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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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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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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一直在农业领域工作，分给他们的任务是照料农场动物、吓跑鸟儿让它们远离作物，以及在收获季节拾穗。许多人在很小的时候还学会了为家庭纺织生产提供帮助，他们准备纺纱的羊毛，并饲养桑蚕。如今在工厂里，孩子个头较小，这使他们在某些方面特别有用，诸如修补断线，或爬上机器去除那些阻碍机器正常运作的东西。年轻少女尤为擅长棉布印花。在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不到21岁的年轻雇工占据劳动力总量的近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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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家庭手工业，工厂经常雇用整个家庭，由成年男性监督家庭的其他成员。儿童的工资非常低，大约占他们父亲工资的四分之一，尽管如此，他们也为自己的家庭收入作出了巨大贡献。有人曾经回忆“7岁时被安置在凳子上，将棉花撒上打碎器，为纺织做准备”，一个兄长推动轮子，让机器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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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工作通常伴随着危险。根据一家英国工厂检查员的报道，操作打孔机的儿童有失去手指的危险：“‘他们很少失去整只手，’一名经营者跟我说，他解释道，‘只是会将一根手指从第一个或第二个关节切掉。这纯粹是粗心大意……纯粹是粗心大意！’”一名8岁的女孩在矿井里作开关管理员，为来往搬运煤炭的车打开矿井风门。她说道：“我必须在没有一丝光线的地方开关风门，我非常害怕。每天早晨四点半去那里，有时候三点半就去……有光的时候我偶尔唱歌，但是在一片黑暗中我不唱。那时我不敢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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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里工作的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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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一些人认为长时间的劳作会教导孩子守纪律，而让这些孩子懒散度日会让他们成为罪犯。但是卫理公会教徒等英国福音派新教徒希望将这些孩子从疲劳的、有时还有危险的工作中解救出来。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一条法律，强迫雇用儿童的雇主在工厂内开办业余学校，尽管在一些情况下，工厂主仅仅指派一名工人作“老师”，不论他是否能顺利阅读或书写。英国1833年的《工厂法》禁止9岁以下的儿童工作，并将童工的工作时间限制在8小时（随后1847年通过的法案规定童工和妇女的工作时间不超过10小时）。1841年，法国通过了第一部童工法，禁止8岁以下的儿童在工厂工作，8—13岁儿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个小时，13—16岁的儿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2个小时，并禁止童工在晚上、周日和假日工作。但是这条法律很难实施，雇主们总是想办法规避这一法律，需要额外家庭收入（不管多么微小）的父母无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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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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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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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一名英国议会成员描述纺织厂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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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景象让我的血液冻结。这个地方挤满了妇女，全都很年轻，有些人带着孩子，她们被迫每天站上12个小时。她们每天的工作时间是早晨五点到晚上七点，中间只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她们就这么每天站12个小时。一些房间极端炎热，散发着致病的臭气，而棉花飞絮充斥着所有的空间。我几乎昏晕过去。这里的年轻女性各个脸色苍白、气色不佳，瘦骨嶙峋，但总的来说发育得还行，她们所有人都光着脚——这对英国人来说，是相当奇特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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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国北部工业城市的状况尤其吸引了观察者的注意并让他们震惊。诚然，曼彻斯特住着富人，但是一名德意志莱茵兰人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寻找并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残酷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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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流着，或者更确切地说，停滞着艾尔克河（Irk），这是一条狭窄的、黝黑的、发臭的小河，里面充满了污泥和废弃物……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此外，这条小河还要接纳附近污水沟和厕所里的东西。……房屋一所耸立在一所后面，由于坡很陡，每一幢房子都看得见一小块；所有这些房屋都是被烟熏得黑黑的、破旧的，窗玻璃破碎不堪，窗框摇摇欲坠；在后面，是旧的兵营式的工厂厂房……在这后面，是穷人的墓地和利物浦—里子铁路的车站，再往后就是习艺所——曼彻斯特的“穷人的巴士底狱”，它像一座城堡，从小山上的锯齿形的高墙后面森严地俯视着对岸的工人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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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的”史学编纂学派提出：工业革命至少在19世纪上半叶增加了就业、降低了一些商品的价格，几乎是立即改进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另一些历史学家则相反，他们认为依赖雇用劳动的人数增长速度超过了社会所能提供的岗位和薪水增长的速度，因此工业资本主义让工人以及其家庭的生活变得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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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邪恶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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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上半叶，随着行会限制的解除，机械化生产的增加，各行业商品充斥市场，导致许多工匠以及女工收入减少。随着新技术的到来，纺纱工等女工往往是第一批面临失业的工人。许多行业的工资也极端不稳定；工人们对经济波动的跌宕起伏几乎已经麻木。哪怕在好年景，许多行业也会遭遇无事可做的“淡季”。贫富差距在逐渐加大。在英国，许多中产阶级的家主的收入是一个技术工人的3—4倍。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的巴黎，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因为他们几乎一文不名，且无论如何也负担不起一名律师起草遗嘱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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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陆，越是贫困的家庭用于购买食物的收入比重就越大，其食物主要是面包，第二大开支是衣服，再次是住宿。而其他所有开销，包括供暖、照明、家用工具、日常用品以及娱乐等只占家庭收入的不到10％。大部分来到城市的移民再也无法享受到过去困难时期在乡村获得的社会支持。大多数城市的工薪家庭有过向街道的当铺求助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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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工人似乎比欧洲大陆的多数工人活得更好。家长式统治，即由雇主负责提供一些补助来帮助雇工的传统，在新兴工业城镇似乎极为少见。但是一些制造商确实稍微提高了工人的薪水，为工人提供体面的住房，并坚持要求他们工人的孩子必须上学。但是这些值得称道的努力只涉及少数工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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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城市中穷人的居住环境可能比一个世纪前更为恶劣。工业城市的建筑施工草率、成本尽可能压低，它们很快变成破旧不堪的公寓。许多工人的住处有异味，这些味道来自未经处理的污水、垃圾、工业污染（如含硫的烟雾）以及散发腐臭味的河流和小溪。炎夏使斑疹伤寒和痢疾等严重疾病爆发。1848—1872年的英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传染性疾病。尽管英国一些大型都市试图改善供水、修筑下水道系统，但是工业城市死亡率几乎没有下降，其中肺结核病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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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孩子要么夭折，要么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抛弃。19世纪中叶，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每年大约2.6万名婴儿被抛弃，在华沙，弃婴约占婴儿的五分之一。弃婴中最幸运的是被丢在由国家、市政府或教会创办的慈善组织的门口的孩子。一些婴儿身边留下了纸条，1831年在鲁昂发现的一名弃婴携带的纸条上写着：“在遭受了巨大痛苦后，我使儿子维持在现在的状态，与儿子分离使我感到最大的痛苦。……我希望能再次看到他，一旦我能永远带回他。”但令人遗憾的是，通常情况并非如她所愿。育婴堂人满为患，卫生条件之差众所周知。在俄罗斯一省的四个城镇里，被收入孤儿院的儿童中超过90％会在几年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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