对苏联社会的一些现象不满。他认为，“像其他社会一样，共产主义社会也有自己的缺点——理想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164]同样，因为在西方发表文章而失去7年自由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在1993年发表的谴责俄罗斯政府炮轰议会的公开信中高声疾呼：“在每个人的生活里有这样一些珍贵的东西，对他来说，它们高于他自己本身，高于他的不眠之夜，高于他所受的巨大的委屈和苦闷，这些珍贵的东西就是祖国和自由。”[165]即使以反对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著称的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也承认：“十月革命虽然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后果，但是它成了推动社会改革的巨大动力，而且包括西方社会在内。”[166]可以这样说，上述的现象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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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84 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下出版物的发展历程也能清楚地看到其追求和平、民主、自由、权利，以及忧国忧民的宗旨。60年代私下出版物的主要内容是各种回忆录、请愿书、公开信。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论述有关苏联社会问题和维护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内容占据了私下出版物大部分版面。例如维护政治犯的权利，获释人员的权利，少数民族的权利，移民和回国的权利，维护残疾人的权利，甚至1979年10月在列宁格勒、诺沃西比尔斯克等几个城市出现了一份女权运动的杂志——《妇女与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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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86 《妇女与俄国》在发刊词中大声呼吁：“苏联妇女强烈地要求独立自主，她们向往斗争，其中有些人已参加了持不同政见运动，但多数只是作为她们的丈夫或父兄的追随者而斗争的。”[167]主要编辑者达吉亚娜认为，在苏联已不能指望通过官方渠道讨论和解决妇女的地位与权利问题，因为书报检查人员对“女权”一词都不让使用，这就使她产生了开辟一个不受官方审查的妇女论坛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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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88 当然，任何思潮或运动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泥沙俱下，出现不和谐的声音，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也不可避免。运动参加者中不乏追求权力和政治之人，他们热衷于同西方媒体和外国记者联系，幻想能够在一夜之间成为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那样的英雄。应该说，这样的社会成员在任何时代都不是社会的有益成分。也有极少数人坚决反苏反共，但他们采取的手段是和平的，主要是思想和道义上的，真正力图颠覆现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仅仅是个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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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90 如何对待来自社会的不同呼声抑或是反对者的声音，尤其是代表社会先进阶层的知识分子的不同声音，这是摆在每一个执政党面前的重大课题，苏联党和政府处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策和措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苏联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埋下了祸根，它留给世人太多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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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92 持续不断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社会结构整齐划一的社会表层下涌动着的一股潜流，是苏联国家由极盛时期走向衰亡的先兆。同时，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也是俄罗斯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回响和折射。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见者表明苏联国内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存在着问题与危机，尤其是与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和国家工作中积累的问题和错误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官僚集团贪污腐化，因循守旧，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勃列日涅夫为首的统治集团却千方百计恢复斯大林时期的集权统治，固执己见。特权集团把不受人民批评、严格的保密性和封闭性看作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神圣的东西，特权阶层“常常依靠自己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向中央施加压力，迫使中央实行有利于利益集团而有损于国家的决策”[168]，人民群众对此意见极大。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日渐凸显，到了70年代后期甚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危机的边缘。一方面政权不得不反复强调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原则，这是政权性质的自我认定，但另一方面，一党专制、高度中央集权、群众组织国家化、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反对任何批评党和政府行为的体制严重遏制了党内外民主，难以为人民不断高涨的民主意识提供足够的表达渠道和途径。在这种独特的政治体制下，通过私下出版物以及其他形式来表达公民意愿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出现和持续不断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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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94 此外，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僵化保守，政治思想工作粗暴简单，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成风，回避矛盾，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说教不仅削弱了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使党和国家极力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成了乌托邦。一方面是宣传中的社会主义美好前景，另一方面却是西方国家远远高于苏联人的生活水平，以及党和政府官员正在悄悄享用的不亚于西方的生活水准，这使一些勤于思考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合理性。当然，这并不是通常所说的西方腐朽生活价值观念侵蚀了人们的斗志，而是现有的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巨大反差导致人们不得不如此反思。罗·麦德维杰夫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一个很准确的原则，我认为是绝对正确的原则，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说，只有时间和生活本身才能确定哪种观点是正确的，哪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只有人和社会实践才能检验真理。”[169]70年代后期莫斯科一位党内的知识分子曾经不无忧虑地谈到：“如果你透过表面现象深入的看看，那么你就会发现党员中真正具有信仰的只占百分之一、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如果能脱离党的话，就不会甘心情愿地留在党内。不过，他们又害怕脱党。”