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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一场胜利的小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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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俄帝国的局势，其遭到粗暴对待的、愚昧的大多数农民，其受到残酷镇压的少数民族，其灰心丧气的中产阶级，其管理者们经常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能，一场大的革命没有更早发生，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当其终于发生的时候，原因既愚不可及又毫无必要：与日本的灾难性战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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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急于把他的帝国扩大到东南亚，在太平洋获得一个不冻港，为此，他一直在寻找巩固其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影响力的途径。他已经武力逼迫日本割让北方的萨哈林岛，强行让中国将中国北部和朝鲜之间的天然良港、具有宝贵战略地位的旅顺港租让给俄国。租让协议一签署，俄国立即着手派驻军队，强化其在东方的军事基地。这项任务由于跨西伯利亚铁路而变得更简单。这条铁路是维特心爱的项目，已经接近竣工，其目的显然是军事的，而非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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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触怒了旭日帝国，它悄悄地但是扎实地准备打仗，并重金聘请了普鲁士顾问，购买了英国战舰。1904年1月，日本敦促俄国接受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双边领土保证条约，由于圣彼得堡几周都不予回应，日本天皇召回了他的大使。海军上将、远东督抚阿列克西乌正好在东京，他发电报给沙皇，告诉他日本人只是虚张声势。总理维亚切斯拉夫·普列维认为日本人永远不会进攻，而即便他们进攻，一场“胜利的小战”只会极大地改善俄国国内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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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2月8日深夜，日本战舰和鱼雷艇包围了旅顺港，向无助地停泊在港口的俄国舰队开火。由于太平洋舰队基本被毁灭，沙皇的将军们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在朝鲜驻军，向俄国据点推进。在圣彼得堡，总参谋部一派惊慌失措。东方远远没有足够的军力抗衡日本人的进攻；跨西伯利亚铁路只有一根轨道，水域面积相当于瑞士的贝加尔湖周围的工程尚未完工。俄国只好把铁轨铺设在冰面上运送部队去战争现场，而湖周围的路线则以最快的速度赶修。几个月之内，它就向中国东北运送了41万名战士、9.3万匹马和1000门重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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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随着东方传来的消息不断恶化，恐慌引发了无序，催生了轻率的计划。波罗的海舰队受命解救被围困在日本海的部队，遂开始其缓慢得令人痛苦的旅程，穿过丹麦去非洲和好望角。俄国军队弥漫着混乱和疑神疑鬼，沙皇的海军在诺福克海岸附近的多格浅滩误把一艘英国的拖网渔船当成日本鱼雷船击沉，差点挑起与英国的战争。俄国战舰之间甚至互相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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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二世坚持他当初的选择，任命其督抚为战争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对于这项决定，谢尔盖·维特刻薄地评论说：“海军上将履行这个新职位的资格跟我差不多。他对军队一无所知，对海军所知甚少。”沙皇拒绝听取顾问们的意见，坚决不解除阿列克西乌的职务。为了挽救战局，他决定再任命一位指挥官。库洛帕特金将军是一位经验丰富、能干的军官，但是，由于互相矛盾的命令和虚荣自负的督抚不断的干涉，他根本无法完成任务。这些新情况令谢尔盖·维特大为震惊，在库洛帕特金赴任之前，维特同他交谈，恳求他等阿列克西乌将军一到就立即将之逮捕，并押解回圣彼得堡。库洛帕特金“哈哈大笑，离开的时候，说‘你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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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情况已经非常明显，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胜利。5月，俄军在鸭绿江战役中伤亡惨重；8月，旅顺港的俄国舰队试图突出重围，结果以灾难告终；1905年2月，经过一场代价惨重的大规模战斗，日本人迫使库洛帕特金从其距旅顺港400公里以北的总部撤退。俄国军队装备差、训练差、互不协调，情报搜集水平极低下，军队只好依靠伦敦的《泰晤士报》获知部队行动的准确信息。沙皇企图激励其军队抗击“黄祸”的士气和使命感，把大量的圣像，包括上帝的圣母和各种东正教的圣人，送到前线，这种倡议被很多人视为典型的中央集权政府的优先考虑和盲目无知。