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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必须毁灭：古文明的兴衰 北非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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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重建的迦太基城无疑成了最为耀眼的，证明奥古斯都政权重现和平局面的证据，然而，一座虽不是那么出名但更为引人注目的，记录着罗马与其北非附庸之间逐渐成形的和睦关系的纪念碑，几乎于同一时间在距新迦太基城以东数百公里外的地方被竖立了起来。公元前8年，汉尼拔，一位富裕的、担任过利比亚大莱普提斯最高行政官的公民为纪念一座公共建筑的竣工，自掏腰包在31块雕刻过的石块上刻上了一段长长的铭文。部分铭文是用迦太基文写成的，这种文字仍是利比亚沿海地区居民的主要文字，但正文的其余部分则是用拉丁文写就的。迦太基文化与拉丁文化之间开始相互融合的更进一步的证据可从这位捐助者的姓名的结构中看出：尽管他的本名是迦太基式的，但他的当地姓氏已改成了听起来更像是罗马姓氏的塔帕皮乌斯（Tapapius）。他的第三名字鲁弗斯（Rufus），就完全是罗马文化的产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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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铭文正文中罗马官方授予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头衔，均严谨地同时用拉丁文和迦太基文（并非只是音译）写就。此外，汉尼拔·塔帕皮乌斯·鲁弗斯骄傲地宣称，他在奥古斯都的祭仪中担任祭司一职。这段铭文并不是什么奇怪的另类之物，而只是最早的一些经常用双语题写碑铭的纪念碑中的一例而已。这些纪念碑既彰显了北非的精英们在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中做出了越来越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宣示着，迦太基的遗产始终是当地人的骄傲。[63]逐渐产生的文化融合现象从塔帕皮乌斯自封的“和平爱好者”（Lover of Concord）——一个既有他为之效力的罗马帝国所使用的辞令风格，也体现了迦太基民族文化在他身上的传承的头衔——中亦可看出。“和平爱好者”数百年来一直是北非精英们所使用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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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些继续统治着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旧迦太基城市的精英，从他们身上似乎完全感觉不到古老的民族文化遗产与罗马帝国成员身份之间，有着任何形式的互不相容。[64]至少到公元4世纪之前，迦太基语与新迦太基语仍作为北非和萨丁尼亚的口头及书面用语，为各个社会阶层所使用。此外，传统文化中的天神，如阿施塔特、巴尔·哈蒙和塔尼特继续被膜拜着，而至少直到公元2世纪，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依旧被称为苏菲特。[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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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迦太基世界的托菲特中举行的宗教仪式亦在延续着，但如今用作祭品的孩童被小羊羔取代了。有时有人认为，迦太基传统在萨丁尼亚等地的延续应被视为针对罗马统治的一种“无声抗议”的现象。然而，汉尼拔·塔帕皮乌斯·鲁弗斯的迦太基文宣言与其他类似的宣言表明，迦太基人也可以借助这种文化传统理直气壮地宣称他们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66]事实上，在整个公元1世纪和2世纪，北非各个城市及其居民在罗马帝国内部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提升。野心勃勃的当地家族开始在意大利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在那里，他们用经商和从事农业所获得的巨大财富购置资产，与此同时，他们的儿子也开始跻身罗马元老精英阶层的行列。此外，在一系列罗马皇帝在位时期，如大莱普提斯这样的城市的地位不断得到提高，它们往往因此获得侨民地的身份，而其全体市民也被授予了罗马公民的身份。[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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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政治与文化融合现象在被并入罗马帝国的北非地区上演着，但汉尼拔力抗罗马的传奇故事仍旧影响着受过教育的罗马人的心态。这不仅体现在它的力量上，还体现在它对罗马人的思想意识所产生的冲击上。罗马元老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因而在图密善（Domitian）皇帝统治时期（公元81～90年）创作了一部宏大的，以布匿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史诗《布匿战记》。在这部作品中，他显然觉得有必要强调天神/英雄赫拉克勒斯对汉尼拔是怀有敌意的（特别是在后者决定撕毁与罗马人的协议，进攻萨贡托之后）。[68]事实上，罗马诗人斯塔提乌斯（Statius）猜想，他朋友的一尊小型赫拉克勒斯雕像曾一度为汉尼拔所拥有，但这位英雄与其说是一位天神的同伴，倒不如说是一位愤愤不平的人质，被迫以这尊雕像的形式陪在汉尼拔身边。赫拉克勒斯并未支持迦太基人的事业，而是对他们恶毒地攻击意大利一事持鄙夷态度。