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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十一 1910年：人性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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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再追问“这幅画代表什么意思？”而是询问“它给我们什么感觉？”我们看到造型艺术品与一段音乐的共性超过与一幅彩色照片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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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夫·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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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的一个夜晚，一位极其优雅、表情严肃、类似古典美女的女士向一群剑桥学生作现代文学演讲，其演讲的中心语句如同她的美貌一样摄人心魄：“1910年12月前后，人类的本性改变了。”做出这一恢宏论断的人谈的是小说，但是她的话也适用于所有艺术，而她是唯一有资格说这话的人，因为早在1910年，她已经是欧洲最显赫的艺术群体之一的核心人物。当然，她就是维吉尼亚·伍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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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吉尼亚相信她发现的人类本性改变既微妙又难以把握：“我并不是说一个人如同走进一个花园那样，看见玫瑰开花了，或者母鸡下了一个蛋。这种变化并不像那样突如其来，或者确切无疑。然而，确实发生了变化，而因为人必须得任意武断才行，那我们就把（这种变化的）时间定在1910年吧。”这种变化并不是发生在外部世界，也没有确切的花开或者产生某种有用的东西那种令人满足的明显标志，而是发生于内部、家庭及人们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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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可以用一个家常的画面，我们可以从自己厨师的特性中看到这种变化。维多利亚时期的厨师像是生活在地表下的利维坦，可怕、沉默、隐晦、莫测高深。而乔治时代（即乔治五世治下）的厨师则是阳光和新鲜空气的产物；在客厅进进出出，不是借阅《每日先驱报》，而是征询你对她的帽子的看法。你还要要求比这更严肃的人类力量改变的情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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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色红润、戴着时髦帽子的厨娘可能不是最显然的革命标志，但是伍尔夫坚定不移地认为她的代表性并不稍逊：“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改变了——主人与仆人之间的关系、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改变的同时，宗教、行为、政治和文学也改变了。”本身就是作家的伍尔夫最感兴趣的是她在此描述的最后那种改变——1920年代开始显现，但源自1910年代左右——它由于没有得到充分理解而更具根本性。她宣称，在此之前，小说家大致能够描写世界的本然样子，无论他们着重于人物和故事，或者选择将人物作为更宏大思想的例子。然而，现在，叙事工具已不足以传达人物与事件的感情和性质。一旦复杂化和准确化，语言就成了“破裂与坠落，崩溃与毁灭的声音”。简单的句子已经无法捕捉世界；习俗、角色和期待改变之快、之彻底，语言的隐喻之网已经跟不上步伐。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协议——类似于礼貌谈话的无言约定，已经瓦解了，使得双方在试图说出有意义的话时都局促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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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的痛苦不是因为衰变，而是由于没有作家和读者共同接受的礼仪规范，以之为更激动人心的友好交往的序幕。当前的文学谈话如此虚假——在整个探访中只能谈天气——所以，很自然地，虚弱者难免愤怒，强大者则毁灭文学社会的基础和规则。违反语法；解体句法；好像周末与阿姨待在一起的男孩儿，随着安息日的严肃慢慢过去，出于绝望在天竺葵床上打滚。他们的真诚是急切的，他们的勇气是巨大的……但那是多大的精力浪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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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这种改造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投入到词汇中的创造性精力使得新式写作极其丰富、多彩；另一方面，余下的精力太少了，不足以朝前推动文本，甚至不能给最勇敢的读者传达最低限度的保证。伍尔夫亲口解释说，她在读T. S.艾略特的诗时，感觉既满怀钦佩又精疲力竭：“当我把自己暴露于他的诗行强烈而迷人的美的阳光之下，寻思我必须带着眩晕而危险的感觉地跳到下一行，于是从一行跳到另一行，好像杂技演员从一根杆子飞越到另一根杆子，我承认，我为古老的礼仪而哭泣，我羡慕先人的慵懒，他们不是疯狂旋转于空中，而是拿着一本书，在阴凉处静静地玄想。”付出如此多的努力设计新的叙事工具、新的语言和新的风格，所以文本本身的生命力衰竭了，仿佛词语也患上了神经衰弱症：“如果比较《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利顿·斯特拉奇的历史杰作）与麦考利爵士（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的一些文章，虽然你会觉得麦考利爵士总是错的，斯特拉奇先生总是对的，但你会感觉到麦考利爵士的文章中有一种形体，一种跃动，一种丰富，它们揭示了他身后的岁月；他的全部力量都直端进入了他的作品，而没用丝毫的精力去进行隐藏与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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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宣称，对于作家来说，1910年或者1910年前后，一切都变得困难起来了。变化强大到无法忽视，迅猛到无法充分吸取，把语言本身甩在了后面。其结果就是艺术的艰难时期，某种艺术要求公众“忍受痉挛、晦涩、零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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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话说交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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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1910年定为人类的一个关键日期是大胆之举，对于维吉尼亚·斯蒂芬（后来的维吉尼亚·伍尔夫），这一年与她的个人生平有着强烈的共振。