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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六 各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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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地中海最复杂、最矛盾的角色。它们在刚刚被人承认具有某种性质的时候，又获得另外一种与这种性质截然相反的性质。各种文明之间亲如兄弟、宽容大度；它们接受别人来访，也进行回访；它们虽然爱好和平，但也同样好战；它们令人惊奇地固定不变，但同时也移动漂流；它们的表面受到成千上万个旋涡搅扰；它们的日常生活的细小的微粒受着毫无规律可言的“布朗运动”的支配。文明就像沙丘一样，牢牢地固定在土地的隐藏着的断层上。沙粒听任大风扬起，飘来飘去，被吹集成堆。但是，沙丘这个无数运动的固定不变的总量，仍然留在原处一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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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塞尔·莫斯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概述的优点，1 毫无疑问就在于让人注意到这些文明固有的能动的、运动的性质和像强烈的光线那样可以变化的性质。可能他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突出它们的稳定不变性来。在各种文明的生命中变化着的、运动着的就是这个生命的精华和全部吗？毫无疑问不是。这里我们又会遇到结构和机遇、形势之间的，瞬间和长时段甚至和很长时段之间的对话。一种文明既不会由于那种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自身要完成的事物的粗暴力量，也不会由于那种完全听任历史的偶然性和好意摆布的惰性力量，也不会由于那种被最广泛地散布的、被最贪馋地吞下的宣传教导，而能够明显地侵越、影响另外一种文明的范围。从根本上说来，事物的某种形式、某种格局总是预先已经决定。北非不是在1962年3月“背叛了”，2 而是早在8世纪中叶，甚至可能在耶稣基督诞生以前，在东方的女儿迦太基建立时，就“背叛”了西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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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种文明的多变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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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变化和静止不变两者互相伴随，互相补充，互为因果。我们可以不冒迷误的风险通过一种或者另外一种途径来研究地中海的各种文明，通过表面上看来最荒诞不经的途径，通过它们的乍一看最无意义的方面来研究这些文明。这个方面是细小的琐事和每天偶然发生的事件的混合物。它像尘土积成的云一样从任何一种活的文明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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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和轶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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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细小的琐事4 比长篇论文能够更好地说明地中海人的生活，一种变化无常的、从各个方向被命运之风驱动的生活。1598年，在地中海某处的一艘大型帆船上，一个来自圣马格里塔的热那亚旅客向一个拉古萨老板吐露了他的隐情。这个旅客是一个拉古萨人合法的指定遗嘱执行人。这个拉古萨人在波托西死时非常富有。他委托这个热那亚旅客在梅佐寻找他的继承人。梅佐是个位于拉古萨附近海上的小岛。该岛是培养远洋航行船舶的船长和水手的场所。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经过调查，合法的继承人全部找到。5 关于下面另一个拉古萨人的情况我们知道得比较少。他名叫布拉斯·弗朗西斯科·科尼奇，也定居秘鲁。威尼斯对他十分关注，因为1611年年底6 他拥有一艘大型帆船“圣玛丽亚·德尔·罗莎里奥·埃·瓜德罗奇”号所装载的货物的一半。威尼斯市政会议进行报复，扣押了这艘船。另外一则社会新闻：拉古萨还发生一起证明某人死亡的事。死者是一艘大型帆船的船长，与1596年菲利普派出对付英格兰的那支舰队同时遭到灭顶之灾。法庭听取这个失踪者在出发远航前写给他妻子的信。这封信10月15日寄自里斯本，读起来真像一份真正的遗嘱：“今天我们驶往爱尔兰。上帝知道谁还能够从那里归来。”写信的人后来没有返回。7 还有另外一件事，但发生在热那亚。一个当时身份用拉丁文填写为Pompeus Vassalus quondam Jacobi船长的人，在庄严的赎回奴隶事务处长官面前就波多菲洛的马泰奥·福尔特的推定的死亡作证。