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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主精神的清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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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是由一连串绰号组成的。有的开始时可能只是粗鄙的侮辱，有的也有明确的含义，不过很快含义也就流失了。在整个西方文化中，清教徒这个名字使人们联想到的就是败兴鬼。在美国，他是不苟言笑的新英格兰人，通过“蓝色法规”禁止一切无害的乐趣，他唯一的消遣就是绞杀女巫。在英国，他头戴尖帽，说话鼻音浓重，取“赞美上帝·皮包骨”（Praisegod Barebones）这样莫名其妙的名字，杀害了国王自己上台，把国家弄得沉闷无趣。我们照例可以从莎士比亚著作中找到有关他的素描：清教徒是《第十二夜》里的马伏里奥，他自以为因他的正直，不会再有蛋糕和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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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描绘的错误在于究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一个特征来代表全部，结果得到的是漫画式的夸张。原因可能是由于英国克伦威尔的清教徒政权和他的军队力量逐渐减弱，十几年后才最终被全部推翻。没有戏剧性、不够惨烈的失败会使人淡忘在那之前所取得的成就。对于历史上的清教徒作为一个整体的印象在英国已经暗淡，在美国则是个矛盾体。移民美国的清教徒所奉行的准则受到谴责，然而他们却被尊为移民之父——在许多他们没有做的事上却无功受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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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究清教徒这个词及其所意味的运动不仅仅是为了关心历史的准确性。今天的社会预言家警告要防止新的清教徒主义出现。他们在某些宗教团体的所谓原教旨主义和社会对吸烟的敌对情绪中看出了这样的苗头。酒精也遇到同样的敌意反对，反对性自由、“淫秽艺术”和“邪恶”的呼声日见强烈。堕胎引起的暴力冲突也和这些问题有关。20世纪晚期道德主义的爆发是否会重新产生17世纪的清教徒？同样重要的是，历史上的清教徒所重视和担心的是否只是个人行为？他们并未禁酒禁烟，他们关闭剧院（我们看到）不是为了压制演戏，只是要肃清诱奸和卖淫，欧洲其他非清教徒的国家关闭公共浴室，执行的也是同样的政策（＜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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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一词中的清指的是宗教制度以及对其进行整肃所需要的政治改革，与路德和他的福音传道者们所做的事一样：罢黜主教及其下面的一群官员；略去礼拜仪式中的装饰——蜡烛、十字架、法衣等；简化礼拜仪式，回到福音的教诲中去。它是原始主义和反对“罗马式迷信”和“天主教”的一种准科学的思想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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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福音教导人们要行为检点，在生活中自觉遵守道德，但是仅仅因为简化礼拜仪式和唤起人们的良知就推断清教徒禁止娱乐和艺术是不符合事实的。英格兰和新英格兰并未变成普遍沉闷和虚伪的地方。50年前，一位英国学者潜心研究大西洋两岸的历史记录后做出的结论打破了清教徒在信仰和思想上都食古不化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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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本巨著虽然题为“清教徒与音乐”，实际上却涵盖了文化活动的所有范围。其中提出的一个发现是康涅狄格州的“蓝色法规”根本不存在，那是一个热情过头儿的牧师的杜撰。至于音乐、诗歌和其他艺术，清教徒不仅未予谴责，反而培育欣赏它们。当然，这说的是清教徒中那群自发地喜爱艺术和智力活动的人，任何文化中都有这样一群人。在17世纪中期的英国，音乐受到普遍的喜好，同时还有与它并行的诗歌。英国培养牧歌诗人和键盘乐器作曲家的学校为数众多，听众也人数巨大，牧歌因此成为艺术史上的巅峰之一（161）。两位同享盛名的诗人，赞美音乐、舞蹈和“快乐”的弥尔顿与恳求他“羞涩的情人”顺从于他的马韦尔，都备受尊敬。克伦威尔雇用他们为国家服务，正是因为他们思想周密，笔锋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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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尔顿的行为尤其说明问题。他为克伦威尔政权作宣传，但又保持独立，敢对政府进行批评。他撰写的赞同离婚的短文列举了妻子应具有何种心智才能成为好伴侣。他的政治十四行诗对党的路线发表评论。他还激烈地反对对印刷品实行审查。他的《论出版自由》中最有力的段落被后人引用过无数次，但人们却忽视了，这篇文章是把思想自由与艺术和欢乐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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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以管理出版来纠正行为，就必须管理所有的娱乐和消遣，所有使人感到愉悦的东西。不能听音乐，不能谱曲唱歌，只有严肃的和土里土气的东西。但谁能让在各家室内轻柔荡漾的曲调和牧歌噤声呢？要检查每一所房子里的所有长笛、小提琴和吉他得需要20多个许可证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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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尔顿《论出版自由》（16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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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反映的不仅是他的鉴赏品味，也是全国的意见。