“日本人是在用机关枪攻打我们，”德拉格米洛夫将军说，“但是没关系：我们用圣像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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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还是枪的力量大些。1905年5月，波罗的海舰队在环航地球、终于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日本海军上将们拥有全部的机会与俄军决战。他们在朝鲜和九州之间的对马岛附近发起对俄国军队的战斗，击沉了8艘战舰，有效地结束了普列维希望的“胜利的小战争”。为了竭力挽救俄国惨遭动摇的威望，谢尔盖·维特受命去美国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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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俄国政府严重地高估了它的军事实力，那么，它对国内局势则做出了致命的误判。小战争演变成了大灾难：它不仅没有令批评者闭嘴，反而引起了抗议的风暴，并很快将战争的决定与将军的无能、政府的无知和傲慢联系起来。1904年7月15日，残忍但是能干的俄国内政大臣维亚切斯拉夫·普列维命丧一位年轻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一颗16磅的炸弹。没人哀悼这位不受欢迎的强硬分子。他的死讯传到华沙，人们跑到街上舞蹈，奥匈帝国大使艾伦赛尔伯爵向国内报告说，同他交谈的几个人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为了改变最高当局的想法，需要多来几次类似于暗杀普列维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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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匆忙弥补政府核心突然的权力真空，他任命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接任，希望他能平息事态，因为米尔斯基被广泛地认为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温和派。沙皇对时局的严重性判断可以透过这个事实得以推断：米尔斯基以神经衰弱为由谢绝任命，沙皇向未来的内务大臣保证，如果他接受这份工作，“每年可以休几个月的假”。米尔斯基慢慢着手他希望会改变皇帝想法的行动，让他准备接受不可避免、早该施行的改革。自由派报纸，尤其是一个全国性的地方自治联合会，即中央议会的前身，以越来越强的信心要求改革。然而，沙皇很快就脱离了政治现实，一度甚至似乎同意了其大臣关于全国地方自治联合会可以接受的意见，但是补充说：“那他们就可以看动物的问题了”——这是马脱缰以后关上马厩门的经典案例。当米尔斯基警告否则就会发生革命时，尼古拉只是保持了礼貌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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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区性的地方自治联合会——长期以来，这是这个国家要求变革的重要力量——增大了对内务大臣的压力，要求允许所有地方自治委员会在首都聚会，米尔斯基同他们的代表达成了妥协。他告诉他们，他不可能批准展开正式会议讨论宪法改革和立法会议机构，但是，没人能够阻止他们到圣彼得堡办私事和在朋友的家里社交，去“喝杯茶”。在那儿说什么就不关他的事了。这次非常政治化的茶话会于1904年11月6日到9日在圣彼得堡各个显贵的住处举行，其中包括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他的儿子、未来的作家，旁观了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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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局势每况愈下。被包围的旅顺港向日本人投降，此举被视为沙皇的军事指挥官们又一个懦弱与无能的事例。在国内，地方自治的活动者们模仿1848年法国革命之前的革命宴会，举行了一系列要求民主的“专业宴会”。中产阶级阵营的这种力量表现导致了独特的局面，帝国的审查官们受命允许在报纸上进行讨论，显然是希望借此防止事件扩散到大街上。报纸上涌现出要求进行宪法改革和抨击政府的文章，很快事情就很清楚了：公众舆论争夺战失败了，新的开放性失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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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的呼声甚至突破了尼古拉喜欢滞留的皇村的高墙。皇帝在道德和军事意义上都喜欢“背靠墙壁”（他的将军告诉他，一旦国内发生叛乱，政府的力量困守中国东北，不可能控制俄国的城市），他把有毒的圣杯丢给米尔斯基伯爵，命他起草一份改革圣旨。接到改革草案后，沙皇取掉了自由派最希望的内容。他说：“我绝不能同意政府的代表形式，因为我认为这对上帝交付给我的人民有害。”至此，米尔斯基已经明白，对于能够做成任何事情感到绝望。“彻底完蛋了，”他对一位同事说，“我们修监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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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一个有用的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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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控制这种不满的风潮，莫斯科秘密警察头子S. V.祖巴托夫发明了一套他特别引以为傲的新策略。