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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十九章 充满希望的十年（199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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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不是每个10年都会出现引人瞩目的事件。有些10年平平淡淡，很少有值得注意的事情发生，而在有些10年，意想不到的事情会迅速而激烈地接连发生。这些难以预料的事情改变了现实，并建立了新世界的图景。20世纪90年代正是这样的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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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重塑现实的事件是苏联解体。1989年，苏联国家元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新政策结束了东西方对抗，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模式。“二战”后欧洲分裂为两大阵营并形成冷战国际体系，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突然的逆转标志着“二战”后冷战时代的结束。苏联对以色列的敌意，以及与激进的阿拉伯国家的牢固联盟，具体表现为军火供应和在联合国对它们的一贯支持，是多年以来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固定不变的特征。1972年以来，埃及已经处于苏联势力影响之外。但叙利亚的恐怖组织和伊拉克，几乎都得到了苏联人和忠于莫斯科政治路线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无条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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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使得中东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形势。反西方的“对抗性国家”（confrontation state）的赞助国宣布放弃对抗政策，并对新力量的结盟持开放态度。这意味着不再有无限制的军火供应，也不再有更多的对敌视西方的国家的政治支持。1989年戈尔巴乔夫所采取的第一批行动之一就是改变苏联的移民政策，苏联犹太人现在可以离开这个国家了。90年代初，大约有80万移民抵达以色列。对以色列来说，这个大规模的阿里亚是社会和政治复兴的希望，是经济增长的希望，让以色列对未来非常乐观。相反，这给那些对抗西方的国家和恐怖组织，以及它们削弱以色列的希望以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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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8月，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入侵并占领了科威特，而科威特国内有大量的石油资源，这对西方有着巨大的战略价值。伊拉克对这个波斯湾小国的入侵对海湾地区的其他石油酋长国，甚至对沙特阿拉伯都很不利。工业化世界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要求对萨达姆的任意妄为做出回应，因为这不仅威胁到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石油供应，还威胁到整个中东的政治秩序。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利用了因东西方停止对抗所造成的这一突发性的政治变动组建了解放科威特的军事联盟，并邀请阿拉伯国家加入。自《戴维营协议》签署以来，埃及和叙利亚之间一直存在敌意，叙利亚认为该协议是埃及对阿拉伯阵线的背叛。现在，叙利亚发现自己和埃及处于同一阵营。苏联解体使叙利亚处于需要美国支持的境地。它参与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联盟，表明它有兴趣进一步接近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也担心伊拉克会变得过于强大，威胁叙利亚的东部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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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巴勒斯坦人则支持萨达姆。他们认为，萨达姆是一个挑战西方和现有政治秩序的强人。不仅是巴解组织公开支持伊拉克，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以及在海湾国家工作和生活很多年的巴勒斯坦人，也支持萨达姆。事实上，由于巴勒斯坦人与伊拉克入侵者合作，导致在科威特被解放后，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境。约旦国王侯赛因发现自己处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之间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试探性地对萨达姆表示暂时的支持，并没有支持西方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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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宣布，如果美国人对他采取行动，他将向以色列发射导弹进行报复。相应地，以色列也在防备伊拉克发射可携带化学弹头的导弹的可能性，毕竟伊拉克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使用过毒气。因此，“密封室”（the sealed room）进入了以色列的词典。民众被指导在家中房屋建立一间完全密封的房间，并为其配备水、收音机和电话，一旦听到空袭警报，他们就躲进里面，戴上防毒面具。这是对先前战争中行为准则的彻底改变，这个密封的房间，或者是现在人们所称的马玛德（mamad，“受保护的家庭空间”的首字母缩写），是为了满足快速躲避毒气导弹的需要而设计的，地下掩体或地下室是首选。1991年1月，联军对伊拉克发动了进攻，伊拉克便对以色列进行导弹攻击。近40枚导弹袭击了以色列，但它们是常规导弹，令人担心的化学弹头没有出现。幸运的是，这些导弹并不精准，而且相当神奇的是，虽然对建筑物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造成的人员伤亡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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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伊扎克·沙米尔领导的以色列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以色列的民族精神要求政府采取军事手段回击针对以色列公民发动的袭击。