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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1706547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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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腓尼基人与希腊的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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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锡尼文明于公元前12世纪初内部崩溃之后，埃维亚人和腓尼基人在地中海以东地区有着一段长长的共同的历史。看起来，黎凡特商人在让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与世隔绝与默默无闻的希腊居民同近东地区重新取得联系这件事上出力甚多。作为青铜器时代末期普遍出现的地区性崩溃现象的一部分，迈锡尼文明于公元前12世纪初内部崩溃之后，希腊地区人口锐减，据估计损失在75%左右。此外，当地居民抛弃了高度发达的移民点，遗忘了许多被我们当作与文明生活相关的特有风格：纪念性的建筑、造型艺术，甚至就连写作能力也已丧失，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几乎中断。[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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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公元前10世纪的时候，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在考古学记录中初露端倪。在埃维亚岛的勒夫坎第（Lefkandi）移民区，在经常作为当地居民陪葬品的陶器和人工制品中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排列在86号陵墓女性墓主人身边的物品为镀金发髻和衣用别针，以及其他青铜物件。她那泛白、易碎、套着9个不同样式的金戒指的指骨放在一个做工精细的镀金青铜碗上。尽管人们一致认定这些奢侈品来自近东地区，但对于它们是如何抵达这里的尚有争议。埃维亚人是这一时期仅有的具有足够中程及长途贸易经验的希腊人，但并无迹象表明他们参与了当时与近东的商业活动。[79]腓尼基人将这些商品带给希腊人的说法似乎合理得多。[80]至少从公元前14世纪起他们就不断参与爱琴海地区的贸易活动。他们对资源贫乏的希腊人产生兴趣可能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埃维亚依靠希腊境内成功的区域性贸易网络，远比其他居民点富有。[81]近东地区对埃维亚陶器的需求似乎也在不断增长，这也是腓尼基人想要控制的一个市场。[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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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从近东流入希腊的商品数量也在不断增长——特别是随着新建成的希腊公共机构，如神庙和宗教圣殿，一起安排从近东地区进口高级供品——希腊陶器的出口规模亦在不断扩大。[83]到公元前9世纪末的时候，埃维亚人无疑已经参与到横跨地中海的运输业中：来自叙利亚北部沿海的贸易点，即奥隆特斯河口附近的阿尔敏纳（Al Mina）的考古学证据表明，腓尼基人和埃维亚人曾在这个很可能由土著人控制的移民点共同居住并进行过贸易。[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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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学者亦认为，腓尼基人与希腊人一道参加了埃维亚岛以外地区的联合商业冒险活动。一个尤为令人感兴趣的例子是科林斯城，该城所出产陶器的造型明显受到“东方化”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科林斯城的陶器开始朝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腓尼基和希腊移民点大量出口。[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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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和工匠技艺并不是腓尼基人带给希腊人的仅有的东西。尽管腓尼基人是来做生意的，并未在文化方面给希腊人带来更多的教导，但希腊文学作品、语言、宗教仪式和艺术的许多方面均明显受到近东地区的重大影响。[86]其中最重要的可能要属希腊字母。[87]腓尼基字母拼音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可以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来掌握，首个希腊字母的创造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掌握了腓尼基字母拼音的。[88]希腊文字的首个样本是刻在陶器碎片上的，该陶器碎片来自埃维亚岛的勒夫坎第，其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绝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这一手迹是腓尼基字母的改写版本。