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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政治时代降临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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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改革法》通过后,本杰明·迪斯累里就离职了,他力求让保守党适应大众政治生活的年代。他意识到这个长期和英国的有土地的精英及圣公会紧密联系的党派必须力争获得多于对手自由党的选票,因此他创造了一种现代国家党派组织。迪斯累里让英国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成为保守党党纲的一部分,并提出自由党可能削弱英国的观点。当土耳其和俄国开始为巴尔干问题起争端的时候,迪斯累里支持土耳其,尽管1876年土耳其军屠杀了约1万至1.5万名保加利亚人。但格莱斯顿为大屠杀所震慑,过分慎重地看待巴尔干地区的政治问题。他这么想很顺理成章:比起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英国更害怕侵略性扩张主义的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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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保守党反映了英国现代政治生活的重大转变。传统的“城市”与“乡村”间的分野从17世纪起便是英国政治的特点,现在已基本消失。一些富有商人不再支持自由党,转而支持保守党。此外,许多贵族自身早已积极参与到银行和现代产业的管理中去。维多利亚登基后的几十年内新兴的英国商业精英和他们所效仿的贵族阶层一样,成为了保守党。当时有人在评论这一演变的时候写道:“我们的地方贵族、乡绅和大大小小的乡村地主都成为了商业大佬,富商则成了乡村绅士。”一些富商离开了不奉国教者团体,改投国教圣公会。这种新的保守党的政治文化受到了忠诚的民族主义少数派“托利党工人”的支持,挺过了正在改造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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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本人开始发起一场在多个小镇作短暂停留的“中洛锡安”运动,该名得自他1879年的首批停留地之一。他的宣传面向一切愿意来火车站听他演讲的人。这使保守党不得不更加抑制心中的感觉:如此向普通人呼吁非常粗俗,或太过“美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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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保守党仍然是掌握大量土地财富的党派。大片地产在长子继承法的规定下得以维持完整。因为议会分区的原因,乡村地区在议会中的代表数过多,又增加了有地绅士们的优势。1871年,大概1200人拥有英国土地的四分之一,而7000户家庭的财产是国家总额的一半。直到1885年,有地绅士们统治着下议院;1893年前,他们统治着内阁,而直到20世纪,贵族的上议院都仍然是他们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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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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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仍然面临着爱尔兰问题,这一问题在反映了19世纪晚期欧洲国家身份认同的困境。1868年,威廉·格莱斯顿宣布,他的新政府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安抚爱尔兰”。一年后,这位自由党首相力促两院通过一项法案,使爱尔兰教会不再是国教(9),因为爱尔兰80%的人口信奉天主教。这意味着爱尔兰的圣公会不再受到国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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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爱尔兰人来说,似乎只有拥有土地,才能让爱尔兰农民变得富裕。1870年的《爱尔兰土地法》为实施土地改良的佃户提供补偿,并保护他们不被无缘无故逐出土地。但英国新教地主们不想将爱尔兰的土地交给从他们手中租地、为他们干活的佃户。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导致佃农更交不起租金。爱尔兰土地同盟利用了秘密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10)的残余成员,誓将争取独立,该组织于1879年开始向议会施压要求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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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决心让爱尔兰成为他进行道德圣战的战场,但却在自由党内部遭到了反对,因为自由党需要依靠爱尔兰辉格党地主的支持,以维持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查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1846—1891)是一名自由党爱尔兰新教徒。他开始建立一个议会内部支持地方自治的小型联盟,此举意味着一个单独的爱尔兰议会的建立,但还不代表彻底独立。爱尔兰天主教会也支持地方自治。然而帕内尔的计划没能满足土地同盟和复兴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要求,前者希望立即进行全面的土地改革,后者坚持主张爱尔兰的完全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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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到1882年间,爱尔兰农民发动了一场“土地战争”,以示反抗。有的农民接收了未付租金而被驱逐者的租地,于是爱尔兰佃户和劳工便开始刻意避开他们。一位被称作杯葛(Boycott)上尉的大地主代理人是最早的回避对象中的一人,他的名字成为了如是策略的代名词。英国政府的回应是镇压,在1881年中止了爱尔兰的《人身保护令》。然而就在同年,格莱斯顿通过威胁解散议会使一项法案迅速得到通过,保护所有能交上一年的欠租的爱尔兰佃户不受驱逐。帕内尔因为他的激烈反对英国演讲而进了监狱。此外,有的下院议员认为让步助长了暴行,议会内部反对地方自治的呼声越来越高。一年后,英国政府释放了帕内尔,希望他能帮助结束爱尔兰的混乱,回报是未来会通过一项帮助爱尔兰佃户的新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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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爱尔兰共和派人士在都柏林的凤凰公园砍死了两名在那里走路的英国官员。