然而，美国提醒以色列不要干涉，因为一旦以色列加入，脆弱的联盟很可能会瓦解。还有一个问题是以色列能做出何种形式的回击。由于美国对伊拉克动用了所有力量，以色列的空袭可能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而且风险非常大。为了说服以色列不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向其提供了爱国者地对空导弹，以拦截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这种武器是否能够有效应对飞毛腿导弹并不确定，因为一旦联军部队占领了伊拉克发射阵地，飞毛腿导弹袭击以色列城市的行为就会停止，但是美国的这种支持对于鼓舞公众士气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以色列的一些部长和军队的高级官员却发现，民众很难接受这样被动的做法，这似乎是回到了犹太复国主义和国家建立之前的散居时期。左翼文学评论家丹·米洛（Dan Miron）发表了一篇题为《如果有国防军，请立即现身》的文章（化用比亚里克的诗）来抗议以色列对伊拉克攻击没有采取报复行动，而选择沉默接受。[1]但这是伊扎克·沙米尔最精彩的时刻。这位经验丰富的莱希战士和前摩萨德特工人员对以色列民众的呼吁无动于衷，并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坚持克制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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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战争暴露了以色列国土防线在战时的脆弱性。自1948年独立战争以来，以色列从没有遭受过空袭。现在，随着现代武器的发展，国土防御问题暴露出来。一些以色列人惧怕空袭，他们离开大城市特拉维夫，去了偏远的埃拉特，甚至是耶路撒冷，以期能够躲避萨达姆导弹的袭击。在导弹射程以外的地区，酒店的入住率都很高。但是大多数人要么不能离开，要么不想离开，并且尽可能地继续他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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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坍塌，开启了欧洲历史的新纪元。东欧和中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剧变，走上了自由市场和开放社会的道路。一部分国家还与以色列建立了友好关系，特别是那些迅速采取西方民主制的国家，如捷克共和国和波兰。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对萨达姆的胜利和对科威特的解放令人印象深刻，并提升了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而那些不支持它的国家现在处于不利地位。巴解组织在海湾战争中支持了错误的一方，导致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当萨达姆的导弹飞往特拉维夫的途中，巴勒斯坦人在屋顶上跳舞，以色列人永远不会原谅他们。但战后中东总体的国际氛围是一种和解和友好的氛围。在这种独特的形势下，美国发起了马德里和会。美国国务院中东和平谈判小组成员阿伦·戴维·米勒（Aaron David Miller）表示：“如果中东地区有美国时刻的话，那肯定就是现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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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想法的目的是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共同主持下举行一个国际会议，由阿拉伯国家、以色列、联合国和欧洲共同体共同参加。其目标在于制定措施，推动中东问题的谈判。传统上，以色列对这样的国际会议心存疑虑，认为这是对其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并被要求以此来替代它与阿拉伯国家的双边谈判。为了克服这种不情愿，与会国家决定将马德里和会，仅仅作为正式和谈的仪式性前奏，以引导以色列和阿拉伯人进行直接谈判。以色列反对官方性的巴勒斯坦代表团的参与，更反对巴解组织的参与——当时以色列法律将巴解组织定义为恐怖组织，并禁止与之进行会谈。在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施加压力之后，双方达成了妥协：没有单独的巴勒斯坦代表团，但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代表将成为约旦代表团的一部分。所有各方都清楚，巴解组织在突尼斯的领导人将在幕后操纵代表团。最终，在伪装成约旦代表团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第一次坐在谈判桌前进行非正式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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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赛因国王因为在海湾战争期间受到质疑的行为，迫切希望与美国和解，他渴望参加这次会议。他多年来一直与以色列政界人士保持联系，因此没有理由抵制与以色列的谈判。棘手的问题是叙利亚，在哈菲兹·阿萨德领导下的叙利亚是最不愿妥协的国家，不愿承认以色列，不愿与它签署协议（叙利亚人甚至没有签署1974年的临时协议），也不愿与以色列政治家握手。基辛格曾说过，如果没有埃及，中东不会有战争，而如果没有叙利亚，就不可能实现和平。因此，叙利亚能否出现在这次会议上特别重要。它参与海湾战争在美国看来正预示着其政策的真正变化。叙利亚既需要战后从沙特获得资金，也需要美国的政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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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安抚需要外交和语言技巧。马德里谈判的基础是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338号决议。叙利亚人将第242号决议解释为，以色列必须完全撤出它所占领的土地，然后再进行任何谈判。以色列总理和利库德集团领导人伊扎克·沙米尔坚持“寸土不让”的政策，在和平问题上，他要求“以和平换和平”。因此，他强烈反对构成“242号决议”基础的“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这一话语（“以土地换和平”）在向他发出的参加马德里和会的邀请中被省略了，但却出现在了向阿拉伯国家发送的会议邀请上。因此，在马德里举行的庄重集会上，很难说会承载并带来和平的讯息。然而，以色列人、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出席和会这一事实本身肯定是革命性的。白宫中东和平特使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写道：“在马德里和会之前，问题是：谈判是否可以进行？