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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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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斯大林文化管理模式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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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了一场“大转变”。在这场转变中，联共（布）领导人抛弃了1925年《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放弃了20年代正在形成中的、体现在这个决议中的已具雏形的思想文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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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转变”，是随着政治经济领域的“大转变”而发生的。在思想文化领域“大转变”的过程中发生了思想文化体制模式的转型，由20年代的思想文化体制转变到了斯大林思想文化体制的轨道。也就是说，斯大林的思想文化体制模式是在意识形态“大转变”的过程中开始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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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意识形态“大转变”，是由1928～1929年的反“右倾”斗争进行酝酿，由斯大林1929年12月27日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土地专家代表会议上以对布哈林经济理论的批判作动员，通过政治经济学领域对鲁宾的批判，哲学领域对德波林的批判，史学领域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批判，文艺界对“拉普”的批判等，相继完成的。在这一“大转变”的过程中，一方面形成了以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理论支柱，以大批判、大斗争、大清洗为主要手段的思想文化模式，使思想理论一步步趋向简单化、教条化和凝固化；另一方面，也对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知识分子进行了一次次连续不断的清洗和镇压，以雷霆万钧之力威吓、震慑、压服了思想文化界。斯大林的或者说联共（布）的思想文化模式，就是在这个意识形态“大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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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在30年代形成、确立以后，表现出了以下最明显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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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立了斯大林理论的独尊地位，树立了对斯大林个人及其理论的崇拜。实际上联共（布）奉行的准则是，以斯大林的是非为是非，以其理论公式为衡量真理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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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立了以超高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而工业化以优先发展重工业，重中之重是发展军事工业，整个经济发展则以集中计划、产品交换为特征。这也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概念的主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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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立了随着社会主义愈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加尖锐化的理论，而党内斗争则是这一阶级斗争特点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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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出了社会主义超阶段的理论——完成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即是社会主义的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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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形成了关于资产阶级文化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载体，而消灭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及其残余，必须抛弃资产阶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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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以文化艺术的单一性取代其多样性，以钦定风格流派的垄断地位代替各风格流派的自由竞争。其集中表现是，在“大转变”过程中解散了几乎所有以前的文化艺术派别和团体，90%以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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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意识形态斗争的目标，是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其残余，包括一切中间的思想形态；以大批判、大斗争和整肃的手段推动学术文化的发展；以隔离、封闭的方式在“纯社会主义”的环境中培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垄断的方法，通过以政治和哲学粗暴干预文化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式，控制意识形态。这样就造成了思想理论的简单化、教条化，也导致了教条主义根深蒂固的长期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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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式中的思想理论特点，是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托季联盟和布哈林等一系列反对派作斗争的过程中，不断解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他自己片面、褊狭的解释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特别是通过编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灌输进了联共（布）党的历史和全部实践活动中，以他个人的思想取代了列宁和党的集体的思想，并通过大力宣传《简明教程》，将其体现的思想理论神圣化、模式化、教条化，从而确立了这些思想理论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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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一思想文化模式是经过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历次大批判、大斗争建立起来的，同时，又通过一整套威慑机制确立、巩固了下来，加上通过各种方式、各种途径，数十年如一日地宣传灌输，人们已经对它习以为常，这样，就使这一思想文化模式在人们思想中扎根很深，具有相当的牢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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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在这一思想文化模式中的文化政策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文化被限定在极为狭窄的范围内，把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反对过去时代的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反对并抛弃过去时代和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甚至弄到连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德国古典哲学也要抛弃的地步：在苏联战后对亚历山大洛夫《西欧哲学史》的批判中，广泛传播了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即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式的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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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还用庸俗社会学的“阶级性”解释一切：30～40年代，马尔的语言学曾大行其道，宣扬语言的“阶级性”。