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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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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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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女修道院在新教国家几乎都被废止，但是改革者仍然鼓励女性积极投身寻求拯救的宗教活动。新教的女信徒和男性教徒一样，都被鼓励自己阅读《圣经》。或因大部分的女性不识字，于是会有他人帮她们诵读《圣经》。再洗礼派的女性有权决定自己的孩子是否要接受洗礼，且大部分的再洗礼派的殉道者都是女性。在法兰西，皈依加尔文派的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多，她们或许是被慕道班所吸引，或许是因为在加尔文派的宗教仪式中，女性可以同男性一起唱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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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教改革者依旧认为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尽管一些女性在16世纪20年代早期出版了宗教小册子，此后也有一些女性写了宗教方面的作品并出版，但在新教中，女性不能成为牧师，也不能担任任何教职。加尔文认为，为了维持道德秩序，妇女服从她们的丈夫至关重要。新教的各个教派均认为女性的活动场所是家庭，强调她们在基督教家庭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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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新教的牧师可以结婚，表明了一种对女性和作为宗教组织基础的家庭的更积极的看法。一位小册子作者告诫男性，他们的妻子“不是洗碗布……也不是苦工，而是和他们一样能得到永恒的生命，上帝爱女性，就如爱男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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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教徒不再视婚姻为一项圣事，故他们可以勉强接受特定情况下的离婚。路德认为通奸、性无能、抛弃妻子都是离婚的理由，不过他还是谴责亨利八世为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而做的事。尽管如此，在当时离婚仍然非常少见。因为离婚要经历相当漫长的法律流程，而且花费巨大，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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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天主教地区，女性仍然可以在女修道院或新的慈善修会中担任重要职务。但是特伦托公会议重申天主教会对女性贞洁的要求，这是受当时广为流传的圣母玛利亚崇拜的影响。天主教会改革的通俗读物依然宣称女性的身体是罪恶的根源，因此女性应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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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巫的形象反映出大众宗教中迷信的一面。天主教和新教神职人员找出并迫害女巫，这是使大众统一建立起“可接受的”信仰的运动的一部分。女巫捕杀在17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从1570年到1630年，仅在神圣罗马帝国西南部邦国就有超过300场对女巫的审判，并处死了2500人，几乎都是女性。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教会的统治者和神父都是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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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家与法官们致力于向世人证明那些被控告的女巫是魔鬼的化身。在某种程度上，天主教改革希望创造有关邪恶的魔鬼王国的概念，与正统教义并置。公众称一个人为“女巫”，那么她就是女巫，人们指控她倒念拉丁文祷词，或正对“信众”背对圣坛做“黑弥撒”（black Mass），这些都颠倒了上帝的王国。一名女性被指控“消化了”好几名丈夫。当时人们往往指责“女巫”招致村庄中的灾祸，如一场火灾、一头奶牛意外死亡，甚至一名男性突然没了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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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被指控为女巫的女性都是住在乡下、穷苦且单身的女性，她们受到其他村民，特别是小城市官员和富裕农民的迫害(23)。许多妇女因不堪忍受折磨，被迫承认自己是女巫。如法兰西南部有一名女性“像一头猪那样被炙烤”，并被活生生地烹死；她被指控在犯罪时撒下一种“邪恶的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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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还因传播大众文化的集体记忆而受攻击。她们熟知谱系，述说故事，给人治疗，但是她们几乎都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的守护者，尽管天主教认为她们是罪孽的源头。将女性逐出社会或处死对统治者而言有其社会意义，因为这确立了掌权者诠释他们所认可的信仰和习俗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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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巫的迫害逐渐减少后，一些世俗的统治者将惩罚重点转向社会的边缘人士。在奥属尼德兰地区，一个乞丐的脑袋上方挂着“对世界无用”的标志。君主国家在执行王室判决的过程中、同样也在执行上帝判决的过程中显现出越来越大的权力。被判死罪者——至少下层社会的被判死罪者，都当众受折磨并被处死，他们伤痕累累的身体展示在众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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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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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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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风格的碑铭主义（monumentalism）、华丽与戏剧化的虔诚情感是对天主教内部改革的补充。