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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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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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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制造业和贸易的发展，以及国家权力的继续集中化，这些因素导致的最明显的改变之一是城市的发展，这在1750年后特别明显。其他改变包括“中间那一群”的崛起，而那些因圈地运动而离乡、为了寻找工作不得不四处奔波的劳工则变得更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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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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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欧洲绝大多数地方依然是农村，但城镇的发展快于总人口增长，这意味着，欧洲（特别是西欧）在缓慢地城市化。由于人们搬到有工作的地方居住，最贫困的人搬到可能得到救济的地方，因此城市发展起来。新的制造中心像吸铁石那样吸引着没有土地或没有前途的人。到了18世纪末，欧洲已经有22座城市的人口超过了10万（见表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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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2 18世纪末欧洲最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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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人口 城市 人口 伦敦 950000 圣彼得堡 270000 巴黎 550000 维也纳 230000 那不勒斯 430000 阿姆斯特丹 220000 君士坦丁堡 300000 里斯本 180000 莫斯科 300000 柏林 170000 英国城市人口（任何人口超过2500人的定居点便被视为“城市”）从1700年稍低于总人口的20％增加到1800年的超过30％，1800年伦敦人口接近100万，几乎是巴黎的2倍。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也是银行业、金融业、保险业、制造业、对外贸易和帝国的中心。在18世纪，五分之一的英国人口在伦敦生活过。三分之二的伦敦居民并非出生在这个城市，他们是来到首都寻找机会的外来人口。印度人和黑人也开始出现在帝国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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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一些人相信，在更大的城镇中，恶行和犯罪的滋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以伦敦为例，《人间地狱，还是喧嚣的城镇》（1729）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近来的伪造、伪证、街头抢劫、谋杀、鸡奸及其他惊人的亵渎行为的可怕场景”。这本书谴责了“这个庞大、邪恶、难以管理、过度发展的城市，一个总是急于堕落和行乐的地方，这里除了荒诞、弊端、事故和指控之外，什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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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新兴的社会地理学反映出一种矛盾的情况，即英国既是贵族的社会，又是商业的社会。布卢姆斯伯里广场、贝德福德广场、西伦敦的精英地区、威斯敏斯特附近地区以及议会席位，很大程度上由贵族创造，因为贵族们在开发一些自己的土地。同时，商业的伦敦也随着大英帝国迅速扩张。在伦敦东区，泰晤士河上蓬勃兴旺的码头附近那些破旧的房子里居住着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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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制造业的发展，英国的经济活力开始向北方转移，爱尔兰海上拥挤的港口、“西方世界的商场”利物浦和北方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迅速发展。到了1800年，曼彻斯特已经成为“制造商之都”，有7.5万名居民，并且其工业化郊区在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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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的城市人口也在增加。在法国，里昂、里尔、波尔多及其他城市，特别是巴黎，人口增长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在1789年，只有10％的人口居住在超过5000人的城镇里，反观英国，这个比例达到了25％。在1500年的德意志邦国，人口超过1万的城镇只有24个；到了1800年，增加到60个。普鲁士的首都柏林在1783年有14万居民，其中王室官员、律师和士兵占40％。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几乎无法支撑其超过40万的穷困居民。意大利南部其他城镇都没有超过1万人口。在罗马，教士在16万人口中占据了大约一半。中欧东部和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城市相对较少。在18世纪中叶，广袤的俄罗斯帝国里仅有3个城市拥有超过3万居民：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基辅。然而，波兰的首都华沙在17世纪中叶只有7000居民，在一个世纪后却增长到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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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的发展，那些有钱有闲的人发现了更多可做之事。