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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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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维也纳体系制定的处理方案，欧洲的英普奥俄法5大国组成“欧洲协调”。这是维也纳会议的延伸，各大国代表将每年会面。如有必要，他们将联合镇压任何可能威胁现状的运动。梅特涅的奥地利最有必要担心各民族对建立独立国家的要求。奥地利既是德意志联邦的国家之一，也是多民族的奥地利帝国里最重要的行省。奥地利帝国的领土从庄严优雅的维也纳穿过匈牙利的平原延伸到与世隔绝的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村庄。德语是帝国官僚机构和多数城镇的语言，但帝国内主要使用的语言有11种之多。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依靠受偏爱的民族(1)的贵族，以及说德语的中产阶级的支持。梅特涅充分利用了这些民族的上层阶级害怕下层阶级的觉醒，特别是其他民族的觉醒的情绪。这使得大部分马扎尔（匈牙利）贵族一直忠诚于哈布斯堡王朝，尽管他们中间一些人还是希望获得真正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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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盟国间的关系依旧相当紧张。普鲁士和奥地利害怕俄国正寻求扩张其在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在信仰东正教的民族中的势力，奥地利的担心尤甚。梅特涅因此乐于利用奥地利的军队维持现状，但是，他还试图避免任何可能会导致俄国军队进入中欧或巴尔干地区的联邦联合军事行动。因此，他希望奥地利与英国继续结盟，以对抗未来法国、普鲁士或是俄国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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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卡斯尔雷子爵而言，与限制法国相比，他对俄国在中欧的利益扩张不那么关注。但是他对四国同盟插手欧洲各国的国内事务的恰当性持保留意见。虽然英国每年参加协同国的会议，但它逐渐从维也纳体系中退出。1818年在亚琛会议上，盟国同意从法国撤走剩余的军队，已经还清战争赔款的法国如今加入了神圣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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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欧洲复辟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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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会议上的各国君主、外交官以及贵族受保守的君主合法性原则指引，欧洲的王位继承权由世袭继承制和与国家教会特权的紧密联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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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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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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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贵族和神职人员重新获得了权力、声望和影响力。在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统治的萨伏依王朝成员戴着18世纪风格的扑着粉的假发回归，宗教修会也大批归来。在伦巴第威尼托王国，咨询议会在米兰和威尼斯建立起来，但是这些议会只进行征税。除了巴登，在德意志诸国内，这类议会例行公事般地批准立法，并不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曾被法国占领的德意志诸国的政府彻底清除了拿破仑时代的行政机构的残余，废除了受到法国影响的立法，推行严格的审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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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国人离开教皇国时，教皇庇护七世立即试图抹消所有法国人的影响的痕迹。法军占领期间进行的行政改革被废止了。街道照明以及接种疫苗也被等同于不信神的法国人而不再使用。神职人员重新获得了大部分的官职。在托斯卡纳，公爵下令改变乔托的但丁画像的颜色，因为他害怕观察员会从这些颜色中看出法国的三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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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绝没有消除欧洲各国贵族的影响力。甚至在英国，尽管拥有土地财富与商业财富之间的界限比其他任何地区都模糊，但是贵族们依旧控制着下议院。在法国，波旁王朝恢复了贵族在政治上的至高地位。基于土地财富的选举制度使贵族拥有其他阶级无可比拟的优势。在西班牙，贵族人数尤多，虽然其中许多人相对较为贫穷。在19世纪中叶的瑞典，依然有大约1.2万名贵族。而在意大利城邦，贵族们如同统治着乡村一般，他们依旧支配着正在衰落、或陷入停滞的围墙环绕城镇，如巴勒莫、那不勒斯以及罗马。哪怕是在正在工业化的米兰和都灵，贵族们依旧统治着市政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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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往东走，越多的贵族依旧统治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容克拥有普鲁士40％的土地，且仍掌控着军官团。军队轻蔑地无视防卫军（Landwehr）可能发起的竞争，后者是由这种垄断平民出身的商人、教师以及官僚指挥的平民后备军。在俄国，军官团依旧被贵族独占，这种垄断通过贵族对军校名额和行政机构重要职务的几乎完全的垄断得到加强。在奥地利，300到400个最伟大的世袭贵族家庭依旧与哈布斯堡王室的联系密切，1829年，70％占据最高职位的官员拥有贵族头衔，20年后，这一比例更高。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曾警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靠使用“各种伪装”发展起来的“中间阶层”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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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布达佩斯的议会大厦的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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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贵族的风格以及特征保留着巨大的影响力。在公共建筑以及宫殿的修建中，贵族的品位仍起主导作用，正如在贵族统治了几个世纪的布达佩斯建立的巨大的新哥特式议会大厦。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公共建筑和雕塑强调着曾是旧制度的特征的贵族的价值观和道德主张。欧洲的贵族与国家教会仍旧关系密切，后者仍遵从于贵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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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国家教会特别是天主教会遭到了打击。如今宗教在欧洲大规模复兴，如在信奉路德派的德意志北部。在法国，古老的宗教兄弟会得以复兴；虔诚的家庭为重建那些在大革命期间毁坏的教堂和男女修道院捐款。在英国，圣公会拒绝有关神授君权或专制主义君主制的概念，但是当时大部分英国的保守派相信，圣公会所代表的现存社会秩序是由上帝赐予的，并且是永恒不变的。他们强烈反对（新教徒中的）不奉国教者，最反对的是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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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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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复辟时期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几个源头。一种有机变革理论认为，基督教的君主国正如一名法国作家所说，是“宗教社会以及政治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创造”。保守主义者们坚称，国家是逐步发展而来，且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于王室与生俱来的权利，宗教的认可加强了其合法性。天主教和新教的保守派坚称，国家教会提供的道德上的权威是对传统的君主制政府的权威的补充，这种政府靠自身便可维持社会秩序。在俄国，神秘主义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狂热地相信东正教会在使他的人民顺服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德意志，虔敬主义与新教正统决裂，它教导世人：人类本质上是有罪的，需要一种抑制性的状态来使自己行为得体。欧洲的保守君主国依靠贵族的支持，因此它们试图重新建立被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推翻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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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约瑟夫·德·迈斯特（约1754—1821）是一名阐述王权和神权联合的理论家。他拒绝与启蒙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自然权利”观。在他看来，国王的权力永远不该受到他的臣民的制约，因为他的权力只来源于上帝。德·迈斯特将法国大革命归咎于启蒙思想家，他们动摇了支撑世袭君主制的专制主义的信念。他认为“国王的第一个仆人应该是刽子手”。对于大部分的保守主义者而言，改革与革命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相信改革会不可避免地导致革命和激进的变革。他们还坚定地反对从有关个人自由、人民主权、或者任何特定民族身份的概念产生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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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保守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在这个正在被工业革命慢慢改变的欧洲获得的支持仅限于很小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在路易十八的统治下，复辟的法国王室授予法国人民一部宪章，承诺给他们基本的自由权。不但如此，法国、皮埃蒙特-撒丁、甚至梅特涅的奥地利君主国并没有恢复在欧洲旧制度下典型的较为松散的统治结构，而是继承并利用了拿破仑留下的官僚化的国家机器来镇压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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