[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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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96 然而，面对久拖不决的持不同政见者追求民主、言论自由和维护权利以及公开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且，这些追求大多是苏联宪法明文规定的，党和政府却不是从自身工作和体制中寻找其产生的原因，并通过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区别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因势利导，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克服消极因素，而是一味地限制、堵截、镇压，甚至增补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创造“思想颠覆”社会主义的罪名，组建专门负责此项工作的克格勃第五局，不遗余力地“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不少资金花费在与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上……花费在一场对付本国人民，特别是对付知识分子的秘密战场上。”[171]难怪有人开玩笑地讲：“持不同政见者不是抗争苏维埃政权的人，而是苏维埃政权所抗争的人”，是政权千方百计希望其放弃离经叛道思想，回归苏维埃意识形态并与之保持一致的人。[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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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398 强化书报检查制度，逮捕审判持不同政见者可以迫使人们闭口不言，然而，却不能改变人们的思想，相反矛盾会越积累越严重。雅科夫列夫在分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现象时指出：“正是他们理由充足的论断和正确可行的建议被宣布为反苏主义……那些痛苦地对所有一切考虑周详之后，冒着对本人和家庭带来灾难的风险，说出了自己想法的人，也许他们做法有点古怪，但毫无疑问，他们是祖国真正的爱护者。”[173]而这些祖国的爱护者在同政权对立与对抗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许多人被迫流亡国外，被流放、监禁甚至送进精神病院。一般来说持不同政见者大多是社会的精英，因为表现出某种积极性的社会成员往往是社会中的优秀分子或者是不满现状，具有创新意识并且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如果这一先进的群体被排除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以外，他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性遭到压制甚至是迫害，这不应该是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因为它扼杀了自己肌体的活力。况且，“知识分子处在反对不民主政权立场的时候，用文学创作、社会政治思想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影响自己时代的社会意识，他的肯定作用是不会被人怀疑的”[174]，也不应该被人怀疑，他们批评社会制度的缺陷和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以此促进社会的进步。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夺取政权的企图，只不过是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并且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尤为敏感，他们是社会的良心，追求的是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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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400 镇压和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尽管直接涉及的人并不是很多，但却严重毒化了政治气氛，“为了查清和迫害他们，就需要动用全部‘秘密警察’机关。这就意味着要更多地监视人，鼓励大家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谈话。这些事不可能完全隐蔽地进行：所有的人，包括地位很高的人，都害怕偷听、监视、告密。在这种场合事情是不是完全有根有据已经不怎么重要。”[175]同时，政府迫使知识分子和著名人士签名，公开谴责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做法，不仅给持不同政见者本人带来巨大的伤害，而对其他有关的人士也是一种伤害，使一部分被迫签名者陷入两难的困境。拒绝签名意味着对国家的不忠诚，工作和其他方面将面临各种压力甚至是处分；同意签名则会遭到国内外同行的蔑视，亲朋责备，名誉扫地。这样的精神折磨和精神损耗导致许多人意志消沉，知识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政治环境和人际关系严重扭曲变形。从而，导致冷漠无情、不问政治和消极情绪不断增长，双重道德标准开始泛滥，社会维系力开始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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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402 为了反对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党和政府越来越借助强力部门的力量，尤其是主管知识分子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五局机构日渐膨胀，与此相联系的是对公民的监控不断加强，对居民群众的搜查、逮捕、审判经常发生，把持不同政见者许多正常探讨社会主义制度弊病和揭露社会问题的批评列入敌对行动，这一方面掩盖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社会弊病越积累越严重，进一步窒息了社会最后一点积极探索精神，粉饰现实，弄虚作假风气泛滥成灾；另一方面为党和政府一些官员不受监督和约束，恣意妄为，随意报复提意见者大开绿灯，结果导致贪污腐败风气愈演愈烈，党和政府威信严重下降，这不仅造成物质上的巨大损失，“道德的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的威信下降”[176]，这无疑对苏联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党地位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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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404 此外，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流追求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是人类千百年来的共同理想，执政党应该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不断扩大和充实它的内容，让它为自己所用。适度的民主和自由不仅不会削弱党和政府的领导，反而有利于政权的巩固，有利于了解社会各界的呼声，缓解社会的各种矛盾，是监督政府依法行政，防止国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的根本保证和途径，而苏联党和政府却对大部分同自己执政理念并不矛盾的行为严加镇压，结果非但没能解决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反映出的深层问题，反倒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绵延不断，支持者越来越多，削弱了民众对共产主义美好前景的向往。同时，也严重损害了苏联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形象。尤其是武装出兵干涉捷克和侵占阿富汗，更使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走向寻求国外支持的道路，他们也逐渐改变了对政府和社会主义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同国际反苏势力联合，为西方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专制、独裁、缺乏民主和自由提供了难得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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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2406 总的来说，无论是多么先进的社会制度，总有许多有待纠正与清除的缺陷和阴暗面，能够听取和采纳各种不同意见，甚至反对者的建议是一个社会富有活力的标志，在极为复杂的现代社会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当今社会每一个重要的决定都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虑和提出独立的见解，需要兼顾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及时调整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资源占有格局，需要对执政者加以批评监督以防止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一个企图限制和打击一切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的社会，只会使自己陷入到山穷水尽的困难境地。实际上，一个社会存在着持不同政见者正是这个社会生气勃勃、富有活力的象征。正如当代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尔所讲的那样：“被抛弃的人民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未来。被建筑师丢掉的石头可以成为新世界的奠基石。而一个没有持异见和不满分子的民族，通常都是有纪律、有礼貌、安宁与和谐的，但却没有一粒可以产生出伟大的未来的种子。”[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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