这次暗杀震惊了英国公众。为了回应这起命案及爱尔兰共和派人士在爱尔兰犯下的其他30多件杀人案,英国政府实施了《强制法》,通过剥夺被捕者的部分权利来镇压共和派。对凤凰公园杀人案负责的人中有5人被捕,并处以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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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11)在1886年提出了地方自治,但这一问题在自由党中间产生了分歧,法案没有获得通过。约瑟夫·张伯伦(1836—1914)因为地方自治问题退出了自由党,另组“自由统一党”。帕内尔3年后因与一位积极支持地方自治的爱尔兰自由党下院议员的妻子基蒂·奥谢的私情曝光而声名狼藉。另一项法案因未获上议院通过而在1893年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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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治生活的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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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从1837年直到1901年,都一直高高在上地统治广袤的不列颠帝国,其长寿象征着英国的社会和政治稳定。1887年,她在执政50周年纪念时,仅戴了一顶简单的女帽(12),而没有戴她的王冠,此举赢得了民众的好感。威尔士亲王继承了她的王位,成为爱德华七世(统治时期:1901—1910)。爱德华和她母亲截然不同,他一直在和母亲作对,也总让母亲蒙羞。“花花公子”爱德华沉迷于声色犬马,吃喝嫖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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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保守党重新执政。同法国和德国的保守党一样英国保守党变成了更具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坚定的反社会主义者。自由统一党已在地方自治问题上和保守党联手。1895年,自由统一党领袖约瑟夫·张伯伦加入了保守党政府,担任殖民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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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政府拒绝实施议会的社会改革法案,雇主又企图通过雇佣非工会劳工来削弱工会,受到这些挫折的英国工会主义在19世纪最后20年里进入了一个更富侵略性的阶段。1868成立的英国职工大会为有组织的劳工提供了一个发言的平台,尽管工会的财政资源更加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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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种更好战的“新工会主义”包括许多钢铁工厂的工人在内的半技术工人组成的组织。1887年,自1848年伦敦的最后一次宪章运动游行以来,大量英国工人首次走上街头,为失业和高昂的生活成本而抗议游行。11月13日是“黑色星期一”,在伦敦中心区的一片“红色恐惧”中,自1848年来,商店首次停业。警察袭击了工人群体,2人死亡,约100名抗议者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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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伦敦电气工人罢工取得了成功,争取到了8小时工作制。随后,码头工人为争取最低工资开始进行罢工。为首的是本·蒂利特(1860—1943)。蒂利特出生于布里斯托尔,7岁就开始在砖厂切割粘土板,随后跟着老乔·巴克的马戏团逃跑,成为杂技演员,再后来加入了商船和海军。他在码头找了份工作,帮助组织了数千名非技术工人进行一场大罢工。澳大利亚工人送来的资金帮助罢工者渡过难关。5周后,码头工人争取到了最低工资和加班费。蒂利特的码头工人工会很快有了3万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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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数千名散工,包括伦敦拥挤的东区居民,仍不属于工会或互助会。对他们来说,技术工人的独立仍然仅仅是一个梦想。1897年到1898年的罢工(13)表明了新工会不断增强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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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继续抗击工会。1901年,在解决威尔士的一个铁路罢工案时,上议院对塔夫河谷的判决是工会及其高层应该为罢工期间公司的损失负法律责任。这一行动导致了工党的诞生。工党于1900年首次组织起来(14),其起源是1893年由下院议员詹姆斯·凯尔·哈迪(1856—1915)建立的小型政党独立工党。这名粗野的苏格兰矿工斥责下院议员为女王曾孙的出生送去祝贺,而不向在威尔士矿井的一次矿难中死去的几百名矿工的家人致以哀悼,这激怒了下议院。如今工党发誓将在议会代表工人,尤其希望撤销塔夫河谷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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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本·蒂利特,码头工人工会的组织者;(右图)詹姆斯·凯尔·哈迪,独立工党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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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工会主义者和保守党集团之间的分歧让执政10年的保守党下台了。一些政治领袖,包括约瑟夫·张伯伦发起了支持保护关税的运动,相信这样的关税可以通过创造巨大的帝国市场,让英国更加繁荣。许多保守党,包括首相阿瑟·贝尔福(1848—1930),都相信选民更青睐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人们会认为此种政策意味着食物价格更低。由于无法消除保守党内部的分歧,贝尔福于1905年12月辞职,第二年自由党大获全胜,他们保证撤销塔夫河谷案判决,因此赢得了工人阶级的投票。1900年,工党只争取到了一个议席,现在在下议院则拥有29名议员。在自由党政府领导下,1906年,议会撤销了塔夫河谷案判决,通过了《劳资争议法》。这一法律允许罢工纠察,并判定工会不必为罢工引起的经济损失负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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