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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第10章 不要向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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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麾下的迦太基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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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宣战过程极具戏剧性，结果却显得虎头蛇尾。罗马人无力发动攻势，因为它的军队尚未集结起来，而汉尼拔却已制订好了作战计划。在他脑海里逐渐形成的战略计划是如此大胆，以至于罗马人从未认为它有付诸实践的可能。汉尼拔知道，漫长的严峻考验即将到来，他让他的军队在新迦太基城过冬，并打发他的伊比利亚部队前去休假。他还向北非部署了一支庞大的——由13850名步兵、1200名骑兵和870名巴利阿里投石兵组成的西班牙部队，目的在于“保卫”迦太基及其他非洲迦太基城市，此举可能也是为了确保迦太基元老院能继续对他持友好态度。作为回报，一支相同规模的非洲军队被派去增援汉尼拔在西班牙的军力。西班牙的防御任务交给了他的弟弟哈斯德鲁巴，一支由步兵、投石兵和21头战象组成的部队归其统御。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保护半岛，抵御罗马人的进攻，也是为了确保那些反复无常的西班牙部落——他们可能利用汉尼拔领兵在外之机造反——能忠于迦太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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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道陆路前往意大利的决定给汉尼拔带来了惊喜。罗马指挥官们不是没有预料到他会发动进攻，而是从未想到他会试图率军经由阿尔卑斯山脉朝意大利进发。公元前218年的执政官是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和同样出身名门的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隆古斯（Tiberius Sempronius Longus）。罗马人的计划并不复杂：西庇阿率领2.2万名步兵和2200名骑兵前往西班牙与汉尼拔交战；隆古斯率领一支由2.7万多人及160艘五桨座战舰、20艘轻型舰只组成的联合部队突袭非洲。毫无疑问，罗马元老院认为迦太基议会完全和过去一样，一见形势不对就会立刻求和。然而，这一次迦太基人保持了冷静。汉尼拔根本不打算在西班牙迎接罗马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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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在揣测汉尼拔决定经由艰险的陆路前往意大利的动机。这一计划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隐伏着可能的灾难。它意味着迦太基军队要翻越欧洲西部的两座最高山脉——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并在通常是未受邀请的情况下，穿过那些并不欢迎此类入侵行为的敌对部落的地盘。这些客观情况甚至足以令一支由受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士兵组成的部队畏缩不前，考虑到参与此次行动的有1.2万名极不情愿的西班牙服役士兵和一支非洲战象部队，要完成这一任务简直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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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道陆路固然给汉尼拔带来了奇袭的宝贵优势，然而此举的风险也是难以想象的。之所以制订这一计划，一来是汉尼拔手头并无可用的替代方案，二来是他也想冒冒险。迦太基人统治海洋可能已超过三百年，但从他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遭到灾难性的失败起，西地中海就成了罗马人的内海。单从汉尼拔身上就可以看出局势的变化程度：这位将军的威望全是从陆战中赢得的。事实上，西班牙的迦太基舰队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初时，仅由37艘适于航海的五桨座战舰和三桨座战舰组成，而西庇阿和隆古斯所拥有的战舰加起来是前者的3倍还多。此外，任何一支从西班牙前往意大利的舰队必经的众多据点和大部分海岸线都在罗马人手中。[2]事实是残酷的，汉尼拔如果要利用海路将他的军队运往意大利，那他所冒的风险将比取道陆路更大。