[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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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斯塔提乌斯还是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或许是察觉到他的新史诗中的汉尼拔与在罗马影响力日益强大的北非精英之间有着危险的联系，诗人提醒他那具有利比亚血统的朋友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后者现在的身份是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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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演说没有用迦太基语，你也没有穿上迦太基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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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外国的——你是意大利人，意大利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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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这位诗人还是他的朋友都不曾想到，塞普蒂米乌斯的孙子，与爷爷同名的卢基乌斯·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将于公元190年成为罗马的首位有非洲血统的皇帝。尽管那些教育水平更高的臣民可能是因为太聪明了，以至于并未提到这一点，但他们是不大可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的，即这位新皇帝只是在率军进行了一段史诗般的行军——从多瑙河到罗马，约1000公里长——之后，就赢得了皇帝宝座。[71]当他用一座上等白色大理石制成的陵墓，重新埋葬了汉尼拔的遗骨时，事情变得明显了：这位新任罗马皇帝不仅将汉尼拔视为他的榜样，也将这位迦太基人所创造的远征纪录当作自己的目标。[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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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古代，迦太基在罗马的文学作品和历史中显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历代的作家们继续鼓吹，这座罗马城市（新迦太基城）的迦太基前身所具有的威胁在它的身上继续延续着。[73]同样，罗马人继续将汉尼拔视为一位英雄，以至于罗马首任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的侄儿于公元4世纪被称作弗拉维乌斯·汉尼拔利安努斯（Flavius Hannibalianus）。[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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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结论，即罗马人是得到了希腊人的恩泽，但我们无法同样有把握地得出罗马人得到了迦太基人的恩泽的结论。我们显然可以考证希腊艺术、科学、文学作品等对罗马文化产生的影响力：事实上，有教养的罗马人往往很乐意承认这些影响力。然而，迦太基人的相关成就并未在罗马的经典文化中拥有类似地位。这与迦太基文化缺乏独创性关系不大，而是由于——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这样——希腊人极为成功地将实际上是由数百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融合所带来的进步，完全归功于自己。迦太基文化被边缘化是希腊人的成就，但迦太基城被夷平则是罗马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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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迦太基在罗马帝国的成形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罗马因夺取了迦太基之前在地中海中部及西部地区建立的政治及经济层面的基础设施，而获益巨大。在萨丁尼亚、西西里、北非与西班牙，罗马人接收的不是一片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而是迦太基人的伟大成就——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趋于成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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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较为抽象，但同样重要的事实是，迦太基在罗马民族性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座城市被残忍地毁灭，使得罗马人可以自由自在将迦太基人写得邪恶不堪，成为诚信、虔诚、富有责任感这些能为罗马人赢来赞誉的“罗马式”美德的反面典型。只要罗马人还需要证据来证明他们的伟大，关于迦太基的记忆就永远不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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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ppian，Roman History ［inc. Civil Wars］，ed. & tr. H. White. 4 vols. Cambridge，Mass.，1912-13，8.20.134；Orosius（‘Paul Orose’），Histoires contre les païens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ed. & French tr. M.-P. Arnaud-Lindet. 3 vols. Paris，1990-91，4.23.5-7；Florus，Epitome of Roman History，ed. & tr. E. Forster. Cambridge，Mass.，1984，4.12.其他史料则宣称西庇阿完全摧毁了这座城市（Velleius Paterculus，Compendium of Roman History，ed. & tr. F. Shipley. Cambridge，Mass.，1924，1.12；Eutropius（‘Eutrope’），Abrégé d’histoire romaine ［An Abridged History of Rome］，ed. & French tr. J. Hellegouarch. Paris，1999，4.12；De Vir. Illustr. 58；Zonaras，Epitome of History，ed. L. Dindorf. Leipzig，1868-75；tr. T. Banchich & E. Lane. London，2009，9.26-30）。