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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断面：1895年前后芝加哥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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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战争之后的10年间，人们在观念和仪表方面发生了相当多的变化。长胡子剃掉了，女性比以往更加坚持自己的权利，社会常规一一受到质疑，新技术和社会理论给人带来了长久发展的希望。许多日后名垂千古的年轻艺术家首度在公众面前曝光。为许多事业进行的零星鼓动开始形成实际运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充满了各种文化方面的新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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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商业兴衰轮转，政治粗野无礼的世界喧嚣吵闹，陋习依旧。对旁观者而言，其目标和做法都变得比以往更加粗鄙。在美国，马克·吐温和他的朋友查尔斯·达德利·沃纳联手写了一本小说《镀金时代》，描绘了当时的情景。这是一个关于狡诈、舞弊、政治腐败、诱奸和谋杀的可怕故事，书的副标题是“今天的故事”。不久之后，亨利·亚当斯出于同一意图（匿名）发表了小说《民主》，其中尤其严厉地批评了格兰特政府。这两本小说都描述了一个伦理标准变化无常的参议员，他成了代议制政府道德沦丧的象征。亚当斯和马克·吐温终其一生都是悲观主义者，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也一再表现出这种情绪。与此同时，西海岸的安布罗斯·比尔斯除了创造出一系列动人的战争故事以外，还写了散文和诗歌，将人和政府机构刻画成伪君子和骗人的东西。他的《魔鬼词典》开初时被人们正确地称为《犬儒学派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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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芒福德在20世纪30年代回顾这段时期时，描绘了一幅艺术匮乏、躁动不安的图景。他把这段时期称为“棕色年代”。1873年的金融恐慌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失业、被暴力镇压的罢工、抵制行动（一个新鲜字眼和事物）、因消费下跌而生计被毁的农民、铁路诈骗案、石油和钢铁托拉斯和卡特尔，这一切都激起了公愤。此外，政治暗杀更加深了阴郁的气氛（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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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大量“吉姆·克罗”式的法案正式剥夺了黑人的民权；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利西诉弗格森”一案中裁决“白人和有色人种平等但分开居住”符合宪法中关于公民平等的规定。给有才干的黑人以肯定与地位的趋势才开始，即因此裁决而全面倒退。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作为雄辩的演说家和《国家时代》的编辑备受重视，他担任了华盛顿特区执法官和驻海地大使的职务。密西西比州选举约翰·罗伊·林奇作为国会议员，1884年他任共和党全国大会副主席。不过，他们只是黑人中极少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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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它意味着压制还是改革，这个时代都激励了禁酒运动和对自由恋爱、避孕和堕胎这些被列为罪恶的行为的讨伐。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在各地组成了中心，后来，反对“朗姆酒魔鬼”的呐喊爆发成了游击战。卡里·纳辛是代表人物，她拿着斧头到处砸酒吧，还通过出售“纪念斧头”来筹集活动资金。在英国，议会颁布了条例，缩短作为穷人俱乐部的小酒馆的营业时间。这到底是为了对付酗酒，还是为了防止社会动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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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安东尼·康斯托克深信自己肩负着阻止色情种种表现的重任。1873年，28岁的他建立了不道德行为查禁会，说服国会通过了《康斯托克法》，明令邮寄有助避孕的资料或用具为犯罪。维多利亚·伍德哈尔是他的劲敌，她公开倡导自由恋爱，相信灵魂的回归，大力阐述在一定的情况下堕胎对社会有益。不过，她没能获胜。随后，康斯托克又将支持堕胎的时髦女士雷斯特尔夫人赶走，使纽约不再受她邪恶的污染，最后逼得她自杀。他发布命令：自由女神的小型复制品胸部暴露过多，应加以限制。他保护纽约看戏的观众不受萧伯纳早期话剧的污染，并强迫公共图书馆将萧伯纳的《人与超人》一书锁起来，同样是为了保护读者。他的统治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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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的宗教教派是明显的反现代和镇压性的。1870年梵蒂冈理事会的法令也是如此，它规定教皇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永远正确。理事会召开之前六年，教皇庇护九世就开出了一个有关“现代谬误”的长长的单子，规定虔诚的天主教徒必须把这些谬误视为受到上帝亲自谴责的行为。在新冒出来的教派当中，基督教科学派否认物质的现实存在，严禁医药；耶和华见证人派以各种办法将其成员与行将毁灭的当今世界隔离开来；救世军激烈反对酗酒和其他世俗的缺点，但是它至少是抱着一颗温暖的心，用令人振奋的音乐来对这些缺点进行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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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这些保护措施的民众还从另一个方面受到袭扰，它来自一群完全有理由得到公众注意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家。恐慌、失业、芝加哥发生的无政府主义者爆炸和被判绞刑等暴力行为（与要求8小时工作制有关）、1894年的普尔曼大罢工、美（国）西（班牙）战争中“缅因”号战舰被击沉、民众广泛认为企业家是“强盗资本家”，市政府是贪婪的老板操纵的“机器”，金融家为了一己私利而反对铸造银币，尽管它会有益于平民百姓——所有这些造成了长期的愤怒和动荡不安。