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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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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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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教育使中产阶级日益拥有相同的文化背景。普鲁士的中学大约是全欧洲最优质的，它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课程，其中有相当多的宗教教育。在英国，逐渐变化的中学课程反映出企业家理想的胜利。英国精英长期接受的都是古典课程，配以以体罚为特色的斯巴达式纪律。拉格比公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1795—1842）进行改革，通过测验和奖品激励的学术竞争，使学生表现更为出色。阿诺德的改革使英国现存的“公立”中学（在美国这些中学会被认为是私立的）重现活力，新的中学也建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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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弗朗索瓦·米勒的《阅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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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许多商人依然认为，实践才是接手家族事业最好的准备。在法国，富有的店主有时会让自己的孩子在11—12岁离开学校，他们觉得孩子在学校学的知识与他们未来的工作毫无关联。一些拥有家族企业的企业家宁愿把儿子送往其他公司，有时甚至送到其他国家，让他们从实践中获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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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支持的世俗化教育，只是缓慢地削弱了公共生活中宗教的作用。在法国，1833年下议院通过了《基佐法》(15)，规定每个村庄都必须有一所小学。由神职人员管理的私立学校依旧存在，而且在许多地区，这是唯一的教育场所。在信仰天主教的国家，中产阶级家庭将女孩送到修道院学校学习绘画、音乐和舞蹈。但大量世俗教师的任职逐渐削弱了天主教会对教育的控制。在法国，自由派和共和派人士反对教会在公共生活中的明显作用，他们要求成立培养世俗的民族主义价值观的公立学校。在德意志诸国，公共教育成为天主教与世俗权威斗争焦点，但国教依旧对公共教育拥有更大的影响。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城邦，神职人员依然控制着学校教育。但是到了1847年，皮埃蒙特成为欧洲第一个建立公共教育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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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欧洲的教育体制确实使比从前更多的人获得了基础阅读和书写技能。此时西欧的识字率超过50％。但社会壁垒依旧难以跨越。能够负担中学学费的家庭相对稀少，而中学可以使孩子掌握薪水更高的职业所需的更高级的技能。19世纪40年代初的法国，只有2‰的人上过中学。一些工人阶级家庭甚至依旧反对孩子去小学学习，不但因为他们无法支付并不高昂的学费，也因为他们需要孩子的工资增添家庭收入，无论数额多小。女性进入中学的机会十分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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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年轻人为了在法律界、医学界、教会或行政部门工作而进入大学。哪怕在俄国，大学生人数也翻了3倍，从1825年的1700人增加到1848年的4600人，但是与超过5000万的总人口相比，大学生依旧极为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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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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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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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理想依旧在中产阶级的世界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在英国、法国、德意志诸国，小说里往往表现出人们对有组织的宗教不再抱有幻想，但是当时的著作极少挑战将基督教和道德紧密相连的普遍观念。当时的人们甚至在论述世俗主题时也大量引用《圣经》，因为所有识字的人都懂得这些语句。在德意志诸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产阶级比其他社会团体去教堂的次数更多。而在整个欧洲，女性的宗教信仰比男性的更加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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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晚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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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来自中产阶级的男男女女谴责物质主义诱使一些中产阶级远离教堂。牧师的女儿简·奥斯丁（1775—1817）的小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至少部分原因是她指出：毅力、正直、得体的举止（包括控制激情）——简而言之即“体面”，并非富有的地主和有头衔的贵族独有的品质，他们中间许多人只关心财富和地位。中产阶级也有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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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中产阶级也认为，宗教通过教导工人自尊，可“教化”工人。到了19世纪中叶，超过260万儿童在主日学校学习，这些学校很多都是工人阶级建立的，现在为这些工人阶级服务。它们为工人的子女提供了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教育、社交以及休闲机会。的确，“体面”、勤劳和自制的美德并非中产阶级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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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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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模棱两可的自由主义：唯意志论和国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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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社团以及其他自发成立的协会成为中产阶级生活的一部分。一些仅以休闲活动为目的成立的组织体现了上等阶层的社会地位优越感，诸如伦敦西部入会限制严格的俱乐部和巴黎亲英派赛马俱乐部。法国的中产阶级逐渐加入“社交圈”，德国大学的学生组织起决斗兄弟会（Burschenschaften）。中产阶级的女性也组成了她们自己的俱乐部，这是她们少有的参与公众场合的机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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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欧洲中产阶级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举办慈善活动。在许多地区，这些慈善活动与有组织的宗教仍然密切联系。公众越来越了解许多工人与其家人生活的凄惨境地，这使享受更多特权的阶级进行了盛大的慈善活动。这些慈善团体与英国北部工业城镇的制造商、商人以及同行协作，努力通过改变下层阶级的行为（如鼓励他们多去教堂少喝酒）来“教化”他们。到了1860年，伦敦至少有640个慈善组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成立于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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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唯意志论的传统正在发展，自由主义拒绝干预，但对民众起义的恐惧可能使自由主义趋于温和。法国和英国的更专业化警察部队缓解了中产阶级的不安。英国的内政大臣罗伯特·皮尔(16)在伦敦组建了一支非武装的市政警察部队。为了纪念他的作为，人们以“鲍比”(17)称呼这些警察。19世纪中叶，拥有40万人口的柏林仅由200名警察监管，他们行事如同军队一般精准无误，有时还会显得残酷无情。英国、德意志、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城市建立起由平民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只有有产者才能成为自卫军成员。这种队伍有时会成为各地警察、国家警察以及常规军队的补充力量，他们可能被要求去平息当地的骚乱、保护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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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一个慈善机构为儿童供应价值半便士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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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到1830年，一些西欧自由主义者开始意识到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带来的社会后果。他们并不反对富人变得更富，而是担心穷人会变得更穷。杰里米·边沁的一些追随者和其他人开始支持政府的社会改革。自由主义者反对奴隶制，他们认为这种制度与英国的自由和道德观不符。这些运动也体现出基督教福音派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