与此同时，弥尔顿在国务委员会中任审查官，还任共和国的主要报纸《政治信使报》的总编辑。这与《论出版自由》的论点看似矛盾，其实实质上并无矛盾之处。弥尔顿和他的清教徒同志坚信作者应为其发表的思想可能带来的危险负责。《论出版自由》结尾时赞扬了要求所有出版物必须有作者署名的法律。作者若传播“有害”思想，就可能招致“火与刽子手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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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王室的查理二世复辟后对清教徒政权进行暴力反扑，弥尔顿有性命之虞。他被迫隐居，其间完成了《失乐园》和《复乐园》上下两部史诗，还有诗剧《力士参孙》。诗剧不是为了上演，而是像史诗一样，是关于道德和政治的专论。君权、法制、顺从和反叛、真理和通过辩论对它的获取、科学、自然和快乐，理智和启示，正义和慈悲——所有这些在诗中都予以评说。此外再加上散文式的政治社论，使弥尔顿成为他那一时代思想斗争的活生生的体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和布道稿记录着那场斗争的激烈性和彻底性。这些思想至今仍激动着西方人的心灵。17世纪中期那场辩论中彼此对立的论点各有道理，说明它们的冲突是无法解决的，这并非因为人类的无知或悖理，而是由人的各种需要的性质和唤起新思想、新制度的希望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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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内战各方的政治目的是为了解决谁掌握主权这个问题。其实它是对君主制革命的力量的考验。查理一世企图吓倒议会中选举出来的代表，继续像前11年那样大权独揽，结果反而使得抵抗更加顽强。按照定义，君主对赋税和战争有独断权（241＞）。而议会首先要求军队和所有要塞都应由议会任命的军官来指挥。第二个要求同样否定了国王的独有权威：新授爵的贵族可以被下议院罢免；就连皇家子女的监护人也必须由议会任命。国王不再是君主，甚至连过去的国王还不如，只是一个傀儡罢了。很明显，17世纪中期英国人民的代表向往的是250年后才出现的国家；或往回说，是300年前国王的大理事会刚改名为议会时，西蒙·德蒙特福特的方案如果得以实行本来会形成的国家。那次，人们的希望没有实现，而到了1640年，皇家统治的传统已经根深蒂固。在内乱的6年间，给了查理9次保住王位的机会；条件只是要他接受经过一定改动的19条要求。最后一次他同意了，还提出了他自己的修改要求，不过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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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内战不像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那样界线分明。英格兰的邻邦都乱哄哄地参与其中：爱尔兰派兵支持国王；苏格兰人分为两派，两边都有他们的人参加作战，他们参战是出于部族和宗教的原因，不是宪政的原因。议会中长老会教派占大多数，克伦威尔的军队是独立派——清教徒。不时上街抗议的伦敦暴民所属教派不定。开始，国王的军队占了上风，他们最终的落败说明克伦威尔训练出了一支模范军队。但一般印象中留着长发，戴软沿帽的骑士（保王党人）和头发剪短的圆颅党人两军对垒的图景纯属虚构。议会派这边有仍然穿着惯常的“骑士”服装的王公贵族，也有按教规必须蓄长发的清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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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杂七杂八的各部分人建立了英伦三岛共和国，共和两个字彼此就可以解释说明[2]。后来共和国变得无法管理，就成立了护国政体，由克伦威尔任护国公。在此期间，查理一世受到审判后被处决，爱尔兰的一场叛乱被残酷镇压下去，苏格兰人得到一定的安抚，显示出强大韧性的议会被清洗，后又恢复，之后再清洗；英国有了她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宪法。直到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才有人提出了修宪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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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英国革命的原因是英国农业落后，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土地拥有者的利益受到损失，因而和商人对立起来。若接受这种观点，就必须相信整整一代人争论、布道、出版、痛斥、谴责、坐牢，甚至上断头台，却对自己的真实动机懵然不知，他们自认为的真正动机不过是他们的错觉。（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推动他们行动的甚至不是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是他们与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这是把地震的大地板块理论套用在人的事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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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把一切想法和态度都包装在宗教的语言中，并援引《圣经》所载的先例作为权威，这使得那个时期的斗争看起来好像是为了过时的原因。但原因是双重的，虔诚的语言掩盖下的思想按照当今流行的荒谬说法是“走在时代前面的”，意思是孕育着未来。分成清教徒、长老教会、独立派的各教派及其领导人是社会和政治的改革派。他们的区别只在于激烈的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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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我以为若不取消一切财产，则无法实现自由。若要确定规则由您颁布，则必须如此规定。否则我想请问士兵们到底在为何而战。