他不是镇压所有的工人俱乐部和工会，而是协助创立了得到警察容忍（也不断遭到窥探）的爱国工人协会。这些组织可以满足一些工人的要求，同时传播精心参照俄国东正教的信条撰写的信息，估摸这些信息能够唤起刚从乡下进城的农民的所谓虔诚，激发对国家和皇帝的忠诚。集会以主祷文开始，以圣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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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报告显示，这个策略的效果出奇地好。圣彼得堡俄国工厂工人和电站工人协会由年轻、富有领袖魅力的前监狱牧师乔治·阿波罗·诺维奇·嘉庞（1870—1906年）神父领导。协会会员很快达到3万人。嘉庞是一位天才的组织者，几个月之间，他就建立起了一个图书馆、阅览室、保险计划及社会活动的网络。积极的社会主义者把神父看作警察的跟屁虫，讨厌他的动机，而很多人则喜欢俱乐部的氛围，喜欢那里有启发性的演讲及阅读政府支持的保守报纸。嘉庞本人善于演讲和交流，但是，在政治上极其天真，其动力来自远大的个人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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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1904年夏天，嘉庞还公开表示他对沙皇的孝忠。菩提洛夫钢铁厂的一个工人后来回忆神父在一次演讲中告诉工人们：“虽然沙皇很遥远，上帝高高在天，虽然当局所知不多，但是，我们不仅要让工厂主知道劳动人民的境况，也要让沙皇和上帝了解。”神父向听众保证，如果人民的父亲知道他的孩子们的艰辛，他会感到惊愕，并惩罚那些以其贪婪和冷酷给工人们造成痛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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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庞神父是一位聪明人，他明显厌恶官方教会的保守，选择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了解来找他的工人们日常的生存斗争，熟悉他们的痛苦生活状况，知道他们时常面对各种危险，如事故和贫困、饥饿、酒精、困扰他们生活的疾病。他同意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认为这种局面难以为继。然而，与革命者不同的是，嘉庞确信，只要善良的沙皇不受到他奸诈的顾问的误导，一切都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毁坏了俄国人的心灵，因为它插入了一个有害的官员和富裕的企业家阶层，拆开了沙皇与其人民之间的古老纽带。因此，解决办法很简单：必须亲自告诉“小父亲”，远离周围奸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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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庞神父的劳工协会的发展势头远远超出了允许其组织和影响力增长的当局的设想。他开始和知识分子、政治活动人士及商人一起举行会议，他还和一个内部圈子的人一起，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准备在时机成熟——也许是发生又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沙皇只好听取人民呼声的时候，递交给沙皇本人。这个机会甚至比嘉庞神父设想的来得早得多，当时，4个机车工人被佩特罗夫钢铁厂草率地解雇了。这4个人都是嘉庞组织中的成员，于是，同时也许也是为了证明他在实际工作领域的实绩，他准备亲自出马说情，为他们挽回工作。厂方十分强硬，指出这些工人懒惰、不可靠。在紧张的局面下，该厂1.25万名工人于1月5日罢工，声援他们的同事。嘉庞为他们的行动撑腰。他突然发现自己成了野火般扫荡整个城市的巨大罢工浪潮的首领。1月4日，法俄机器厂的工人加入罢工，一天后，涅瓦机器与船舶厂1.6万名工人、涅瓦纺织厂2000名工人及其他小厂的成百上千名工人一起参加了罢工。三天之内，380间工厂约14万名工人拒绝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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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庞神父的总部，人们表现出狂热的乐观情绪。在整个城市，会议一个接着一个，一直开到深夜，组织认识到，罢工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权力基础。如果要让沙皇看到他最卑微的臣民所处的绝望境地，那么现在就到了说话的时候了。大家决定和平游行去冬宫：工人第一次去到权力的中心，请求陛下倾听他们的呼声。意识到这个行动带来的危险，嘉庞神父亲自给内务大臣米尔斯基写信，要求他允许游行，并随信附了一份准备在皇宫门前递交给皇帝的请愿书。所有的组织成员被要求于1月8日穿上最好的衣服，带上圣像及其他宗教标志——严肃、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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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书（之前已经引用过了）采用了最恭敬、最谦卑的语气，在结尾处几乎是对皇帝铺天盖地的赞美：“因此你会使俄国既高兴又出名，你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心间。如果你……对我们的请求置之不理，我们就死在你皇宫的广场上。我们无处可去，也不想去。”这份文件在其他方面都无伤大雅，但是也许其中包含了威胁和决心的意味，所以政府决定不准许游行和撒传单，警告将以“恰当的措施”处理任何大型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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