[89]希腊人借用腓尼基语所创造的词语——比布鲁斯（byblos，被用作书写材料的纸莎草芦苇）、德尔托斯（deltos，一种写字板）、拜索斯（byssos，亚麻布）、萨寇斯（sakkos，麻袋）、高洛斯（gaulos，船）、梅科隆（makellon，市场）、蒂塔诺斯（titanos，石灰）、乔普萨姆（gypsum，石膏）、哈尔佩（harpe，弯刀）、玛查（macha，战役）——在某些程度上显示了这种改写版腓尼基文字所涉及的范围。[90]可想而知，许多最重要的与海上贸易有关的腓尼基新事物——如有息贷款、海上保险、商业投机联合融资、储蓄业务，可能还有度量衡——都为希腊人所接受。[91]腓尼基人因此成了令近东的先进文化与经济得以传播到希腊地区的桥梁，他们不仅为今后的合作打下了基础，也为腓尼基人与希腊人之间难以根除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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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希腊人的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希腊人与那些腓尼基人的成就越来越密不可分。最好的例子是三桨座战舰（trireme）的发明，这种公元前7世纪到前4世纪在地中海地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战舰被现代学者认为是两个民族共同创造的成果。三桨座战舰在数量上的优势压倒了其前身五十桨战船（penteconter，也叫单层桨战船）——一种船体狭窄、长约25米、由一队约50人的划桨手和单帆驱动的舰船。三桨座战舰的作战能力要强悍得多，船体增大许多，能容纳得下80名划桨手，他们分布在位于船体两侧的三层甲板上。这种战舰亦装备有一大一小两张帆，这样可以拦截横向吹来的风，它可以在一刻不停的情况下完成长达340公里的航程。为了作战需要，帆和其他重型兵器均被留在岸上，从而给予战舰更强的机动能力。在舰首顶端装有一个青铜制的冲角，可通过撞击在敌舰侧面制造破洞。三桨座战舰的作战能力因靠近船首的前甲板的存在而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在海战期间，弓箭手和投石兵被部署在前甲板上，使得投射性兵器可如雨点般地落在敌方船员头上。[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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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古希腊作家宣称，三桨座战舰是科林斯人于公元前8世纪发明的。事实上，除了一些显著例外之外，绝大多数希腊作家主张所有古代战船均由他们的希腊同胞发明。[93]然而，并无任何公元前6世纪末之前的希腊三桨座战舰的艺术再现和其他证据存在。[94]第一个明确无误的涉及建造三桨座战舰的例子与埃及法老尼科二世（Necho Ⅱ）有关，他于公元前6世纪初建造了这些船，将它们投入地中海和红海地区。由于埃及人先前并无建造任何类似于三桨座战舰这种海船的记录，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尼科必然需要外国的专业人才。尽管并无证据表明这一时期的希腊与埃及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但众所周知腓尼基人长期向该地区的造船业供应木料。[95]此外，更早时候出现的腓尼基双层桨座战船，有一层甲板明显是建在船体下方的划桨手的头顶上，这似乎表明这种设计的出现，导致了三桨座战舰的最上一层划桨手的出现。[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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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学者们对三桨座战舰的起源那徒劳无功的考证只是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古代关于这种战舰的创意来源之所以众说纷纭，是因为同一时期的海员们各自驾驶的舰船在造型上大体相同，这表明文化上的相互交流现象遍及整个地中海地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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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地中海同时担当了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媒介。尽管经常被视为许多相互连接的且拥有各自认同感和历史的大海——爱奥尼亚海、爱琴海、亚得里亚海、第勒尼安海等——的拼盘，地中海还是为那些生活在它边缘的人提供了相互接触的渠道。[98]能够在地中海里航行的船只被建造出来，意味着商品、人类和创意可能并正在相隔数千里的地区之间被用于交换。[99]与地中海本身一样，那些成功掌握了与造船业、航海学相关的复杂工艺和技术的人不仅扮演了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媒介的角色，还担当了文化差异的象征。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动态发展提供了腓尼基-希腊关系的基础。因此，关于商业联盟的考古学证据为早期希腊文学作品中对腓尼基人的矛盾心理所抵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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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每一本都是公元前8世纪到前7世纪那个希腊和腓尼基在地中海的殖民扩张达到顶峰的时代的产物——对作为一个民族的腓尼基人与对他们制造的精美工艺品的描绘存在着明显差别。