他说：“我去年从5月到9月11日在埃及。我在所说的地点询问过好几个人亚历山大的‘贝勒’的帆桨战船上的奴隶马特奥·福尔特是否还活着……因为这个名叫马特奥的人在我的房屋附近有一所房屋，我想把这所房屋买过来。认识他的人全都说他已经在好几个月以前死了。那里有一些来自拉巴洛的认识他的奴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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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来自博季亚斯科、在阿尔及尔被俘的名叫杰罗尼莫·坎波迪梅利奥的热那亚人的险遇，也是一则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社会新闻。这个人1598年50来岁。他的被俘日期和他过去在阿尔及尔的老板的名字，都没有查清。这个老板临终时赠给他一爿店铺。正在这个时候，有人看见他出现在街上，穿着打扮得像土耳其人一样。一个人肯定说他娶了个女穆斯林。“我想他是放弃了宗教信仰，不想回来了。”9 这是一个比料想的更经常发生的故事的结论。事实上，甚至根据当时一个作家的说法，10 基督教徒成千上万地改变信仰，投向土耳其人和伊斯兰世界。各种伟大的文明，或者各个强有力的政府，抵制这种现象，与之进行斗争，赎回它们误入歧途的孩子。单个的人通常则比较随和。后来逐渐制定了一项正式的法规来对付这些背教者。16世纪，他们已经不受褫夺公权的处分。一个居住在突尼斯的背教者甚至用有利于他在锡拉库萨的兄弟的方式处置他的遗产。11 1568年，一个名叫弗赖·路伊斯·德·桑多瓦尔12 的人甚至向地中海的基督教君主、王侯们主动提出一项庞大的赎罪方案：将对这些迷路的人进行赦免。这样就会终止他们加给基督教世界的无穷祸患。在这期间，每个背教者都可不冒任何风险回到家里。威尼斯人加布里埃尔·祖卡托的情况就是例证。1572年，他被塞浦路斯的征服者俘虏，并且沦为奴隶。35年后，即1607年，他回到威尼斯，回到最神圣的信仰上来并要求得到一个经纪人的职位。鉴于他一文不名，懂希腊文、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甚至还能用土耳其文写作”，他的这项请求被五贤人接受，然而，改宗伊斯兰教就是背弃了原来的宗教信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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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地中海的这两种伟大的、敌对的和相邻的文明，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彼此不断的接触变得友好起来。在阿尔及利亚人于1540年对直布罗陀进行的那场失败的进攻中，80名基督教徒落到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者手里。警戒解除，惊恐消失后，按照惯例进行谈判。缔结了类似停战协定的条约后，进行正式会谈。阿尔及利亚的船只驶入港内，水手登陆，在城里游逛，和他们的老相识——过去的俘虏或者过去的老板——重逢，然后到下等咖啡馆或者小酒店去吃饭。这时，市民帮助运输淡水，向阿尔及尔舰队提供给养。14 大家友好亲善，互致良好的祝愿。这种友好亲善或许可以和在同一条战壕里作战的士兵之间的那种兄弟般的感情相比。可以想想，有谁愿意在两种敌对的宗教之间有一块密不透风的隔板呢？人们来来往往，对国家或者信条形成的边界漠然置之。他们知道存在着航海和贸易的需要、海上行劫和战争提供的偶然的机会、彼此串通的机会或者时机和环境促成的背叛。由此而产生了层出不穷的例如梅勒克·亚萨那样的险遇。这个改宗伊斯兰教的拉古萨人于16世纪初在印度又被人找到。那时他正负责防守第乌岛对抗葡萄牙人（他占有这个职位好几年）。15 三个西班人的险遇也可作为例证。1581年，一艘来自阿斯特拉罕的英格兰小轮船在里海的杰尔宾特收容了这三个西班牙人。这艘英格兰船由莫斯科公司每两年或者每三年租用一次。这些西班牙人毫无疑问是背教者，是土耳其军队的逃兵，七年前在拉古莱特被俘。16 他们的奇怪的故事真是无独有偶，1586年，英格兰船“大力神”号把德雷克在西印度释放的20名土耳其人带回土耳其。这是在叙述这艘驶往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帆船的航行故事的一个插曲中简短地提到的一个细节。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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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初发生了同样的险遇。1608年，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朱里亚奥的人一直被囚禁在里斯本的S.朱里亚奥·达·巴拉的城堡中。他被俘时已经受过洗，18 过去统率过在梅林德海岸附近的土耳其帆桨战船。1611年，波斯人俘虏了在首相穆拉德帕夏的土耳其军队里的3名法国人和1名德意志人。上帝才知道这些人是怎样去土耳其的。当然，不管怎样，他们总是经过了君士坦丁堡的驿站。此外，波斯人还俘虏了一个出生于塞浦路斯的希腊人。他们全都受到胜利者的宽宥，然后由伊斯法罕的嘉布遣会修士收容。