他别无选择，只能率军从陆上穿越西班牙和高卢，翻过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然后再进入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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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部队的自身境况如何呢？描述汉尼拔的军队时，波利比乌斯不屑地评论道：“（迦太基人）靠着一支雇佣军的勇毅来保证他们的自由，但罗马人靠的是他们自己的勇气和盟友们的支援……通常情况下，意大利人在体力和个人勇毅方面，对腓尼基人和非洲人有着天生的优势。”[3]事实上，汉尼拔这支为朝意大利进军而召集的部队，远非一群乌合之众，波利比乌斯形容这支军队时也称，总体而言拥有一个强力的指挥中枢。它的最高指挥层由迦太基精英阶层成员组成，外加一些努米底亚和利比亚籍指挥官。位于最高指挥层顶端的是一个由主要来自巴卡家族的得力干将构成的核心集团，其中包括汉尼拔的两个兄弟马戈和哈斯德鲁巴，以及他的侄子汉诺。[4]波利比乌斯也提到了汉尼拔的其他几位密友，这些人并非他的近亲，如汉尼拔·莫诺马库斯（Hannibal Monomachus）、马戈和萨莫奈（Samnite）。尽管汉尼拔是以军队领袖的身份一举成名的，但这些优秀的副手也是其未来能够取得一系列军事成就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们本身就是杰出的将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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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的这支成分复杂，由服役士兵和雇佣军组成的军队，与希腊世界的军队有一点极为相似，即这支远征军的核心是由汉尼拔麾下在西班牙征战多年的老兵构成。这些被汉尼拔带往意大利的职业重装步兵，大多为来自北非迦太基统治区的利比亚人。这些以坚忍不拔、身手敏捷而闻名的士兵的装备与罗马军团类似：椭圆形或长方形的大盾牌、锋利而尖锐的短剑和投矛。另外也有许多步兵来自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为汉尼拔的军事行动提供了至少8000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来自被巴卡家族平定二十余年的西班牙南部地区的伊比利亚服役人员，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部队。尽管众多伊比利亚部落曾宣誓效忠于汉尼拔及其前任哈斯德鲁巴，但他们的忠诚誓言并未兑现。公元前218年，汉尼拔的征兵官——奉命征召对罗马作战部队的人员——遭到奥雷塔尼（Oretani）和卡佩塔尼（Carpetani）部落成员的殴打，那些部落的人认为这位巴卡将军胃口太大，因而怒不可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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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比利亚步兵并没有在他们那带有紫色绲边的白色亚麻布制成的民族服装外再套上一件身铠甲，不过他们戴的皮帽可能也提供了一些保护。他们装备着一面椭圆形的大盾牌、投枪，以及最为常见的令人生畏的“法卡塔”（falcata，短剑），这种短剑的刀身前部呈弧形，且极为锋利，因而持剑者可以通过劈砍和直刺来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与伊比利亚人一道加入汉尼拔军队的，还有他们那为数不多的更为野蛮的亲戚：身披黑袍的伊比利亚凯尔特人和稳健的卢西塔尼亚人，由于这些人并未被巴卡家族征服，因此后者必须为他们的效劳支付酬金。汉尼拔的军队里还包括1000多名来自巴利阿里群岛的高度职业化的佣兵，他们以投石兵的身份服役。这些士兵携有一系列不同尺寸的投石器和弹丸，战时可依据射程需求而决定使用何种尺寸。汉尼拔的骑兵大多来自努米底亚，当地的两个主要王国与迦太基为邻，它们负有盟友的义务。努米底亚人是举世闻名的优秀骑兵，他们控制身下那迷你体型的矮种马时是不用马鞍、马勒和缰绳的。作为汉尼拔的精锐骑兵，他们将在某些场合下证明自己是决定性的力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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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多年以来常在巴卡家族的旗帜下奋战，并以个人忠诚为纽带与汉尼拔联系在一起的西班牙人和非洲人，构成了远征军的核心。他们是他麾下最为善战、最为出众的士兵，汉尼拔有节制地使用着他们——只有在需要他们的纪律和经验时才动用这支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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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古代军队都需要一支人数很多的但非必不可少的军队。在迦太基军队中，他是凯尔特人部队，凯尔特人的地盘是汉尼拔前往意大利的必经之地，这些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投石机弹药。