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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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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热将军和德雷福斯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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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80年代议会的中间派在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开始在左翼和右翼的压力下瓦解。民族主义成为了一种有力的政治意识形态。波拿巴主义者异军突起，号称拿破仑三世的堂弟拿破仑·波拿巴亲王（1822—1891）是未来的救世主。一些民族主义者开始认为共和国太软弱，甚至不能从德意志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忧虑和对德意志的“复仇”体现出法国的民族主义从自由主义左派过渡到了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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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热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标志了法国新右派的新生，德雷福斯事件则让其正式登上政治舞台。1887年，法国右翼分子开始把推翻共和国的希望寄托在形象光辉的乔治·布朗热将军（1837—1891）的身上，他从普通士兵中迅速崛起，成为了战争部长。他关于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好战言论取悦了民族主义者，但激怒了俾斯麦。保守派现在相信，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推翻共和国，重建君主制，或建立独裁政权的人。布朗热在各方吹捧下，答应成为下议院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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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为支持布朗热而进行的政治运动是法国的第一次大众政治运动。一名富有的保皇派寡妇提供了资金支持，全国上下到处都是这名光辉将军的宣传海报、半身像和雕塑。他的支持者在街上同政治敌人斗争，给选举宣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暴力行为，并利用了崛起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尽管在法国4000万的人口中，只有大概8万犹太人。比如受到了经济萧条的重创的巴黎店主害怕工人的消费者合作社，顾客又被百货公司夺去，因此转而支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在右翼政党的巧妙说服下相信“犹太资本家”是造成他们困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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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热在几个选区的补选中当选，但因为他在军中，他无法在下议院任职。在这个时候，没有人确切知道他到底代表着什么，估计将军自己最不清楚。虽然他的竞选经费来自右派，他的许多选票却最初来自左派。机会主义政府将他打发去法国中部，以降低他在首都的政治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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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政治丑闻则让政府形象更加黯淡，让“机会主义者”这一称谓又一次产生扭曲。一名妓女透露，有人正在拍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结果事实表明，在这一行当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是达尼埃尔·威尔森，总统朱尔·格雷维冷酷的女婿，格雷维因此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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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让一些观察者更加认为第三共和国已经是积重难返。政府宣布布朗热将军退休，但这一举动反而让他可以竞选下议院议员，他被选为巴黎选区的下议员。对于他的右翼追随者而言，军事政变的完美时机似乎已经来临。1889年1月，得意的群众聚集在大街小巷，大喊着布朗热的名字，彼时他正坐在餐馆里安静地吃晚餐。但他的辉煌时刻还是过去了。两年后，政府官员让这位天真的将军相信他们已经拿到了证据，可依叛国的指控将他定罪。布朗热乘火车逃往比利时，在其最后一名情妇的墓前，掏出他的军用手枪，将子弹打进了自己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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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热事件之后，共和国受到了其老对头天主教会出其不意的吹捧。教会对共和国的“归顺”起始于一位大主教1891年在突尼斯发表的祝酒词。从此以后，温和的共和派可以从天主教右翼分子那里获得政治支持，对抗社会主义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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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则丑闻则让反对议会制的右翼分子找到了反对的新立场。1881年，一家法国公司在斐迪南·德·雷赛布的指导下开凿巴拿马运河。雷赛布曾监督过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但这条运河更具挑战性，因为地形复杂，疟疾流行。公司向政府行贿，希望能获得足够的支持让下议院同意一项由全国彩票筹资的贷款。下议院热情地通过的这项计划，但资金无法筹够。这家公司1889年破产时，50多万投资者损失了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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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爱德华·德吕蒙的右翼报纸《自由言论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发这一丑闻。德吕蒙之前曾出版过一本书，其中声称犹太金融家密谋想要统治法国。而今，由于这家已经倒闭的公司里的一些董事是犹太人，这一事实让民众支持爱国者联盟。爱国者联盟成立于1892年，是一个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极端右翼组织。