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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路标”改变以后：世纪初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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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至今的俄罗斯史学，在转轨期的“休克”之中如果说仍然有热点的话，那就是“改革与革命”这个话题。[52]1991年剧变之后俄罗斯始终忘不了“从二月到十月”的幽灵。1917年2月建立的民主政体为什么那么快就被十月“革命专政”所取代？为什么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最激进的时代拼命呼唤“革命”而革命就是不来，1917年在俄国知识界普遍“保守”化时“革命”却猝然而至？为什么漫长的农奴制时代和19世纪末俄国经济萧条时都没有发生革命，反而在斯托雷平改革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发生了？为什么历来被视为守旧的沙皇当局强硬派在把自由主义知识界与当局中的开明派打下去后反而发动了“彻底”的经济改革，而一贯呼吁这种改革的自由知识分子反而在改革中迅速沉沦？为什么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思想家在19世纪末对民粹派的学理性论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1917年他们仍被社会上强大的民粹情绪所裹胁，以致满嘴尽说的是当年自己痛斥过的话语？总而言之，1917年的“革命”是如何发生的？是由于知识分子过于“激进”，由于统治者不肯“改革”，还是由于完全不同的另外原因？——这些，当然不仅仅是俄国人才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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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公社世界，呼唤市场与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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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前的俄国是个“公社世界”，当局以“公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53]为国策。史实表明，俄国的传统公社（米尔）组织并非某些理论所讲的“原始时代的遗存”，而是专制国家在集权化过程中破坏古代农户所有制，强化对农民的管束后形成的。俄国的农奴化进程也并非“原始公社解体”的结果，相反倒是与“公社化”互为表里的。到16世纪后，俄国农民农奴化、农户公社化、专制国家中央集权化三位一体的进程趋于完成。农民属于公社，公社属于国家，而国家把农民公社赐予贵族，并从而实现专制国家对包括贵族与公社社员——农奴——在内的全部臣民的严格控制。这种农村公社、农奴制与专制集权的三位一体构成了俄国近代化进程起步前的传统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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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后，西学东渐，个性解放之潮冲击着传统的公社世界，以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变革在俄国开始了，经过十二月党人起义，“西方派”与“斯拉夫派”，“进步派”与“守旧派”的论战，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俄国自由主义逐渐形成。1861年，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刺激下的沙皇当局对“公社世界”开始了“大改革”。这场改革以“解放农奴”为口号，但在权贵利益本位的条件下“解放”的方式却很特别，它只是把公社土地中的一部分（往往是最好的部分）划归贵族私有（即所谓“割地”），建立贵族农庄。贵族因此由公社社员的束缚者、保护人变成了化公为私的有产者。而农民虽不再是“贵族之奴”，却仍然是公社社员或曰“公社之奴”，然而他们从公社领用的份地因“割地”而大为减少，对公社的负担却因赎金而加重了。当时规定不是由农户而是由公社向贵族支付赎金。公社则把这笔负担按“团结”原则以富帮穷的形式分派下去，维持所谓“勤劳者为懒汉负责”的平均主义制度。总之，经过这场改革，公社的束缚依旧，而公社的保护作用却因份地减少而下降。这就好像一个面临“分家”危机的大家庭，家长席卷家产的一半而逃，却把子弟们仍然束缚在大家庭中。于是，冲破大家庭的呼声与索回家产、重建大家庭的呼声在改革后都高涨起来，从前一呼声中产生了自由主义反对派，而从后一呼声中产生了民粹主义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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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革”后20年间，民粹主义一度成为俄罗斯反对派运动的主流，但19世纪80年代后它便明显衰落。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联盟”在世纪末的大论战中压倒性地击败了民粹主义，自由主义从而成为反对派运动的主流思想。之所以如此，除了其他原因（民粹派的政治冒险招致镇压；当局中最守旧的“公社拥护者”与之合流形成“警察民粹派”，失去了反对派形象；俄国社会因市场经济发展而来的自由要求，农民要求摆脱公社束缚而对民粹派不感兴趣等）外，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当时的自由派在呼吁冲破“大家庭”的同时，还坚持从“大家长”那里索回被盗走的“家产”，从而主张“公正的自由”，而不是“肮脏的自由”。自由派虽然不像社会民主派那样强调无偿“收回割地”，而是主张赎买，但不是由农民，而是由国家按强制性的低价买下后分给农民，实际上也与“收回割地”相差无几，因此不仅在知识界，而且在农民中都不乏拥护者。于是在1905年后的第一、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自由派大获全胜，首届杜马因而被称为“立宪民主党（俄国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党）人杜马”。而杜马中的农民代表也大都偏向自由派。民粹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面对这“令人痛心的事实”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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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风波：自由主义反对派与政府开明派的双输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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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1907年间，俄国社会的改革要求与当局的守旧立场发生了冲突。