然而，考古学家发现，迦太基城的某些部分无疑在经历了这场猛烈的进攻后依旧屹立于世（Lancel，S. 1995 Carthage：A History，tr. Antonia Nevill. Oxford，428-430）。哈斯德鲁巴的退隐生活见Eutropius（‘Eutrope’），Abrégé d’histoire romaine ［An Abridged History of Rome］，ed. & French tr. J. Hellegouarch. Paris，1999，4.14.2；Zonaras，Epitome of History，ed. L. Dindorf. Leipzig，1868-75；tr. T. Banchich & E. Lane. London，2009，9.30；Orosius（‘Paul Orose’），Histoires contre les païens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ed. & French tr. M.-P. Arnaud-Lindet. 3 vols. Paris，1990-91，4.23.7。对这些文献的全面讨论见Ridley，R. 1986 ‘To be Taken with a Pinch of Salt：The Destruction of Carthage’，Classical Philology《古典语言学》，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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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ppian，Roman History ［inc. Civil Wars］，ed. & tr. H. White. 4 vols. Cambridge，Mass.，1912-13，8.20.133.关于某种诅咒被施加于遗址之上，以阻止这片地区被人再度利用的证据见Cicero，On the Agarian Law against Rullus，in Pro Quinctio ［etc.］，ed. & tr. J. Freese. Cambridge，Mass.，1930，1.2.5；Plutarch，Parallel Lives，ed. & tr. B. Perrin. 11 vols.（Gaius Gracchus，Flaminius - vol. 10.）Cambridge，Mass.，1914-26，11；Appian，Roman History ［inc. Civil Wars］，ed. & tr. H. White. 4 vols. Cambridge，Mass.，1912-13，CW 1.24；Tertullian，De Pallio，in Opera，pt 4，ed. V. Bulhart & P. Borleffs. Vienna，1957，1。罗马人犁开迦太基的土地，在上面撒盐的事是莫迪斯蒂努斯（Modestinus）的说法，收录于Justinian，Digest，ed. T. Mommsen，tr. A. Watson. Philadelphia，1985，7.4.21；Stevens，S. 1988 ‘A Legend of the Destruction of Carthage’，Classical Philology《古典语言学》，3940；Purcell，N. 1995 ‘On the Sacking of Carthage and Corinth’，in D. Innes，H. Hine & C. Pelling（eds.）1995 Ethics and Rhetoric：Classical Essays for Donald Russell on his Seventy-Fifth Birthday. Oxford，140-141。对前迦太基领土的测量和再分配见Wightman，E. 1980 ‘The Plan of Roman Carthage：Practicalities and Politics’，in J. Pedley（ed.）1980 New Light on Ancient Carthage. Ann Arbor.，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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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ppian，Roman History ［inc. Civil Wars］，ed. & tr. H. White. 4 vols. Cambridge，Mass.，1912-13，8.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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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olybius，The Histories，ed. & tr. W. Paton. 6 vols. Cambridge，Mass.，1922-7，6.9，6.57；Champion，C. 2004 Cultural Politics in Polybius’ Histories. Berkeley，94-98.沃尔班克（2002，206-208）尽管认可波利比乌斯关于罗马的没落不可避免的观点，但在我看来，他淡化了这一观点在波利比乌斯的历史总结中的重要性。事实上，加图在自己的《罗马源流史》中提到迦太基的混合政体，很可能反映了他认同波利比乌斯的看法（Servius，Commentary on Book Four of Virgil’s Aeneid，ed. & tr. C. McDonough，R. Prior & M. Stansbury，Wauconda，Ill.，2004，4.682）。这无疑是不久以后禁欲主义哲学派所持有的观点（Champion，C. 2004 Cultural Politics in Polybius’ Histories. Berkeley，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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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olybius，The Histories，ed. & tr. W. Paton. 6 vols. Cambridge，Mass.，1922-7，6.51-52；Champion，C. 2004 Cultural Politics in Polybius’ Histories. Berkeley，117-121；Eckstein，A. M. 1989 ‘Hannibal at New Carthage：Polybius，The Histories，ed. & tr. W. Paton. 6 vols. Cambridge，Mass.，1922-7，3.15 and the Power of Irrationality’，CP，8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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