最大的英国城镇拥有剧院、音乐厅、绅士俱乐部、科学协会和赛马场。城镇对其发展非常自豪，它们为旅行者出版指南和罗列店名的目录。优雅的砖石建筑逐步取代了摇摇欲坠的有木质横梁的中世纪建筑。街道被拓宽、铺平并清理干净，至少在富人的社区是如此。都柏林、波士顿和加尔各答展现了缩小版的英国城市社会，居民拥有私人俱乐部和都市的骄傲，至少那里的英国居民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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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市卡佩尔街的高雅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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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堡、南特、热那亚等繁忙的国际贸易港口城市中，富裕的商人和银行家们住在码头附近那些别致的联排别墅里。扩大的贸易和城市的发展催生了消费主义。巴黎变成了欧洲奢侈品中心，法国的贵族们不断提高炫耀性消费的标准。波兰的领主们用谷物换得西欧的奢侈品。在瑞典，这些奢侈品到达了王室、贵族以及富裕的中产阶级的手中，但是一名外交家在1778年估计，在人口达到250万的瑞典，这类商品的消费市场只有7万人。托马斯·杰斐逊尽管提倡简单生活，却依旧从伦敦和巴黎购买大量奢侈品，将它们用船运至弗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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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和富裕的中产阶级都坚持保留品位上的个人特权，例如，在装饰品和食物方面。称某人或某物体现了“文雅”的说法成了一种恭维。富有的平民和贵族日益青睐的假发，以及三角帽和长袜成为体面的象征。咖啡馆（café）一词来自在那里提供的咖啡（coffee），而咖啡则是有钱人才消费得起的饮品。上流社会的人们开始前所未有地注意谦逊；“盥洗室”也开始普及。一系列的行为准则、收入和私人空间成为富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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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消费革命也影响到了穷人。在17世纪中叶，欧洲西北部有门路的家庭想方设法购得让其生活变得更加舒适的消费品。家庭生活依靠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以及丈夫们更长的工作时间。有能力购买家用器具、甚至书籍和廉价印刷品的普通家庭数量剧增。哪怕是非常贫困的人也能获得各种式样的衣服。许多磨房工人都有套换洗的衣服。一些女仆戴着丝绸头巾，一个临时工拥有一块花掉他几周薪水的手表。哪怕是一些收容所的弃婴也穿着印花棉衣。酒馆和酒吧为有一点钱或贷款的非常普通的人提供了廉价的酒和社交场所。对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而言，他们还有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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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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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内部的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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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制造业、贸易和城市的发展而来的是各种社会变化，包括“中间那一群”的社会地位变化。银行家和富商追求社会身份和贵族的生活方式。在巴黎，富裕的商人们购买优雅的联排别墅，与贵族们混在一起。在巴塞罗那，一些贸易寡头赢得了像贵族那样佩剑的权利。奥属尼德兰的中产阶级要求获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所赐予比利时贵族的同等权利。在欧洲大多数国家，贵族头衔是可以购买的，在不消除贵族和普通人的区别的情况下，这提供了一种相对容易的提升社会地位的方法。由于战争花费日益增多（国家为更大型的军队提供军备、训练，并将它们送往战场，还需要维护昂贵的防御工事），并且在经济困难时期税收减少，使国库承受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在法国、奥地利和卡斯蒂利亚，贵族头衔和官职的买卖使更多平民迅速加入贵族的行列。从1715年到1789年，法国的贵族人数翻了一番，贵族身份可以追溯到几代以上的贵族家族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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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在这幅18世纪的英国蚀刻画中，贫穷的工人与优雅的乡绅之间的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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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英国，平民进入贵族阶层的现象极为罕见。英国的卖官现象从来不像欧洲大陆上那么普遍，至少从17世纪中叶的英国内战起就是如此，而购买贵族头衔更是从未有过。然而，王室偶尔会将极为成功且富有的平民晋升为拥有世袭贵族头衔（男爵、子爵、伯爵、侯爵和公爵）的贵族，其头衔附带着上议院席位。王室还赐予其他拥有土地的乡绅各种头衔，包括骑士（非世袭的头衔）和准男爵（世袭的头衔，较少授予），获得这两种头衔者都可称“爵士”。但是，极少数人可以从生意人晋升为贵族，甚至连进入上流乡绅阶层都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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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英国往往比在欧洲大陆更容易进入精英阶层。英国社会结构的缓慢转变开始于17世纪，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在英国没有法律和文化障碍阻止银行家、制造商、商人和城市专业人士凭借财富上升至社会和政治上的主流群体，正如“乡村绅士”通过购置使其具有乡绅身份的地产上升至这一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