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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6世纪法兰西的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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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早期,法兰西各地法律、习俗、语言和传统都不甚相同。弗朗索瓦一世(统治时期:1515—1547)统治时,瓦卢瓦王朝有效地加强了君主权力。据称,当时有人这么评价弗朗索瓦一世:“虽然国王能战胜肉体上的疲惫,但他觉得精神上的专注更加难以承受。”但无论他在多大程度上依旧需要依靠贵族给予支持,在欧洲,法王的统治权威无人能及。当国王为了继续发动战争而寻求贷款时,一位巴黎的贵族向他保证:“我们不希望怀疑或削弱您的权力;那将是亵渎行为,我们非常清楚您在法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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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40—50年代,随着宗教改革扩展到法兰西,加尔文派赢得了许多皈依者(见第三章)。在贵族们反抗国王司法特权的扩张和王室官员的增多的同时,宗教分裂加速了危机在法兰西的发生,引发了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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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的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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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一世和他的继任者们越来越坚持要求拥有对王国城镇的征税权,而其中许多城镇早已以效忠王室为交换条件获得了豁免权。他们在筹建军队或筹集王室财政收入时,也需依靠最强大的贵族响应他们号召的意愿。君主们用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巧妙言辞,以为了共同利益的名义,为自己的这些要求进行辩解。如今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法王也希望能够向城镇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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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削弱了天主教会在法兰西的权威。尽管遭到了法兰西教士们的抵制,弗朗索瓦一世与教皇利奥十世签订的《博洛尼亚协定》(1516)确立了王权对教会职位任免权的控制。如今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王室官员在行省代行王意。王权逐渐增强的标志之一是贵族在地方上的一些司法特权被王室法庭夺取。弗朗索瓦确立并巩固了巴黎作为王权的所在地以及新兴的王权的象征的地位。王室的卖官行为因这位国王渴望获得贵族们的忠诚以及他们能为君主提供的财政支持而出现。他的继任者们将越来越依靠贩卖官职和头衔来提高财政收入。当王室发现贵族们不乐意提供国王想要的所有资金时,便转而通过赋税,从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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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尽管画中没有戴王冠,但他看起来充满王者的风范,并自豪于自身权力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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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法兰西政治和宗教危机危及君主统治的稳定。这些危机将国家推向由漫长且野蛮的宗教战争带来的混乱时局,而在这段时期,继任弗朗索瓦一世的接连4个瓦卢瓦王朝的国王被证明无法有效地进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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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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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时代的结束,是法兰西君主制下政治、宗教斗争的历史背景。15世纪晚期到约1570年,法兰西人口快速增长,扭转了14世纪到15世纪由瘟疫和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下降。耕地的面积也得到增加,特别是地中海沿岸地区,那儿的地主们在丘陵和梯田上种植橄榄树。但是到了1570年,法兰西大部分地区的可耕地增长速度逐渐变缓。到了16世纪,欧洲人口已经上升到1亿,已超过了当时的资源能够承受的程度。如同欧洲大部分地区,人口增长无情地推动着法兰西的物价疯狂上扬。从16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劳动者的购买力就急剧下跌,然而地主保持着稳定的购买力,购买高价的必需品。随着农业收入的下降,贵族们要求农民承担繁重的劳役,例如维修庄园的大小道路。许多富裕的贵族将自己的土地租给佃户,然后将租金带回他们奢华的都市住宅。而那些不那么富裕的贵族没有采取大庄园主的做法,因为从他们土地上获得的租金收入跟不上上涨的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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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可赢利的土地价格的飙升,农户们为了保护他们的孩子,试图将土地再次分割,分配给男性后代。许多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成为佃农,他们签订了极为不利的条款——他们在他人土地上耕作,回报是大约一半的收成。这两种趋势都对已增长的农业生产效率产生不利影响,减少了农业产量。