第二年，一个相对宽容的法庭宣布丑闻涉及的人物中，除了一人以外，其余全部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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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热将军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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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则丑闻则十分戏剧化，甚至在之后的几年中仅仅被称为“事件”。这一事件让左右两派针锋相对，让军队、教会和保皇派与共和派和之后的社会主义者势同水火，也让家族之间反目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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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是阿尔萨斯一个古老犹太家族之子。他的家庭曾是小贩，之后开了家纺织厂。他们是归化的犹太人，自豪地认为自己是法国人。1871年，阿尔萨斯被割让给德意志之后，德雷福斯家族搬到了巴黎。1894年，某些证据开始浮出水面——在一名德意志军事专员办公室的废纸篓里，人们发现了证据表明法军中有人一直在向德国人传递秘密信息，告知法国的军事行动。详尽的证据将矛头指向了德雷福斯上尉——打算交给德国联络人的文件清单上的字迹非常像德雷福斯的笔迹。为了维持自己的清白，德雷福斯没有用执行逮捕的官员所提供的上膛手枪自杀。一个匆忙召集的秘密军事法庭判定他有叛国罪。德雷福斯被剥夺了军衔，并送去了南美海域的魔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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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机密文件继续从法军的办公室消失。两年后，陆军情报部的新部长乔治·皮卡尔上校确信文件的原始清单并不是德雷福斯写的，而是沃尔桑·埃斯特哈齐少校写的。皮卡尔似乎不可能成为平反这个案件的英雄，因为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反犹太主义，但他提交了证据。但军中的高级军官认为，宁愿让一个无辜的犹太人在魔鬼岛郁郁而终，也不能损害军队的公共形象。军队将皮卡尔打发去了突尼斯任职，军事法庭则宣布埃斯特哈齐无罪，尽管罪证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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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爱德华·德吕蒙的反犹太主义报纸《自由言论报》，1893年；（右图）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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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埃米尔·左拉接过了德雷福斯的案子。1898年1月，他在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控诉》，谴责军方和政府掩盖案件的真相。政治右翼和教会高层的介入仍然抱着“反德雷福斯支持者”的立场，认为德雷福斯事件是犹太人和共济会会员的阴谋，目的是通过破坏法国军队的声望来毁灭这个国家。一份天主教报纸呼吁剥夺所有犹太人的公民身份。法兰西行动是一个右翼民族主义团体，拥护君主制。在反犹太主义小说家夏尔·莫拉斯（1868—1952）的领导下，这一团体也加入了争论，反对德雷福斯。社会主义者则要求重新进行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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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官员很快发现一些新文件被加到了德雷福斯的档案中。这些文件是于贝尔·亨利上校伪造的，且伪造得非常拙劣。他希望这些文件可以成为德雷福斯的新罪证。面对证据，亨利在军事监狱中自杀而亡。1899年，军方对德雷福斯进行了重审，但仍判他有罪，但“情有可原”。德雷福斯崩溃了，回到了魔鬼岛。然而，法国总统那年给了德雷福斯总统特赦，允许他回家，尽管直到1906年德雷福斯才完全沉冤得雪，恢复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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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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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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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福斯回到法国让共和国进入了一段为公众所急需的社会稳定时期，激进党由此迅速发展。德雷福斯事件导致反教权主义的温和的共和派激进党成员与社会主义者形成了同盟，他们将共和国推向了左派。1899年形成的激进党政府中，改革派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米勒兰（1859—1943）成为了商务部长，但遭到了许多社会主义者的反对，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政府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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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国教教会一直站在政府背后，但法国的主导宗教一直——至少直到1891年——站在政权的对立面。激进党不顾保守派的反对，进一步将教会与政府分离开来。1902年，下议院在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下通过了一项立法，对法国宗教修会进行流放。1905年，法国的教会和政府正式分离。接下来两年中，政府接管了所有教会财产，并承担起支付神职人员工资的责任。尽管教皇对此作出了谴责，一些教士和堂区居民也加以反抗，但最终还是作出了妥协，堂区议会可以向国家租用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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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党总理乔治·克列孟梭（1841—1929）体现了侵略性的法国民族主义。这位后来被称为“老虎”的人出生于一个爵位不高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有名的共和派，被拿破仑三世流放。克列孟梭是个富有的恶霸，也是个可怕的斗士。他讨厌社会主义者、工会及天主教会，正如讨厌他的美国前妻。他曾雇用侦探跟踪前妻，最终让她锒铛入狱，被驱逐出境。1907年，他曾派兵粉碎一场南方小业主和葡萄园工人发起的强硬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