为汉尼拔而战的凯尔特人主要来自位于山南高卢地区（今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的两个最大的部落同盟，在一些重要战役中，他们有大批人参战。例如，在坎尼战役中，汉尼拔的队伍里拥有1.6万名凯尔特人，另有8000人在预备队中。他们大多为通过与他们的酋长达成的外交协定而招募来的雇佣军，这些酋长与其部落的贵族一道充当骑兵。绝大多数地位较低的凯尔特人在密集的步兵队伍中作战，他们通常被部署在第一线，装备为两侧开刃、被设计为劈砍型的长剑。随军人员在战时簇拥在以勇毅和战斗力为标准而挑选出来的魅力非凡的领袖身边，而非被编入正规军团内。一旦看到凯尔特战士所携带的装备时，我们就会立刻明白为什么他们的作战伤亡率如此之高。在步兵序列中时，他们似乎穿着裤子，但通常情况下他们是赤裸着胸膛上阵的。尽管他们那长长的橡木盾牌为他们提供了一些保护，但据一些文献记载，这些盾牌的宽度极为有限，如此一来战士们的身体就有很大部分暴露在敌人的长矛、投枪和剑的打击之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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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汉尼拔在战役中对战象的运用可谓名垂青史，然而，首次将它们引入地中海战争的是在印度作战时遭遇这一兵种的亚历山大大帝。这些令人生畏的巨兽的出场给亚历山大的后继者留下的印象似乎深刻到了此种程度：越来越多的大象被应用于精心策划、部署的战斗之中。叙利亚的塞琉古一世（Seleucus Ⅰ）于公元前301年的依普苏斯战役（Battle of Ipsus）中动用了480头大象——它们是他的新盟友、印度国王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送给他的礼物。吼叫连连的大象那3吨重的“令人震惊、畏惧”的身躯，以及展开时宛如一片黑色遮蓬的硕大耳朵，使得它们对大部分希腊军队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尊来自小亚细亚的赤土陶器——它可能是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于公元前275年，在对阵加拉太（Galatian）的高卢人时取得的著名胜仗的纪念品——展现了这样一幅画面：一头背上载有驭手和象轿的战象正用它的身躯死死压住一名可怜的蛮族战士，并在将那个人踩在脚底下的同时，用它的巨大獠牙将其刺穿。然而，也有其他证据使人对这些杀人机器的威力产生怀疑，例如，罗马人从未认为它们有投入战场的价值。非洲象在作战时被认为是尤为不可靠的。它们一旦受到惊吓或创伤，往往会掉转方向重创己方人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驭象者们会携一支金属长矛，当大象失控乱冲乱撞时，他们就会用木槌将长矛插入大象那柔软的后颈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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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人第一次见到战象是在西西里与皮洛士交战时。后来他们将战象加入自己的兵种编制之中，并利用这支部队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及日后在北非和西班牙的战役中取得了一些战果。对于巴卡家族而言，大象似乎成了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势力的象征：它的形象出现在许多于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统治时期铸造的高面值货币上。将战象投入战场的选择，恰好在巴卡家族的军事野心，以及长期使用这些巨兽作为其象征的伟大的希腊传统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不过，巴卡家族的大象与诸希腊王国的大象有一点重要的不同之处：前者所使用的并非体型较大的亚洲象或非洲草原象，而是现已灭绝的小型森林种，它们生活在摩洛哥的阿特拉斯丘陵地带或里夫山谷。它们那较小的体型（森林象据估计从脚掌至肩部的高度约为2.5米，而亚洲象及非洲草原象的高度通常超过3米）意味着它们有着多种用途。关于汉尼拔究竟是如何在战役中使用战象部队的，除了威吓敌人这一用途外，学术界存在着较大争议。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与之前的传统观点相反的是，汉尼拔的小型森林象部队或许和它们那体型较大的亚洲亲戚一样，被用于负载坐在象轿上的弓箭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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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汉尼拔最大的长处是能将起初可能是自己的主要劣势——部队缺乏统一性——转化为优势。他并没有尝试着规划部队的作战标准，而是利用他们的多样性制定了一个多元化的军事方案。[11]事实上，兼收并蓄一直是汉尼拔军队的特色。当迦太基将军频频使用新奇且时常迅速变化的阵形搞得对手不知所措时，传统的战术被丢到了一边。