苏联时期称之为“第一次俄国革命”，并极力宣扬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其中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城市工人在这次“革命”中的作用。然而实际上用英国学者T. 沙宁的话说，城市罢工和起义在这两年只是“一瞬间真实的革命”，实际影响很小[54]。真正充斥这动荡的两年的，一是杜马中以自由派知识界为主体的反对派运动，一是乡村中的“农民骚乱”。就连列宁当时也讲过：俄国形势是“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和几乎是最反动的专制政府”的对峙，而当时只有“立宪民主党人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55]，这是民粹派与社会民主派都做不到的。自由派通过立宪民主党人执牛耳的杜马实际上主导着全国的反对派运动，在这两年间为冲破公社世界，发展市场经济，为改革专制之弊，实行自由宪政，采取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合法抵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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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最革命的议会”之说，实际上是对后来苏联官方关于自由派“软弱、反动”评价的嘲讽，然而“最反动的专制政府”之说却不符合事实。1905年由开明政治家C. Ю. 维特任总理的俄国政府不仅对公社之弊已有认识，决心推进经济改革，而且还是宪政的热心者。维特与杜马反对派在宪政框架下进行的谈判也是以经济、政治双重改革为前提的，双方的分歧只在于改革的速度和利益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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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只要自由主义反对派与开明的改革派政府双方能达成妥协，1905-1907年之后的俄国将会完全是另一种前途。而1917年的“雪崩”也就不会发生。当时以立宪民主党人为首的杜马反对派与以维特为首的政府也确实多次谈判，试图和平解决危机。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掣肘，谈判未能成功。维特由于过分“温和”，终于被沙皇一脚踢开，由主张警察统治的戈列梅金与斯托雷平相继登台。他们对反对派使出了致命的铁腕，一年之内，第一、二届杜马相继被强令解散，立宪民主党一度被宣布为非法，该党的土地问题专家赫尔岑斯坦与活动家约洛斯惨遭杀害，米留可夫避难海外，参与了反对派杜马议员《维堡宣言》的立宪民主党人被交付审判，立宪民主党机关报一度被查封，许多城市的立宪民主党组织、俱乐部和他们控制下的一些地方自治局被捣毁。由于大批自由主义反对派人士被剥夺选举权，也由于修改选举法并动用“黑帮”极右翼分子进行威胁与控制，后来产生的第三、四届杜马完全成了御用的傀儡。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席位从第一届的179席猛降到第三届的54席，基本丧失了对杜马的关键影响，整个党组织也处在瘫痪状态，自由主义反对派尚且无立足之地，比他们更激进的民粹派与社会民主派自更不待言。于是从1907年6月的“六三政变”，第二届杜马被解散起，俄国进入“斯托雷平反动时代”。立宪民主党人中Ф. А. 洛吉切夫所发明的悲惨的幽默：“斯托雷平领带”（指绞索）成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斯托雷平在全国建立军事审判网点，专门审判参加了“土地恐怖”的群众，几个月内就以“斯托雷平领带”处死数千人，遍布全俄的绞架，终于把要求收回“家产”的“子弟们”暂时镇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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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时期”的“彻底改革”与自由主义的大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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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家长”在镇压了“子弟们”之后，不但没有采取措施巩固“大家庭”，反而实行了彻底的“分家”。1907年起，俄国开始了摧毁传统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并确立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斯托雷平改革”。政治上的“反动时代”与经济上的“激进”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使人们不知所措，反对派起先还有气无力地抱怨斯托雷平“改革不彻底”，但不久就发现远不是这么回事，就连最“激进”者列宁也宣称斯托雷平“最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他的改革不仅“很彻底”，而且“勇敢”“纯粹”“丝毫不妥协”，甚至于列宁们原先的土地纲领也“已经通过斯托雷平法案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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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说来也简单，从理论上说“公社世界”与私有产权的差别很了不得，然而人们的现实选择往往不是从理论信条而是从利益取向出发的。在一个宗法大家庭濒临解体时，“要不要分家”之争往往远不如争夺“家产”份额的斗争激烈。1905年以前俄国的“公社世界”大家庭早已在市场经济的暗蚀下变得“父不慈子不孝”，只是还保留着一层大家庭的温情面纱。而1905-1907年“革命”的戏剧性结果就在于：刺刀挑破了这层面纱，透过破口一看，原来家长与子弟们都对家产心痒久矣！于是对当局来说事情便变得十分简单：赶快把家长权变为家产所有权吧！用斯托雷平的话说，国家原先要“抑强扶弱”充当“公社精神”的化身，而今不然了，“国家是为强者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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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强者”用铁腕把弱者绑起来后实行的“分家”是谈不上公正的，由此产生的后果下文还要提到。但一时看来，这样的“分家”倒也干脆利索，产权明晰，市场导向的农场经济毕竟比种“大锅”地，纳“大锅”税的村社经济有效率，而铁腕下的安定更有助于这种效率的发挥，于是产生了“斯托雷平奇迹”：从1907年到1914年间沙俄经济持续高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年俄国粮食产量一举超过当时西方三大粮食出口国美国、加拿大与阿根廷的总和，1913年的全俄粮食人均产量纪录甚至一直保持到赫鲁晓夫时代才被打破，俄国成了“欧洲谷仓”、世界最大农业出口国，当时谷物出口运输几乎占铁路运输量的一半。由于农业的拉动，整个国民经济也出现了繁荣，斯托雷平改革的几年间（1907-1914）俄国资本投资总额即从26亿多卢布增至51亿卢布，其中外资由9亿增至19亿多卢布，都翻了一番。