无地的劳动者几乎无法维持自身的基本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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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以及什一税(3)给穷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1560年到1660年间,农民们,特别是西南部的农民,偶尔会发动起义,反对税收和他们的领主。一些起义团体的流行的绰号反映出他们的赤贫和绝望:“可怜的穷人”(poor wretches)和“赤脚汉”(bare feet),前者在1594年到1595年法兰西中部和南部起义,对抗贵族。许多起义者都拥护当时流行的观念:他们的暴力行动也许能重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那是一个贤明统治者们会照顾人民所需、充满社会公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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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的加尔文派和法兰西的内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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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约翰·加尔文的追随者从邻近的日内瓦进入法兰西,吸引了众多皈依者。继承父亲弗朗索瓦一世王位的法王亨利二世(统治时期:1547—1559)开始推行宗教压迫政策,加尔文派的殉教者由此出现,这可能进一步引发了新教徒的反对。加尔文派的传播使法王在1559年签订了《卡托—康布雷西和约》,从而结束了法兰西和西班牙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进行了几十年的入侵后,亨利二世同意尊重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的至高地位,以及对佛兰德的统治权。作为回报,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统治时期:1556—1598)许诺西班牙将不再试图损害瓦卢瓦王朝国王的利益。欧洲这两个最强大的国王为争夺至高地位的斗争从此结束,这不但是因为他们的资源几乎完全耗尽,而且还因为他们作为天主教统治者,开始警惕加尔文派在西欧的扩散,包括在尼德兰(4)和法兰西的境内。协议签订后,亨利二世与腓力二世如今可以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与新教的斗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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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的一些贵族警戒着瓦卢瓦王朝君主权力的扩大,也厌倦了为战争提供资金,开始抵抗君主统治。在16世纪下半叶,君主与贵族的斗争加剧了宗教分裂。可能有多达40%的法国贵族皈依了加尔文派,其中包括一些被经济萧条压迫的较为拮据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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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年,在一次庆祝与西班牙缔结和约的马上长矛比赛中,亨利二世被一支戳歪的长矛意外刺死。他的继承者是他年仅15岁的儿子,后来的弗朗索瓦二世(统治时期:1559—1560)。而凯瑟琳·德·美第奇(1519—1589),亨利二世能干、善于操纵人心且专横跋扈的遗孀,成为她那三个体弱多病、软弱无能的儿子中的老大的摄政王。人们辱骂凯瑟琳是“店铺老板的女儿”,因为她的佛罗伦萨的祖先曾经是商人、银行家以及货币兑换商,所有这一切都与法国人观念中的贵族不相符(5)。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正是献给她的父亲,这助长了法国的“邪恶的意大利王后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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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二世的王权很快面临着三个强大的贵族家族的挑战,他们都控制着法兰西的大片领土。不同的宗教信仰使他们的敌对关系越发恶化。信仰天主教的吉斯家族是其中最强大的,其影响力主要在法兰西北部和东部地区;而位于南部的信仰天主教的蒙莫朗西家族则是法兰西最古老且最富有的家族之一,通过联姻,他们获得了当地一些民众的忠诚;与此同时,信仰胡格诺派的波旁家族的势力开始扩展到法兰西中部和遥远的西南边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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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德·美第奇,亨利二世的遗孀,弗朗索瓦二世时代的摄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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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年,波旁家族成员之一、孔代亲王路易(1530—1569)密谋绑架弗朗索瓦二世,以让他脱离吉斯家族的控制,后者与弗朗索瓦的妻子、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有亲戚关系。发现了这个阴谋的吉斯家族杀死了一些来自波旁家族的密谋者。经历了仅18个月的纷乱统治后,弗朗索瓦二世便驾崩了。继承他的是年仅10岁的二弟查理九世(统治时期:1560—1574),摄政王为他的母亲凯瑟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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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斯、蒙莫朗西和波旁三大家族的对峙使王权衰弱。亨利二世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早已使国库空虚,再加上当时经济萧条,让国库再度充盈变得极为困难。凯瑟琳设法让一些皈依新教的贵族进入宫廷,并修复两大教派的关系,但她的努力彻底失败了。这些尝试的唯一作用是让吉斯家族勃然大怒,该家族的一些成员供职于罗马教廷的重要岗位。在吉斯家族看来,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和耶稣会是他们的后盾。于是法兰西的政治危机逐渐与天主教会和新教徒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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