他们作战的结果是给自己加上了桎梏，使拥有财富和地产的人更强大，使自己成为永远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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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雷恩博罗上校，议员（16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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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改革必须迎合一些得到接受的标准。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准是普遍的福利，或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的需要，或是希望增加贸易以创造就业和改善生活——总而言之，是一种物质的实效。清教徒，其中许多人又叫平等派，鼓吹的是权利和条件的平等。军队的官兵要求所有人都过上像样的生活。如果把不可避免的个人行为偏差估计在内，再用现代的措辞来形容而不是界定那时的派别倾向的话，可以说再洗礼派教徒是共产主义者，喧嚣派教徒是无政府主义者，掘土派成员是集体主义者，而第五王国派则是期待耶稣二次降临和圣徒绝对统治的空想主义者。还有别的派别，像拒绝对任何人脱帽的公谊会（后称贵格派）的乔治·福克斯和他的信徒也是平均主义者。千年王国的信徒努力要建立新耶路撒冷，即地球上圣徒的王国。家庭主义者效仿圣家庭，宣扬由信仰启发的爱足以维持社会安定——不需要法律或阶层。这种类型的无政府主义在西方长存——请看1968年鼓吹爱情和平的嬉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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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基督教派发起了向着近似民主的目标的努力，后来它们接受了现状，人们也就逐渐忘记了它们的革命性。再洗礼教派仍然热衷于政治，虽然不再像在莱顿的约翰领导下那样赞同共产主义和一夫多妻制（＜15）。马格莱顿教派和布朗派这些有着像狄更斯笔下人物名字的团体表明，一个执着的牧师或小册子作家很容易就可以召集起一群向往更美好世界的追随者。所有这些派别都确信，要实现一个更好的世界，就需要对教会和国家的现状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彻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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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和国家必须放在一起，因为没有人在一个没有教会的国家中生活过，对一个方面的改革必然影响到另一个方面。毕竟，整个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是福音传道士，他们的信条是要从罗马教廷所规定的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后来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争取更大自由的要求：为什么要有贵族和上等阶级？既然每个教区都各自独立，选举自己的牧师，那全国人民也应当享受投票这一政治权利。宗教的信条完全可以套用在国家上：如果通过取消教会中的高级教职可以实现接近福音所说的更纯洁的宗教，那么取消社会和政治的上层阶级也可以带来接近福音所描绘的更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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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自己也知道这两者间的类似。查理一世的父亲詹姆士一世说过，没有主教，国王的位子就坐不久。僧侣阶层通过直接行使它的权威来维持皇家的权威：他们每天都从布道坛上直接向大众宣讲。在欧洲大陆上，只有在贵族和国民大会的权力被取消后，君主主义才兴旺发达起来。英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议会已经习惯于制定法律，而下议院不止一次抵抗过国王。但现在建议实行的改革使这个原来一致反对国王的机构陷于分裂，再加上军队持有激烈的政治观点，结果由多数决定的有秩序的立法方式毁于一旦。本想重建整个国家，却导致了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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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内战时期的议会史基本上就是上述情况。倒是浩如烟海的小册子显示了那个时期林林总总的富有创意的建设性观点。在一片宣讲经济建议和《圣经》语录的嘈杂声浪中，平民百姓一定难以确定谁是谁非。每个业余思想家都有自己的一套。专业的则采用西方文化中特有的论辩方式，诉诸各方都承认是真正和有效的东西，那就是尽人皆知的一对矛盾：理性和自然。如先前指出的那样，虽然它们听起来是得到普遍承认并有说服力的价值观（＜69），其实它们不过是看上去比别的理由更坚实一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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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理性来鼓吹公民权利的清教徒指出，人的制度是人们自己选择的，它有具体的目的，由习惯来维持。当它已不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就应该更换。习惯只代表某种制度实行时间的久远，是人为强制的，本身并不是理由。无论有意与否，一些清教徒像科学家一样相信经验、结果和用途。用这些测验标准可以谴责任何不合格的现状。当时的大律师爱德华·柯克爵士把“普通法是理性的体现”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因此法官不仅要说明他判决的理由，还必须运用理性来解决那些糟糕的案子造成的麻烦。柯克自己就出于理性做过一次手脚，在内战前议会中的一次扭打混乱中他把大宪章抢到了手，那时没人记得里面的内容，于是，他在里面悄悄地加入了13世纪的贵族们从未想过的文献权。（顺便提一句，大宪章的大是指宪章很长，并不意味着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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