30年代中期，苏联以李森科为代表的伪科学学派开始抬头。当李森科在一次大会上大批摩尔根的生物遗传学，叫喊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科学”时，斯大林带头为他鼓掌。所以，发展到战后初期，非但不能容许摩尔根生物遗传学的存在，还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控制论，甚至当时发展起来的有机化学，统统称为“资产阶级科学”而加以围剿。斯大林思想理论的僵化，助长了苏联伪科学学派的声势，压制了科学学派的成长，这就使苏联的科学缺乏创新，在斯大林时期同世界科学水平拉大了差距。尽管由于经济建设和工业化的需要，使斯大林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如建立“监狱研究所”等）促进了与重工业以及核武器、火箭导弹和航空航天等军事工业有关的科技的发展，却贻误了农业和其他民用领域科学技术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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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最重要的制度性变化是，思想文化走向更加封闭、更加集权。其突出表现是，书报检查制度更加严厉、更加把权力高度集中到党内来。如果说20年代在建立书报检查制度之初，主要是把检查的矛头指向社会，即资产阶级敌对势力，那么，到了30年代，则进一步把检查目标对准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反对派”。一经把这些严厉的监控措施指向党内，问题就发生了变化（再严厉的监控措施指向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毕竟针对的是敌人，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尽管也有一个适度、适当的问题，但一经把矛头转向党内，性质就完全发生了变化）。严厉监控党内同志，把同志当成“敌人”，这就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也严重破坏、禁锢了党内的民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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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和社会上敌对势力的检查，转向对党内反对派和所谓“异己势力”的检查，书报检查体制也发生了变化，由原先主要由政府行政系统实施监督检查职能的体制，转向了由党的机关直接实施监督检查的高度集中于党内的书报检查体制。1929年1月18日，中央组织局在其《关于准许出版新杂志》的决议中，事实上取消了原先归出版总局实施的审批职权，转变为所有主要杂志只有得到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批准，才能出版；而“所有其他杂志”的出版，在出版总局履行批准程序时，还应“同中央宣传鼓动和报刊部进行协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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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中央政治局1930年《关于出版总局》的决议中，又再次削弱了出版总局的职权：“解除出版总局中央机构从政治思想和军事、经济观点方面对出版物进行事前检查的所有业务”，作为代替执行这一任务的机制，设立了由党的机关向出版总局派遣“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确认特派员建制为在书报文献和无线电广播等领域实施事前检查的基本环节。责成确保具有出版总局特派员必要人员名额的前提下，务必在出版社内部实施对所有出版物的全部事前检查”。而且，在文件中公开表明，要用党的工作人员取代职业检察官，其中是这样说的：“在地方报纸中，可以将特派员委任为报纸兼职编辑。”[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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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书报检查体制变化的过程中，出版总局的机构大大缩小，而直接受党的机关监督、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特派员和政治编辑的建制，却得到了长足发展。这样，党的书报检查机关就逐渐取代国家机关而直接行使书报检查职能。出版总局表面上虽然一直存在，还挂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后来的教育部名下，但实际上经过这次改组，它已被完全纳入了党的书报检查体系，包括它活动的一切方面，从领导人到列入官职名录工作人员的任命，都被置于党的机关的监督之下。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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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党所实行的书报检查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多层面的、高度集中的书报检查制度。按照俄罗斯学者的说法，这种检查制度要经过5个层级的5种过滤机制：第一个层级是自我检查，即由作者根据历次“大批判”和思想整肃运动形成的意识形态标准，在写作之前和写作过程中实行自我的内省检查；第二个层级是在编辑文稿过程中实施的思想政治审查；第三个层级是由编辑部或出版社送上级专门检查机关，即出版总局进行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第四个层级是经由国家机关的惩治性检查，具体实施机关是政治保安局系统的政治监督司，后来则是克格勃的第五局；第五个层级是，由党的领导进行最后的意识形态审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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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对书报文献检查的标准。联共（布）在先后出台的报刊法令中，甚至对“有违背”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包含有赞扬旧生活方式、带有资产阶级道德成分的”，甚至连“无思想性”的书报作品，都加以查禁。[26]这些标准因检查人员的理解各有不同，不仅内涵十分模糊，而且可以有无限的外延。加上将“敌对”的标准由社会转向党内，就可以衍生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和“反对派”以扩大化打击，这必然会把对书报文献的监控，变成对社会、对党内的书报信息封锁，甚至转变为封人口舌、不准讲话，钳制党内正常民主生活，成为密不透风的文化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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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从1925年展开所谓“布尔什维化运动”之后，提倡“意识形态100%的纯洁性”、“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到30年代，斯大林还进一步提出警惕“中间居民阶层”的“不健康情绪”，“克服经济中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等等[27]——当这一切都成被严密监控的新闻书报和文献信息的内容的时候，那么，可想而知，能够出版发行和流传的国内外出版物到了一个何等狭窄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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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在苏联的体制中对文献信息和新闻书报，是采取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相结合的。也就是说，出版印刷之前，书稿要送检查机关审查通过，出版发行之后，出版物还要经邮递、海关和国家安全部门一一检查通过。按前述对书报信息所要求的思想政治标准，无论在哪一环节和部门受阻，都不可能过关。在苏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十分庞大。仅以出版总局的机构为例，它的人员编制就越来越多。到1938年，发展到15个处，这一年仅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检查官就达525人之多。到1940年，仅俄罗斯联邦的检查官就有将近5000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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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监控、查禁的情况看，1927年之后，对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编订了目录，严加控制。平均每年没收的出版物在15%～20%，有些种类达20%～30%，哲学和宗教类最多，甚至达到40%，政治和历史类平均达23%。[29]到1938年，仅前9个月经事前审查，就查禁了12588条信息，还查出了23512处属于政治思想方面的“歪曲”。[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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