尽管似乎自第一次布匿战争起，迦太基军队就运用了方阵——长期以来一直为希腊世界所钟爱的长方形密集步兵编队——但汉尼拔做了一些重要的调整。长矛和长枪这种需经过多年专门训练方能有效发挥威力的兵器，被能够很快为汉尼拔那支成分复杂的军队掌握的突刺型重剑取代。此外，尽管重装步兵方阵无疑是战场上的一柄利器，但其同样存在笨重、迟缓之类的缺点，因而汉尼拔为其设计了多种不同的战术模式，其中包括将最精锐部队部署于两翼的空心方阵——这一方阵用于包围敌军时效果尤佳。[12]发觉己方军队的短处后，汉尼拔机智地运用自己的将才，将其化作自己的长处。事实上，第二次布匿战争是参战将领的战术意识、能力所起到的作用，首次压倒了诸如兵力和兵器等其他更传统的军事要素的战争之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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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宣传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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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迦太基军队与罗马军队做比较的时候，波利比乌斯迫不及待地指出了他所认为的两支军队之间的重要差异：“迦太基人完全不重视他们的步兵，尽管对他们的骑兵关注会稍微多一点。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是一支外国雇佣军。相反，那些罗马士兵都是本国人和公民。”[14]我们已经知道了波利比乌斯是如何区分罗马军队和迦太基军队的——前者大多由本国公民兵组成，后者自然是较为虚弱的雇佣军，及其著作中关于迦太基军队的描述有多么不符合事实。他对罗马军队的好评，经仔细推敲也是站不住脚的。尽管波利比乌斯对罗马军队成分的描述对于他所处的时代而言很可能是真实的，但就公元前218年的形势而言，他的描述并不可靠。[15]这支军队的核心部分无疑是罗马公民兵，但每个军团均有半数左右的有生力量是由各个盟国提供的，盟国军队承担了比公民军更多的军事义务。[16]这些盟军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拉丁部队和意大利部队。前者是一支常备军，且与罗马人有着密切联系，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为了趁机给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未来，而放弃了罗马公民身份的罗马移民的后裔。事实上，这些拉丁王国与罗马在很多方面都是彼此共通的，包括语言、宗教和政治制度，而且它们的人民享有罗马法所规定的一定的权利。[17]然而，意大利人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最近被迫成为罗马的“盟军”，因此无法肯定他们会忠于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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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高卢凯尔特部落的支持因此变得格外关键，尤其是在迦太基军队经过其领地的时候。[18]这些人并不为罗马所直接统治，波利比乌斯记载道：当罗马人向迦太基宣战后，他们的使团试图赢得凯尔特部落的支持，后者以不断打岔和嘲讽的笑声作为回应，几乎无人响应罗马人的号召。高卢人不愿支援罗马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听说他们的族人被逐出意大利，被迫向罗马纳贡，并遭到了一切其他形式的侮辱”。[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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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潜在盟友是罗马东边的邻居马其顿。年轻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于公元前221年登上王位。他很快就证明自己拥有成功统治这座永无宁日、暴力肆虐的岛屿的一切必备能力。作为一名冷酷的政治家和精明的军事战术家，腓力很快就卷入了针对希腊中部一个强大的政治联盟埃托利亚人（Aetolian）的战争中。一连串的军事胜利很快接踵而至，为他在希腊带来了高度的赞誉，其中包括一个谄媚性的头衔，“希腊骄子”（darling of Hellas）。然而，腓力的计划包括获得一个通往亚得里亚海的永久出海口。这个非同一般的野心令其陷入了与罗马的直接冲突之中，也引起了汉尼拔的注意。在汉尼拔正围攻萨贡托的时候，罗马第一次介入这一隶属马其顿传统势力范围的地区。罗马人之前曾试图通过扶持一位当地军阀——法莱卢的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 of Phalerum）——的做法来维持它对伊利里亚（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关键地区的影响力。