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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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例子是一个名叫康斯坦丁·费尔贡的希腊冒险者在17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的命运。这个人生于凯法利尼亚岛，自称是某个威尼斯贵族的儿子，后来深受暹罗国王宠信，在暹罗“一切都由他经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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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财产怎样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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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旅行，文化财产也旅行。既有日常的旅行，也有最料想不到的旅行。文化财产随着旅客的不断流动，某年被某些旅客带到这里，下一年或者一个世纪之后又被其他旅客从这里带走。这些财产往往由无知的人的手来运输、抛弃、重新拾起。多瑙河流域各地的第一批用于翻印东正教的虔诚的教理的书籍的印刷机是门的内哥罗的商贩16世纪初从威尼斯或者从威尼斯属地21 带到那些地区去的。1492年被驱赶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在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创办并经营全部该地恰好短缺的货品的商业。他们开办五金铺，22 安装首批使用拉丁字母、希腊字母或者希伯来字母的印刷机（要等到19世纪23 才出现首批使用阿拉伯字的印刷机）。他们建立了毛纺厂24 和锦缎织造厂，并且据说还制造了首批活动炮架。25 这种炮架使苏里曼大帝的军队能够用野战炮装备起来。这是这支军队能够克敌制胜的原因之一。查理八世在意大利1494年作战时使用的炮架可能是这些炮架的样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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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部分文化财产的转移是在不知道谁是转运者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些转移的数量是如此之大，其中一些的速度是如此之快，而另一些的速度又是如此之慢，它们的方向路线是如此曲折多变，以致在这个什么也不会留在原处、永远乱七八糟的巨大货站上，人们无法辨明方向。如果能够在这些行李中辨认出一件，就会有一千件无法辨认。在这些无法辨认的行李中，有的地址、标签短缺；有的有包装物而无包装的内容；有的却又只有包装内容而无包装物。当问题在于艺术品时，在于贝叶教堂27 的墙角饰时，在于一幅在西奈28 重新发现的加泰罗尼亚的画时，在于在埃及验明的巴塞罗那的铁饰或者在于一些16世纪在阿索斯山的修道院，在意大利或者德意志的影响下完成的奇怪的图画时，人们想对一切重新加以整理，这还行得通。当问题在于实质性的货品，例如日常用词或者地理用词时，这也还行得通，因为对这些进行检验，虽然是不可靠的，但至少是可能的。但是，当问题在于思想、感情、技术时，什么样的错误都可能产生。我们难道会认为16世纪的西班牙的神秘主义能够通过像雷蒙·吕尔的折衷主义的思想那样的假设的中介29 追溯到伊斯兰教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吗？我们难道会认为西方的韵脚来自西班牙的信奉伊斯兰教的诗人吗？30 我们难道会认为武功歌的内容（这是可能的）借自伊斯兰教吗？让我们既要提防那些把行李辨认得过分清楚的人（例如认为我们的行吟诗人使用的词来自阿拉伯的人），31 也要提防那些出于对抗，当人、思想、生活的艺术、信仰、爱的方式等等正在地中海进行交换的时候，把一种文化和另外一种文化之间的互相仿效、借取的事物统统都加以否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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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西安·费弗尔32 在一篇消遣自娱、引人入胜的文章里，想象了希罗多德如果今天旧地重游，对在我们看来构成地中海国家特征的植物群会感到多么惊讶。这种植物群中有：阿拉伯人从远东输入的橘树、柠檬树、橘子树，来自美洲的仙人掌，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这种树征服了葡萄牙和叙利亚之间的整个地域。现在，飞行员说，能够根据桉树树林辨认出克里特岛），来自波斯的柏树，可能从秘鲁移植来的西红柿，来自圭亚那的辣椒，来自墨西哥的玉米，“阿拉伯人带来的恩惠”——大米，来自伊朗的原来是“中国山区居民后来变成伊朗山区居民”的桃树、菜豆和马铃薯，柏柏尔的无花果树、烟草……这张表既不完全，也没有完结。关于原系埃及土产，33 后来又离开埃及漂洋过海的棉花的迁移情况，可以辟出整整一章来加以叙述。一项示明玉米这种原产于美洲的作物怎样于16世纪来到地中海的研究，也会受到人们欢迎。18世纪伊尼亚奇奥·德·阿索错误地假设玉米是有两个来源的植物。他认为，这种植物毫无疑问来自新世界，但在12世纪也经过阿拉伯人之手来自东印度群岛。34 咖啡树1550年就已经存在于埃及。至于咖啡，它在将近15世纪中叶到达东方。