“巴洛克”是指繁复且形状不规则的装饰，该词来自古法语“不规则形状的珍珠”。17世纪的头10年间，巴洛克风格深刻影响到德意志南部、奥地利、佛兰德、西班牙以及其他天主教地区(24)的建筑、美术和装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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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会和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仍是艺术的主要资助者，通过视觉艺术来展示宗教主题。教会的目标是以艺术品令人敬畏的规模、繁复性、动态感和绘画中浅而惨淡的色彩震撼（事实上是征服）人们的情感。巴洛克风格致力于表现灵魂的体验。其宫殿和教堂都充满着纷繁复杂的曲线、绚丽的装饰、光洁的大理石祭坛、华丽的雕塑、金色的小天使、十分多彩的壁画和天顶画。巴洛克与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可以融合得恰到好处，后者是对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主的建筑风格的复兴。耶稣会在罗马的耶稣教堂（Gesú Church）便是巴洛克风格的杰出作品。其巨大的天花板与众多基督升天和圣母升天的画作，都是天主教改革精神的象征。巴洛克风格善于利用人们的视觉错觉，如耶稣教堂采用了假穹顶，带来一种观众可触及天堂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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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洛伦佐·贝尔尼尼的《圣特雷萨的沉迷》（1645—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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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雕塑家吉安·洛伦佐·贝尔尼尼（1598—1680）在罗马创作的巨大喷泉是天主教改革在巴洛克盛期的最佳代表作。他还雕塑了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主祭坛上方豪华的青铜华盖。贝尔尼尼致力于表现强烈的宗教体验。其祭坛装饰作品《圣特雷萨的沉迷》（1645—1652）表现了特雷萨在笼罩一切的光芒中被一位天使用箭刺穿、因喜悦而抽搐的景象。特雷萨写道：“主必然满意，让我看到这样的天使……我看到他的手上有一支金色的箭，在它铁质的末端我看到了一簇火焰。他似乎用那箭刺了我的心许多次，穿透了我的五脏六腑。”这种充满强烈的性暗示的描述与文艺复兴时期教皇命令给裸体人像添上无花果叶的禁欲主义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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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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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两种宗教改革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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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年，欧洲半数以上的国家依旧以天主教信仰为主，包括西班牙、法兰西、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它们是欧洲最强的四国中的三个国家。第四个强国是英格兰，它是彻底的新教国家。而与西班牙统治者作战的荷兰的尼德兰也基本上是新教国家。与德意志邦国君主有权决定本国的信仰不同，宗教改革在法兰西、尼德兰、苏格兰很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开展的。不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宗教改革为传教带来强大的动力。随着世界其他地区逐渐纳入欧洲的贸易和殖民的范围，耶稣会士走得特别远。在发展中的西班牙帝国，军事征服和宗教传播携手并进，后者做得尤其成功。但是也有不少传教士殉教，比方说在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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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欧地区，各国间的复杂关系推动了改革的发展。如上文所述，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进一步加强了德意志的地方主义，众多面积较小但却独立的邦国持续共存。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那些面积更大、更加中央集权的强国如西班牙和法兰西成功地抵御了宗教改革运动，尽管这些国家接下来要面临宗教战争。然而，在这两个国家，教权仍然屈服于王权，法王和西班牙王保留了不少委任教职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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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改革者们接受了社会的政教分离，即路德所称的“精神的王国”和“世俗的王国”。自此，新教国家的政治机构相对较为世俗化。德意志邦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引入路德思想形成民族教会，这或多或少是因为改革者需要君主的保护以对抗信仰天主教的君主，尤其是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在英格兰，圣公会也成为国教。路德派和英格兰圣公会的改革者都坚决主张教权服从于王权，且政教分离。虽然茨温利号召将教会和国家完全联合在一起，但加尔文派自身就立下了将两者分开的制度。加尔文去世后，日内瓦的长官便限制了教会的自治权。而再洗礼派又有所不同，他们希望他们的团体与国家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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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同见解，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的国家不一定比天主教的国家更宽容。根据《奥格斯堡和约》，德意志君主们利用对改革派的教会的控制加强政治权力。路德派固守着父权制的社会结构，这吸引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有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