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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大众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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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疯癫和彻底边缘化的主题少有引起先锋艺术家的艺术共鸣，那么，异化思想占据时代想象力之处可以从一个特殊的通俗小说分支享有的巨大人气中推导出来：那就是侦探故事。著名的“克拉彭公共汽车上的男人”或者协和广场地铁站的女人并不知道顾彬是谁，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别雷或者里尔克。他们读的是犯罪故事——对处于法律两边的局外人和弃儿复杂、有效的浪漫化表现。正如每个时期都有其固定的精神错乱群体，在正义和救赎的故事中它也有自己的大众英雄。作为19世纪的产物，谋杀之谜和犯罪故事在战前进入繁盛期。它们的销量达数10万册，而且往往是在当时最畅销的杂志和报纸上连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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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医生亚瑟·柯南道尔了解和崇敬塞萨尔·龙勃罗梭的工作，并让他的主角、也许堪称犯罪小说中最著名人物的夏洛克·福尔摩斯采用同样的演绎观察。福尔摩斯虚构的案子从1887到1915年在《斯特兰德杂志》连载，但是，他并不只是一个演绎推理者。在一个对于制度性解决方案持健康的不敬态度，对古怪的业余爱好者极其尊重的国家，他是完全符合龙勃罗梭型天才的奇异之人。在不办理案件期间，他那太过活跃的大脑需要注射吗啡才能安静，得吸食可卡因才能清醒；他既聪明绝顶，又有着令人不安的暴虐脾气，对他而言，破案是终极的智力挑战，也是他过度活跃的想象力必需的食粮。因此，不奇怪，那个认真、生活严谨的苏格兰警察局的雷斯垂德探长所能做的不过是来到案发现场，喘息、抽烟，发现大侦探又一次使他出丑露乖。英国小说作家从不给予警察太多的信任。英国的犯罪是由绅士们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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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神秘小说主角亚森·罗平完全是另一种人。他也是一个有修养的人，聪明，学过各种艺术。但他不是侦探。他是窃贼之王，偷窃富人，把偷得的财物交给值得帮助的穷人——一个潇洒、不可思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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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怪的绅士只对城堡和沙龙下手。有天晚上，他来到舒尔曼男爵的府上，但是什么都没拿就离开了，只是留下了他的名片。名片上面草草地写着这些内容：“亚森·罗平，绅士大盗，如果家具是真的，会再度光临。”亚森·罗平有上千种伪装：司机、侦探、出版人、俄罗斯医生、西班牙斗牛士、商务旅行者、健壮的青年，或者衰弱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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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平有着天赋幽默、无尽智慧和法国人对于一切权威的真正藐视，实际上，他并不仅仅是其作家毛里斯·勒布朗（1864—1941年）虚构的人物，而且，在其书名并不含蓄的小说《亚森·罗平对决夏洛克·福尔摩斯》（1908年）中，毛里斯甚至让他的犯罪高手与英国偶像对着干。罗平的灵感来自当时法国一个真实的大众英雄、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马吕斯·雅各伯（1875—1954年），后者以其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犯罪，以及不按常理出牌的骑士精神和机智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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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伯出身于一个贫穷的阿尔萨斯家庭，12岁参加海军，做船舱服务员。他卷入了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因爆炸罪被判监禁。判刑以后，他再也找不到工作，于是决定以更直接、不那么正统的方式为无政府主义事业服务。1899年3月，他和两位同伙来到马赛茶当铺当押商们的办公室，以侵占为名逮捕了为首的出纳，扣押了40万法郎作为证据，然后平静地把人犯交给司法院。在混乱澄清之前，“警官”和他的两个助手已经不见了。这是许多次以狡猾风格为标志的行动之一。被捕以后，雅各伯假装疯癫，逃到法国南部，在那里拉起了一个叫做“工人之夜”的帮派。在以后几年间，大众报纸上充斥着他大胆的、精心策划的抢劫案。他只偷富人，而且总是把部分财物献给无政府主义事业。有一次，在偷窃一位船长家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受害人是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于是他把全部东西放回原处，并留下一张条子：“错误闯入这里，我不能拿走一个靠写作挣钱的人的任何东西。所有工作都应该得到报酬。又：奉上10法郎，赔偿打破的玻璃和损坏的百叶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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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伯打劫不义之财的史诗般的远征终于因在一次追捕中射击了一位警察而终结。雅各伯于1903年被捕。在审判之前的几个月间，他为自己的行为写下了慷慨激昂的辩词，那是对达尔文思想的无政府主义解读：“既然你们主要指控我是一个盗贼，因此解释何为偷盗是有必要的。我认为，偷盗是所有人为满足食欲而觉得有拿东西的需要。这种需要体现在一切事物中：从像人一样诞生、死亡的星星，到太空中的昆虫，这么微小，这么无限，我们的眼睛只能勉强分辨。生活本身只不过是偷盗和杀戮。植物和野兽为了活命而互相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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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伯写道，人不是互相协作，而是彼此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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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顶端到底层，一切都是一边是混蛋，一边是白痴。