非洲某些部落的人吃烤咖啡种子。咖啡作为饮料从这个时期起在埃及和叙利亚为人所知。1556年在阿拉伯的麦加禁止饮用这种伊斯兰教苦行僧的饮料。将近1550年，咖啡传到君士坦丁堡。1580年，威尼斯人把它输入意大利。在1640年和1660年之间，它传入英国。在法国，它1646年首先在马赛出现。以后，将近1670年，它在宫廷出现。35 至于烟草，它从圣多明各传到西班牙。1559年，甚至可能早在1556年，这种“美味的烟草”随同特韦特经过葡萄牙到达法国。36 1561年，尼科从里斯本把烟草粉寄送给卡特琳·德·梅迪奇治疗偏头痛。37 这种宝贵的植物很快就越过地中海的空间。将近1605年，它抵达印度。38 在穆斯林国家它经常遭到禁止。但是，1664年，塔韦尼埃看见索非自己也在抽烟斗。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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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小趣事表还可以延长。小亚细亚的悬铃木16世纪在意大利出现。40 稻米的种植16世纪也引进尼斯地区和普罗旺斯沿海地区。41 在我国叫作“罗马莴苣”的莴苣，是由一个名叫拉伯雷的旅客带到法国的。我们经常引用他的书信的那个布斯拜克从安德里诺普尔带回第一批丁香。这些丁香在维也纳借风力之助长遍该地的整个田野。进一步的验证并不会对已经清楚明白的事物增添什么东西。这一已经清楚明白的事物就是地中海各种文明的混合搅拌的巨大程度和广阔范围，这种混合搅拌现象因这个混合地区的文明的组群从一开始起就种类繁多而产生更多的重大后果。在一个地区，这些文明的组群由于以或长或短的时间间隔互相交换和互相借用，往往清楚明显。而在另一个地区，它们混在一起，特别嘈杂拥挤。这些嘈杂拥挤的景象，令人想起那些东方的港口。正如我们的浪漫主义作家向我们描绘的那样，这是一个各种民族、各种宗教、各种类型的人以及地中海世界所能包含的头饰、时装、烹饪、风俗等方面的各种事物的聚集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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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奥菲尔·戈蒂埃在其所著《君士坦丁堡旅行记》一书中细致地描绘了每个中途停靠港的这种大规模的假面舞会的景象。最初读者还分享他的这种消遣自娱之乐。之后，读者无意之中突然发现自己阅读这本书时会跳过书中必然会有的描写，因为这种描写总是千篇一律、陈腔滥调。到处是同样的希腊人、同样的亚美尼亚人、同样的黎凡特人、同样的犹太人、同样的土耳其人、同样的意大利人……当人们仔细观看热那亚、阿尔及尔、巴塞罗那和亚历山大等的港口区的虽然不那么生动但仍然活生生的景象时，便会有个文明显然不巩固的印象。但是，历史学家如果想弄清楚这个错综复杂的现象，就最容易弄错事实，产生迷误。历史学家认为萨拉班舞是古老传统的西班牙舞蹈。他们接着又发现这种舞蹈在塞万提斯42 时代才刚刚出现。他们把捕金枪鱼想象为热那亚水手、那不勒斯人、马赛人或者科西嘉海角的渔民特有的劳作活动。事实上，阿拉伯人也捕这种鱼，并在将近10世纪时把这种劳作活动传给别的民族。43 总之，历史学家几乎准备遵循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的观点，44 认为真正的地中海种族是居住在混杂的、有世界性的港口内的种族（现在只举出其中的大港：威尼斯、阿尔及尔、里窝那、马赛、萨洛尼卡、亚历山大、巴塞罗那、君士坦丁堡），是一个把所有的种族合并为单一种族的种族。但是，这难道不是一种荒诞不经之谈吗？混合本身就必须以成分的多样性为前提。混杂现象就证明并不是一切都融合在一个单一的群体中，就证明存在着各不相同的成分，就证明当人们远离这些各不相同的成分随意混杂交错在其中的庞大中心时，人们就重新发现这些成分是孤立的、可以辨认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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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和拒不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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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能够把自己的货品输出到远方、能够发扬光大的文明之外，不存在任何别的文明。一种不输出人、不输出思想或者生活方式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曾经有过一种阿拉伯文明，它的重要性和衰退已经为人所知。曾经有过一种希腊文明，它至少保住了自己的本体。16世纪存在过一种拉丁文明（我不再称之为基督教文明）。在与海进行斗争时，这种文明是所有文明中抵抗力最强的文明。它光芒四射，越过地中海的空间，向前移动，并且通过地中海向欧洲的深处，向大西洋和海外移动。这种历时达几个世纪之久的传播，也是造船能手意大利人即将传授给葡萄牙，并且一直传授给波罗的海地区的造船技艺的传播，也是意大利人最先获得然后示范传授的丝织技艺的传播，也是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佛罗伦萨人等经商年代久远的商人先于北欧人很久就创立出来的会计技术的传播。