1904年父亲去世后（她的母亲已经于大约十年前去世），斯蒂芬家的四兄妹搬到布鲁姆斯伯里戈登广场46号的一座大房子。这是一个曾经高雅但现在已经衰微的地区，远离他们孩提时代的社交界。他们决定住在一起，没有一个主妇似的人监管他们的美德，维吉尼亚和梵妮莎也没有监护人，这引起了旁人的侧目，但是他们决心过自己的生活，而无视爱德华时代上层中产阶级身份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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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维吉尼亚，这是一个时期的开始。年方22岁的她想写作，起初，她为文学杂志写评论。她父亲的死亡引发了严重的心理危机——这是她多次危机中的第一次——在新家，她开始构建一个成年人格。1907年，她崇拜的哥哥索比在希腊旅行期间死于伤寒，她的决心又一次受到检验，但是她接过了他的剑桥朋友圈，这些人仍然到访斯蒂芬家波希米亚风格的住宅，这里室内通风，墙上和家具上挂着印度的围巾，书堆得到处都是。他们在这里喝浓烈的咖啡、抽烟、纵古论今，甚至也议论那些可耻、可怕的事情。1908年，索比的一位朋友给了她解放性的一击——对此，伍尔夫有著名的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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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站着利顿·斯特拉奇瘦长、邪恶的身影。他指着梵妮莎白衣服上的一处污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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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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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一个人可能说出这种话吗？然后我们哈哈大笑。就这么一个词，所有的沉默和残留的膈膜顿时倾颓。洪水般的神圣液体似乎要淹没我们。性渗透于我们的谈话中。“鸡奸”一词不时从我们的口中蹦出。我们以讨论善的本质时的那种兴奋和开放谈论男欢女爱。想到我们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都那么含蓄、那么保守，不禁觉得有些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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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作者、考究的同性恋者斯特拉奇（1880—1932年）具有在正确的时间发现正确的说法的特殊天赋。1914年，他基于道德或者宗教的原因拒服兵役，不得不在军事陪审团为自己辩护，军官们问他，如果德国士兵强奸他的姐妹他怎么办。他的回答是：“我会努力把他们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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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妮莎同画家克莱夫·贝尔结婚后，波希米亚风格的斯蒂芬家发生了变化，维吉尼亚和她的哥哥艾德里安一起搬到了附近的一所房子，在这里，书籍、讨论和设计所构成的生活继续有增无减。1910年，28岁的维吉尼亚准备好了要迎头面对世界。那一年发生了三个事件，每一件都代表那个时代的不同方面的特征，这些事件增强了她的决心。2月，在最后一分钟，她参与了一个旨在驳斥当时流行的“不列颠统治海洋”这一宏大叙事的恶作剧：她在《无畏舰骗局》中扮演门达克斯王子，脸涂得黑黑的，下巴上粘着假胡须。那一年，伍尔夫也参加了妇女参政运动，该运动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高潮。她个人参加运动的方式不过是在当地的女权运动办公室装信、写信封，但这也关涉到立场的问题，即便维吉尼亚发现她自己不适合政治运动和政治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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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第三个让伍尔夫觉得新生事物在产生、人类的本性和观念已经不同于过去的事件，是“后印象派画家”的一次展览。这次画展的策划人是另一位圈中成员、画家、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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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那是一个艺术仍然有能力引起震惊的时代！新浪潮冲进了杰姆斯·雅培·麦克尼尔·惠斯勒与约翰·辛格·萨金特的温雅世界，以及中产阶级的生活——当时，他们满脑子充斥着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和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这些维多利亚时代梦想商人的作品。以英国风景画为标志的大众口味受到文森特·凡·高原始的强烈情绪、保罗·塞尚准抽象的宏伟、保罗·高更的塔希提油画原始感觉的冲击。其效果非同凡响。这些作品充满敌意，观众认为它们是“歇斯底里的涂抹”“原始、无法忍受的愤怒”“幼稚的垃圾”。不出所料，梵高的作品被抨击为“一个成年疯子”的胡言乱语，高更的作品则是“原始的野蛮”，塞尚揭示自然界几何图形的作品则被认为是“贫瘠的”“没有男子汉气概”，而展览本身则被批评为“病态”“头脑患病的人”创作的“令人作呕的畸变”的汇集，代表“艺术最后的退化”。许多评论家都认为，这不是艺术，而是对文明中所有美的、真的、神圣的事物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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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一些同仁更理解这些画作体现的精力。在其《现代艺术》一书中（英文译本于1908年出版），德国评论家朱利叶斯·迈耶－格拉菲从疾病和文明、健康与自然、性能力和女性气质的角度，敏锐而有代表性地解释了高更作品的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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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文明就是你的病，”他说，“我的野蛮代表我的康复。你的文明概念中的夏娃几乎使我们全都成了厌恶女人者。也许有一天，你会觉得老的夏娃——你在我的工作室被她吓着了——没那么可憎……只有我画的夏娃才可以赤身裸体站在我们面前。如果你的夏娃处于这样的自然状态，即便美丽，却会是可耻的，是痛苦和邪恶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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