然而，到公元前219年时，罗马人最终与这位昔日的盟友闹翻，后者自封为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海盗之王，并开始威胁意大利船只的安全。罗马朝伊利里亚派去一支舰队，德米特里厄斯逃走了，跑去其另一位保护者——马其顿的腓力处避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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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汉尼拔的伟大远征开始的时候，罗马的几个重要盟友似乎变得不再可靠了。然而，汉尼拔同样需要保证迦太基世界对他的支持，后者尚未下定决心支持汉尼拔的冒险计划。要让西西里和萨丁尼亚的迦太基族群起而反抗他们的新主人罗马——尤其是考虑到一旦失败，必然付出高昂的代价——就得给予他们信心。在迦太基也是如此，元老院的继续支持是以军事上的胜利为重要先决条件的，因而汉尼拔所需要的不仅是来自北非的军队和金钱，还有北非当局的授权。他要吸引其他方面的支持，就必须被视为迦太基王国的代表，而不仅仅是又一个无根基的冒险家。事实上，由于迦太基元老院驻汉尼拔军代表的存在，元老院在军事行动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的官员——在希腊文文献中被称为“synedroi”（议会成员）——随驻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迦太基军队一起行动，而汉尼拔与腓力于公元前215年最终达成的协议，也是由他们与汉尼拔一起同马其顿人签署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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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着来自海内外的源源不断的求助时，汉尼拔无法再单单依靠新战术来将迦太基的军事行动继续下去。“宣传”（propaganda）一词——这一行为显然侧重于对经严密控制的信息的生产与散播上——在通常情况下似乎不适用于古代世界：为了使这一技术手段能够得到有效应用，需建立一个可用的传输及通信体系，而那个年代并无相关体系，也远不具备建立这一体系的条件。[22]不过，即便有着这些限制因素的存在，日后那些回顾这段历史的记载却在描写这位将军的篇章中体现出明显的一致性，这些记载均是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流传的故事为基础的。[23]在这一时期，这些出自个人之手，以汉尼拔为主题的自主创作故事的作者大体上对他的事业是持支持态度的，或者至少将他视为抵御日益强大的罗马政权的一道堪用或必要的壁垒。尽管并没有中央“信息部”来直接监督这类艺术创作，但我们所看到的汉尼拔的支持者在对汉尼拔及罗马战争的描写中体现出来的一致性表明，迦太基人在有计划地参与汉尼拔的形象塑造及舆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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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古代战争而言，亚历山大大帝堪称这一领域的首创者，当他穿越东方土地时，随行的不仅有训练有素的军队，还有一群御用的顾问、作家和文人。尽管他们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战役的相关记载是在大帝死后写就的，但很多故事均与亚历山大有关，特别是关于他的英雄祖先赫拉克勒斯和阿喀琉斯赐予他神眷的传说，作为一种鼓舞亚历山大的朋友和潜在盟友，以及打击他的敌人之士气的手段，在对他的敌意仍在继续的时候就开始流传。[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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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汉尼拔而言，他的远征要想取得成功，大希腊地区的希腊诸城市的支持尤为重要。通向意大利的进军之路是漫长而艰辛的，且无疑会遭到罗马人的激烈抵抗，这意味着来自半岛的援军、物资供应，以及在当地建立基地变得极为必要。因此，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小群心腹，其中包括自己昔日的老师，斯巴达的索西卢斯（Sosylus of Sparta），以及希腊裔西西里人，加勒阿克特的塞利努斯（Silenus of Caleacte）。这两人均属于“只要上天允许，便可与汉尼拔一起生活到天长地久”的人。[25]尽管波利比乌斯是个一贯对汉尼拔抱有蔑视之情的历史学家，但他对塞利努斯仍怀有敬意，后者的著作可能是他记叙汉尼拔在西班牙的作战行动的资料来源。[26]一些罗马作家无疑是赞赏塞利努斯的，他们尽情地利用他的著作。事实上，著名的罗马作家和政治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在感动之余，对塞利努斯有着如下评论：“在汉尼拔的生平和成就方面，他是完全值得信赖的权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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