在《伊利亚特》中，一只巨大的银杯，即那件“西顿工艺的巅峰之作”，作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而被阿喀琉斯当作一份奖品。在另一个情节中，它描写了特洛伊女王赫卡柏（Hecuba）所拥有的由西顿妇女织成的带有华丽刺绣的诸多礼服。它们是如此贵重，以至于一直被放在宫殿的藏宝库中，人们认为值得把它们献给阿喀琉斯。[100]这种对腓尼基人工艺的溢美之词，显然是站在腓尼基人不诚实、贪婪、狡诈的性格描述的对立面的。[101]在《奥德赛》的一个著名片段中，奥德修斯那忠心耿耿的猪倌欧迈俄斯（Eumaeus）描述了自己是如何沦为照料自己主人猪群的奴隶的。欧迈俄斯事实上是一位王子，后来被他的西顿籍保姆拐走，后者将他交给了一名腓尼基商人。奥德修斯本人也差点在腓尼基人手中遭遇同样的命运。他详细描述了他是如何被“一个阴险的腓尼基人，一个已经在世界上干下了许许多多伤天害理之事且卑劣无耻的窃贼”说服，跟着这个人前往腓尼基——后者在那里有一栋房子。然而，这次邀请原来不过是一次诱拐并将奥德修斯卖为奴隶的诡计。[102]这些描写并非在朝腓尼基人表达真真切切的敌意，而可能被视为普遍存在于希腊贵族精英之中的对商人的厌恶之情，这些贵族精英打算在他们自己同商业活动之间划清界限。然而，重要证据似乎表明，这种憎恶之情建基于“之前就已存在的”对腓尼基人的负面看法，而并非只是在讨论希腊民族性或与之无关的文学作品中，将腓尼基人胡乱拉来做替罪羊。普遍的观点亦认为《奥德赛》的成书年代要晚于《伊利亚特》，这可能表明由于双方的商业竞争日益激烈，希腊人对腓尼基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然而，希腊人和腓尼基人之间已然发生的文化融合与借鉴，同样清晰地表明这种固有成见并不具备普遍性。[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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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腓尼基人的海外活动，特别是其在地中海中部地区活动的特点有了明显变化。在萨丁尼亚，一些移民点在该岛南部和西部的苏尔其斯（Sulcis）、萨罗斯（Tharros）和诺拉（Nora）建立了起来。这些殖民地与圣伊比尼亚的殖民地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那里主要是腓尼基居民点，而鲜有努拉吉居民存在的迹象。它们与那些腓尼基人设于海岛、海角、半岛上的根据地的地形特征一致，该岛拥有两座天然海港，使用时不受风向的影响。每个海港均能提供良好的锚地与轻而易举进入内陆地区的通道，在那里，金属矿石和农产品可以通过与努拉吉人的贸易来获得。[104]这些新的商业关系似乎使得努拉吉人之间的土地及资源竞争明显加剧，因为各个不同的努拉吉群体都在试图控制向腓尼基人供应原材料这一有利可图的生意。这导致了聚居群落分裂为更多的核心聚落群，进化出更为复杂的社会阶层，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分支。[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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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尔其斯发现的陶器清楚地显示了与皮塞库萨和伊特鲁里亚——可能也与埃维亚人有合作——的贸易活动，是这些早期的腓尼基殖民地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106]萨丁尼亚也担当了多个更为雄心勃勃的贸易战略——特别是泰尔人制定的——的平台的角色。作为整个地中海岛屿中离欧洲和非洲大陆最远的一个，萨丁尼亚对于可发掘矿产资源要丰富得多的大海最西端而言，是一块天然的“垫脚石”。[107]实际上，在公元前8世纪，位于西班牙西南部韦尔瓦（Huelva）的腓尼基商业中心一直在接收来自萨丁尼亚的货物。[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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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西班牙的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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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碑文中年代最为久远的一件发现于地中海西部，它是一座残缺不全的被称为诺拉之石（Nora Stone）的纪念碑，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末至前8世纪初，来源地则是萨丁尼亚的西南部。一些学者已将碑文的内容翻译出来，大意为一位名叫米尔卡托恩（Milkaton）的腓尼基高级官员在前往“他施”岛（Tarshish）的途中遇上了一场风暴，他和船员们侥幸存活下来，因此雕刻这座石碑向天神普梅（Pummay）表示感谢。关于“他施”岛的实际位置有着大量猜测。不过，最具说服力的说法无疑是它指塔尔特苏斯（Tartessus）——位于西班牙南部、大体涵盖了今天安达卢西亚的那片地区的古代名称。[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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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5 西班牙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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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人对塔尔特苏斯的兴趣主要集中于在其内部发现的储量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上。