1913年与1900年相比，俄国人口增长22.35%，而煤产量增长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国民总收入增长78.8%，制造业国民收入增长83%，农业国民收入增长88.6%，这些都是沙俄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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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之潮中，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1905年的政治热情似乎已一去不复返，人们关心的只是钞票，维特在1913年感叹道：“这件事过去6年了，斯托雷平宣称‘安宁’也有那么久了，但他所实行的制度迄今没有改变，舆论对之也没有反应，现在舆论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口袋里有多少钱……”[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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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便陷入了空前的尴尬中。海外“政治侨民”日久无聊，内讧成习，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内的派系愈来愈多，而社会民主党内的两派更于1910年彻底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两党，彼此从政见直到经费之类的琐事都斗得不亦乐乎。而俄国国内的自由主义者更出现了急剧的分化，1909年出版的《路标》文集就是这一潮流的标志。正如书名所暗示的，它体现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路标”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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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标》文集的7位作者司徒卢威、伊兹戈耶夫、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基斯嘉科夫斯基、弗兰克和格尔申宗都曾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反传统的“西化”论者，1905-1907年间大多以立宪民主党人或同情者身份参与政治。但现在他们要从思想和哲学上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清算19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传统。布尔加科夫认为，俄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过于认同；而格尔申宗更尖刻地说：“别林斯基以来我们的政论史完全是一场噩梦”，其结果是使激进思想发展为激进的社会运动，这已不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道义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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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对刚刚过去的“革命”表示了否定与忏悔，司徒卢威说：“反动”的胜利不应使我们忘掉“我们经历过的革命的错误”，而“革命的错误”不仅包括罢工、武装起义等“挑衅”行为，甚至也包括“喧闹的第一届杜马选举”和解散杜马后引起的抗议活动这类合法行动。文集的作者继续了以往自由主义者对民粹主义的批判，但过去这种批判针对的是民粹派以整体（“人民”）名义压制个人自由的专制倾向，而如今这种批判则变成了以“拜官主义”反对“拜民主义”的另一种极端。格尔申宗宣称：“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这就完全背离了维护个人自由反对整体主义的初衷，而沦为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秩序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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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标》的作者以总结和忏悔的口吻作出结论：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走错了路，应该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司徒卢威概括说，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它具有对于国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精神上的肤浅和政治上的不实际，因此“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其中包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观的基础”。只有这样，俄国知识分子才能实现“精神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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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叛逆性”的消除，世界观的重建与“精神的再生”都要求回归传统、回归东正教、回归斯拉夫文化之“土壤”并放弃对“西方化”的追求。于是，《路标》的反思便由政治保守主义走向文化保守主义。以译介西学而成名的这7个作者，此时又成了弘扬“国粹”的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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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标”改变之后：俄国社会运动的“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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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斯托雷平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分化出三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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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寻神派”或东正教文化运动。它主张回归传统，整理国故，脱离（或曰超越）现实社会的变革，从事“心灵”的“拯救”，进行文化寻根活动，以求实现俄罗斯文化、斯拉夫文化、东正教文化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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