你怎么能够指望确信这些真理的我尊重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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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卖酒的人和妓院老板发财，而一个天才却贫病交加死在医院。烤面包的面包师一个面包都得不到；做了几千双鞋子的鞋匠穿着破鞋子；织布的人没有衣服遮身蔽体；修建城堡和宫殿的砌砖工人想要一间肮脏的小屋也是枉然。那些生产了一切的人一无所有，那些什么都不生产的人无所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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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我觉得让卖淫般的工作摆布非常可恨。乞讨是一种堕落，是对全部尊严的否定。每个人都有权享有生命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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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权利不是乞讨来的，而是争取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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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伯的雄辩没有赢得法官对他的同情，他被判终身流放。在17次企图逃跑以后，他于1927年获释。一直忠于无政府主义信念的他过着平静的生活。1954年，他发现疾病和老年要战胜他了，于是他为自己注射了过量的吗啡。他最后的、富有他特色姿态的离别信是这样结尾的：“毛巾已经清洗过了，漂洗过了，晒干了，但是还没有熨烫。我太懒了。原谅我。你会在面包篮子的旁边发现两升粉酒。祝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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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高贵的犯罪高手雅各伯是亚森·罗平的理想模板，而法国另一个大罪犯、邪恶的方托马斯（最早出现于1910年）则原本不是能够引起同情的人。他是一个残暴而邪恶的杀人凶手，他体现了公众的恐惧，逃脱了多次试图抓捕他的克星、警长尤文。末了，只有历史本身能够终止这位“犯罪天才”的恶行。他的同伙马塞尔·阿兰干脆把他送上了1912年泰坦尼克号史诗般的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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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德国低俗小说并没有它自己的畅销侦探小说和罪犯。这里受欢迎的是卡尔·梅类型的冒险故事，或者极其流行的海德薇·库尔茨－马勒那样的感伤爱情故事——他的名气和财富全靠他的208部小说，讲的是，诚实、贫穷、高贵的私生女女仆遇到英俊的伯爵后，两人间感伤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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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社会异化的人既要同自己心中的恶魔战斗，也要同那些迫使他们陷于孤独的人战斗。但是，像精神病杀人犯厄恩斯特·瓦格纳那样的真实案例还是受到媒体的狂热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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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一案不仅是1910年前后精神疾病的组成部分，也是科学对于疯癫的非常开明的反应。尽管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瓦格纳因为被宣布为精神病患者，因此没有被处以极刑，而是获许在医生监督下，宁静地度过余生。这位残忍的校长在精神病医生中还小有名气。他的医生罗伯特·高普在一次又一次精神病学会议上展示他这位能言善辩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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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瓦格纳在给高普医生的信中说：“我认识到我的罪行是严重精神疾病——这被公正地称为‘迫害妄想’——的结果”，“今天我宣布，我从来没有遭到……‘迫害’。不能像我当时那样去理解某些道听途说的言辞——因为有一些没有任何逻辑联系的巧合和情况……我不一定非得这样理解。但是有一种倾向是，把自己头脑中的事转移到别人的头脑中。”瓦格纳继续同医生通信，甚至把他写的一部戏剧《疯癫》寄给他去出版。他狂热的心似乎变得像羔羊一样温柔：“请你宽恕我心中存在的对你的所有仇恨感和愤怒”，病人在给高普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你有机会来这里看我，觉得值得花时间同我说话……我保证你会受到友好的欢迎。最尊重你，感激你，爱你厄恩斯特·瓦格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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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领取一份公务员退休金，继续追求他的文学写作，并保持与诸多文学及医学名流的大量通信。他于1938年4月在温尼特尔精神病院自然死亡。他的身体被火化，脑袋被送到柏林的威廉皇帝学院做检查——虽然在运输途中遭到损坏。他的头至今仍然保留在杜塞尔多夫大学病理标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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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眩年代：1900-1914年西方的变化与文化 十五 1914年：最卑鄙的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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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码头很大；沿着阿尔伯特码头的铁轨，经过绵延几英里长的船舶，直端穿过长排的、好似梦里那样不断延长的船体，这时候，你会觉得完全失去了比例感。而阿尔伯特码头还只是伦敦港的码头之一。在这里，现代世界彻底变得如梦如幻。自从看过芝加哥的屠宰场以来，我还没有对我们世界的童话性质有过如此切近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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