尽管古希腊作家那个在森林火灾期间，融化的白银如小溪般从山腰流下来的说法可能有过于夸张之嫌，但西班牙南部的矿藏似乎提供了一条看上去无穷无尽的银、铁以及许多其他金属的供给线。[110]泰尔人再度最先发现了塔尔特苏斯矿藏所展现出来的巨大利用价值，但根据记录，其他腓尼基人，如西顿人、亚瓦底人和比布鲁斯人也参加了泰尔人的商业冒险。[111]泰尔人第一个推进到地中海的最遥远边界，他们穿过赫拉克勒斯之柱（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而后在今摩洛哥的西海岸建立了里苏斯（Lixus）殖民地，之后又在莫加多尔建立了一个贸易站。[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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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尼基人于公元前9世纪上半叶第一次来到塔尔特苏斯时，[113]泰尔人早已迅速与当地塔尔特苏斯人中的上层人物建立了极为成功的经济关系，他们的新贸易伙伴控制着实际的开采业和金属矿石加工业，而泰尔人则专注于将金属铸块运回黎凡特。在塔尔特苏斯的天然港口韦尔瓦，考古学家发现了大批用于生产金属铸块的冶炼炉，其规模已接近工业化程度。[114]金属贸易只是这种有利可图的买卖中的一部分。在从腓尼基到西班牙南部的航程中，船只载着诸如珠宝、象牙、青铜小雕像、雕花玻璃、装饰华丽的水壶、油膏和香料之类的奢侈品，它们被装在泰尔手工作坊生产的雪花石膏容器内，用于与塔尔特苏斯的上层人物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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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世纪末，泰尔人在西班牙西南部海岸离赫拉克勒斯之柱不远处的加迪斯（Gades，今Cádiz）建立了一处殖民地，它成了商贸活动的主要交通枢纽。日后有人宣称他们是遵照一名神使的命令前往这一地区建立定居点的。[115]然而，在最终通过一次向神灵献祭并呈吉兆的仪式来确定恰当选址之前，泰尔人已先后组织了三次探险行动。有人甚至认为，腓尼基人来到加迪斯仅仅是他们的船只被一场风暴吹离了航线的结果。[116]这一地点与泰尔一样，被选中是因为它拥有极为优秀的天然海港。该地位于一处狭长的海角末端，三面临水的环境使得它难以从陆路攻克，而易于从海上进入。最重要的是，它的位置在瓜达莱特河（Guadalete River）河口的对面，因而来自内地矿山的矿石可以通过顺流而下的方式运输。事实上，加迪斯不仅仅是一座只拥有单一产业的城镇，令它闻名于世的还有当地出产的鱼露——一种用腐烂的鲭鱼与醋混合制成的具有刺激性味道的酱油，它被古代世界视为美味佳肴。然而，采集自西班牙大地的金属——主要是白银——不断满足着亚述王国那日益增长的胃口，泰尔因此能够在免受过多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相对自由地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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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青睐的从泰尔到加迪斯的航程驱使着越过地中海北部的船只首先抵达塞浦路斯，而后到达小亚细亚南部海岸。然后，舰队将前往罗德岛、马耳他岛、西西里岛和萨丁尼亚岛。行程的最后一段是从西班牙海岸附近的伊比沙岛出发，穿过赫拉克勒斯之柱，抵达加迪斯。最不复杂的返程路线是沿着北非海岸航行，而后顺着埃及和黎凡特海岸走。[117]并非巧合的是，许多于公元前9世纪末和前8世纪在北非、萨丁尼亚岛、马耳他岛和巴利阿里群岛涌现出来的腓尼基殖民地正位于这些生机勃勃的贸易要道上，连成一条巨大的链条。这些殖民地同样起到了一条隔断地中海南部的防御阵线的作用，它有效地对商业竞争对手——特别是希腊人——形成了封锁，将他们挡在古代世界利润最为丰厚的金属矿石市场之外。尽管来自萨莫斯（Samos）的希腊海军将领科莱欧斯（Colaeus）于公元前7世纪来到西班牙南部，并得到了价值60塔兰特白银（相当于1～2吨金属矿石）的货物，但这只是一次孤立事件。[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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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地中海的安达卢西亚海岸，一连串的小型腓尼基贸易定居点——每个定居点相隔约10公里——迅速涌现。与大型贸易定居点一样，它们往往坐落在河口处的海角或小岛上，这里有利于港口布局。一个看似合理的观点认为，每个定居点都与一个特定的腓尼基商业团体有关。虽然最初发生在这些殖民地的经济活动几乎完全是围绕着它们所扮演的交易当地货物的市场角色来进行的，然而其后一些殖民地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专门产业，这些产业通常与诸如陶器和金属加工这类商品的生产、仓储、运输有关。此外，许多殖民地似乎不仅通过制造业和商业，还利用农业、捕鱼业和畜牧业来实现自我支持。[119]然而，这些规模适中的腓尼基殖民地，与许多位于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其他殖民地的繁荣，乃至于其存在本身，严重依赖于更加靠西的金属矿石的开采及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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