这种传播也是意大利和地中海的女儿——人们能够了解它在欧洲的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文艺复兴——的巨大反响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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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种文明来说，活着就是既能给予又能收受和借用。借用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想借用的人不能都像师傅那样得心应手地使用采用的工具。地中海文明的重大借用之一，毫无疑问是由德意志师傅传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直到果阿的印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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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明有时拒绝借用。它反对某些联合。它在交换者向它提供的交换物中进行选择（如果没有警惕，或者更简单地说，如果没有脾性和倾向的不相容性以及口味爱好的不相容性，交换者往往会把这些交换物全部强加给它）。从这些现象中也可辨认出这是一种伟大的文明来。只有乌托邦主义者（16世纪有一些例如纪尧姆·波斯特尔这样的可敬的乌托邦主义者）才会梦想把各种宗教合为一体。在构成每种文明——这是财富、力量和制度的合成物——中，宗教正好是最属于个人的和最具有抵抗性的东西。把各种宗教部分地混合在一起，把某种思想从一种宗教移植到另外一种宗教里，甚至在必要时把一种宗教的某一教义或者仪式移植到另外一种宗教里，这是可能的。但这同把它们混合为一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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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借用吗？16世纪提供了这方面最光辉的范例之一。百年战争甫告结束，天主教就经受了宗教狂热的浪潮的冲击。在这些狂涛巨浪的猛烈冲击下，它像一株树皮爆裂的树那样折断碎裂了。在北欧，宗教改革运动席卷德意志、波兰、匈牙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英格兰和苏格兰。在南欧，在传统上被称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的这场运动和很多人称之为巴罗克文明的文明发展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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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始终存在着一个北欧地区和一个地中海地区。这是两个用绳索捆绑在一起，但因各自有自己的天空、自己的中心，以及从宗教上讲，各自有自己的灵魂，因而判然有别的世界。这是因为在地中海地区人们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宗教感情：这种方式正如它过去曾经使蒙田在意大利45 或者圣古阿尔大使在西班牙46 感到震惊不快一样，正如它过去被耶稣会会士或者穷人的耶稣会会士亦即嘉布遣会修士，把它传入西欧时曾经使整个西欧感到震惊不快一样，今天仍然使北欧人震惊不快。甚至在像弗朗什—孔泰这样的深皈天主教的地区，苦修修士的仪式行列、新的弥撒和祈祷活动、南欧的虔敬行为中的色情的、富于戏剧色彩的以及对法国人的口味来说超过限度的事物，都使很多冷静审慎、明哲理智的人大为愤懑。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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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新教仍然把几个锐利的尖头推入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地区，48 推入中央高原，推入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地区，推入贝亚恩的比利牛斯山地区。然而，它最后却在地中海地区的边境处处遭到失败。拉丁文明在经过犹豫不决和使它的拒绝变为更加具有特征的猛进之后，对“山的彼侧”的宗教改革回答了一个“不”字。如果说路德教派的某些思想观点或者后来的加尔文教派的某些思想观点能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争取到一些信徒的话，这些思想观点也只不过能使个别人或者个别狭小的团体感到兴趣而已。这些人几乎总是已经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人：教士、大学生、书商、小手工业者以及把禁书藏在货物包里带回国内的商人，或者是（马塞尔·巴塔荣在他的《伊拉斯谟与西班牙》一书中提到）把自己的信仰的根深深扎进自己的那块土地里的人。这块土地他们不借自任何人。这块土地就是伊拉斯谟信徒在西班牙、瓦尔德信徒在意大利耕耘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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