富有感染力的演说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到处巡回演说煽动群众，罗伯特·英格索尔对一切宗教信仰的讨伐使人们的心情更加动荡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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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看见灿烂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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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闻到鲜花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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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这是上帝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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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工作8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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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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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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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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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时干我们爱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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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和其他地方传唱的一首歌曲（18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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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冲突和民众的激愤促使一位有头脑的记者写了一本书，间接对社会现状表示谴责。爱德华·贝拉米于1887年发表的《回顾》描绘了2000年时社会的情形。地点是波士顿。由于实行了国家社会主义（尽管没有使用这个名字），那里以及全国其他地方呈现出一片繁荣兴旺的升平景象。人们不知道金钱为何物，人人都可凭信用卡到国家商店选取琳琅满目的货物。每个人可得的份额有一定限制，但已经相当充裕，除了穷奢极侈的人以外；这是因为由于杜绝了竞争引起的浪费，使得物品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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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穷人没有焦虑，也没有对富人的敌意；贫富差别已经消除。但是人人每天都要工作4小时，直至45岁为止。剩下的是闲暇时间，有很多高尚的消闲活动。这个乌托邦故事甫一出版，立即大为畅销，其中的乌托邦式假设如以往一样，被人们全盘接受，认为引起社会纠纷的唯一原因是简单的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认为可通过简单的计划来满足这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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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改革家没有统一的纲领，其中最接近基层的是雅各布·考克西提出的纲领。他是俄亥俄州一位具有同情心的商人，希望政府通过发行货币和开展公共工程来减少失业。他策划了一次向华盛顿市的和平进军，等于一份“由活人组成的请愿书”，但是考克西的“大军”抵达首都时只有500人。考克西在发表演讲时遭到阻止并被逮捕。此后又有1200人从各州抵达。尽管这次运动没有成功，但它的要求得以广泛传播。到了20世纪，游行已经成为在美国和欧洲经常使用的行之有效的抗议工具。在我们当今更为注重对群众的要求做出反应的时代,500人或者1200人有时就足以改变政策，至少是地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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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巨额财富与贫困并存的情况使自学成才的旧金山印刷商兼记者亨利·乔治深受触动，促使他对此问题专心研究。他在写了两三篇短文之后，发表了后来成为经典著作的《进步与贫穷》，指出任何地方只要出现商业活动（进步），地价就会自动上升，但对那些一无所有，只剩劳力的人来说，这只能意味着贫困。财富来自租金，因为它不是通过劳动赚取来的，所以应对其课税以用于公益事业，这样一来也就不必设立其他捐税了。乔治不知道他的分析和结论首先由18世纪的重农论者提出过，后来又被詹姆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卡尔·马克思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加以阐述；他的大多数读者也不知道这一点。单一地价税运动不断壮大，使他成为公共知名人物。他在美国、英国和爱尔兰四处演讲，还两度极力竞选纽约市市长职务，不过都未能如愿。他在第一次竞选中与西奥多·罗斯福共同提出改革纲领。他还在国外造成了持久的影响。萧伯纳和他的费边社朋友认为，他与马克思不分轩轾，从实际意义上来说甚至可能还胜于马克思。《进步与贫穷》还指导了奥匈帝国的土地改革。时至今日，纽约还存在着一个亨利·乔治学社，该组织不时召开会议，主办讨论会并出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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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乔治说过，人类有足够的智慧来建造布鲁克林大桥，却愚蠢地把大量钢丝废品用于筑桥，这岂非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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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杰伊·诺克（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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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斯坦·凡勃伦是另一类经济学家。由于他执拗倔强，难以相处，他常常不得不在芝加哥大学和其他大学间不断搬迁，躲在其中一个地方剖析商业和工业问题。不过，他在十几篇著作中阐述的思想是直率而严谨的，其中第一部是《有闲阶级论》，该书使他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一举成名，尽管书中采用的文体是对学术文章的嘲讽性的模仿，用词生僻，句型复杂。书中的“理论”指的是该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手中财产的使用方式。富人凭价格来判断生活中的一切东西，喜欢铺张浪费，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应受谴责。凡勃伦创造的“炫耀性消费”一语已成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意指购买昂贵物品来向邻人炫耀的习惯。后来，为此目的而购置的汽车、游艇、家具和家用电器逐渐被称为“地位象征”。早些时候，在王侯的宫邸里，要想炫耀摆阔，只能满足于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大型宴会和美丽的花园。由于工业化使昂贵物品产量大增，炫耀性的铺张浪费才得以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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