之后的问题是：谈判是否可以产生和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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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6月，以色列举行了选举。选民们对右翼政府感到厌倦。过去一些年，右翼执政期间出现了许多腐败和丑闻，正如左派的竞选口号所总结的那样：“腐败的政客们，滚出去！”除此之外，当时的时代精神是协商和谈判主义。例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北爱尔兰举行会谈；在南非，少数白人放弃控制政府，开放民主。人们对国家利益的看法也强化了对时代思潮的影响。沙米尔政府顽固地拒绝与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的谈判，甚至拒绝停止建造定居点——甚至向美国隐瞒定居点的修建，这些与他向美国的承诺不一致，布什政府决定推迟向以色列发放总额为100亿美元的贷款，而以色列需要获得贷款来吸收来自苏联的大规模移民。沙米尔请求美国国会的犹太游说团体的帮助，但却徒劳无功。国会接受了美国政府的政策，而以色列改变不了白宫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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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估算出美国贷款担保问题对以色列选民的影响有多大，但它可能确实产生了一些影响。与美国的关系持续恶化，连续不断的因提法达，海湾战争，以及“密封室”都使得以色列人渴望不同的政策。伊扎克·拉宾是工党的总理候选人，他在竞选中承诺，与当前政府的政治停滞相比，他将在6~9个月内与巴勒斯坦人达成一项自治协议。尽管不太现实，但这一承诺标志着以色列的政治路线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政策承诺，该政策将努力与巴勒斯坦人达成政治协议。然而，拉宾在戈兰高地的竞选活动中宣布，他并没有考虑从这个地区撤军。这一承诺反过来又对他造成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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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拉宾领导的工党赢得了44个席位，利库德集团获得32个席位。梅雷兹（Meretz，一个极左翼的犹太复国主义政党）赢得了12个席位，沙斯党赢得6个席位。在共赢得5个席位的阿拉伯名单党（Arab lists）的帮助下，左翼在议会中占据了多数。在阿拉伯党派的支持下，一个由工党、梅雷兹和沙斯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建立起来。这个联盟从一开始根基就不稳定，当拉宾政府在和平进程上做出深远决定时，其在议会中所形成的脆弱的大多数就不复存在。尽管拉宾政府政治基础相对薄弱，但它是自这个国家建立以来最重要的政府之一。拉宾第一次当选总理时还相对年轻，政治上没有经验。卸任后的拉宾长期担任国防部长职务，经验和声望都慢慢积累，直到15年后又重新回到总理这个最高职位。对于以色列公众，拉宾就是“安全先生”。他知道如何保护以色列的利益，如何在安全问题上做出正确的决定。公众对拉宾个人的品质较为信任，他正直、诚实，敢说真话，不玩弄外交技巧，甚至他的迷人的害羞都是他第一位的政治资产，这是他接下来度过艰难时期的一种政治资产。拉宾在他第二个任期内非常自信，而且致力于做出改变。他在获胜演讲中声称，“我将为以色列导航”，向公众展示了他这次将要引领国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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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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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宾的目标是改变以色列的国家议程并启动和平进程。虽然他并不相信和平是触手可及的，但他准备研究这种可能性。在与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首次会晤中，两人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和本能的相互信任。拉宾告诉总统他的意图，克林顿承诺帮助他减少内在的风险。对拉宾来说，有两条行动途径：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谈判或与巴勒斯坦人谈判。与叙利亚的和平条约将会有很大的战略优势：如果叙利亚消除了对以色列的敌意，那么反对以色列阵线将会崩溃，大马士革的恐怖组织就不得不寻找新的靠山，叙利亚-伊拉克的联盟可能会解散，甚至可能会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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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举动将大大有利于美国在该地区反对伊拉克和伊朗这两个西方“敌国”的政策，并对埃及、约旦和沙特阿拉伯提供了支持。但以色列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从戈兰高地撤军，撤离定居点，并需要说服以色列公众这一措施并没有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不合理的风险。自1974年以来，戈兰高地边界一直比较平静。考虑到与叙利亚和平的代价，大多数以色列人宁愿继续“没有和平，也没有战争”的局势，尽管这意味着继续与黎巴嫩真主党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将解决阿以冲突中艰难的核心问题——其最初的原因——并可能会改变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也集中在它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上，纠正这些关系将使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发生巨大变化。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需要相互承认，以色列需要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和巴解组织作为他们的代表的合法性；巴勒斯坦人需要承认以色列国家存在的事实。双方必须和平相处，巴勒斯坦人必须放弃暴力和恐怖活动，并修改巴勒斯坦宪章，以回到和平时代。问题是这样的协议能否达成，以及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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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宾规定了这样一项协议的几个先决条件。首先，必须逐步执行《戴维营协议》。最初的协议不涉及耶路撒冷和定居点问题。对安全的责任仍将保留在以色列手中。目前的问题是巴勒斯坦自治，而在此期间，主权问题将维持模糊不清的状态。所有棘手的问题将在永久地位协议的框架内讨论：该协议的谈判将在第一份协议签署后的三年内开始，并在两年内完成。第一份协议的突破将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相互承认，以色列愿意承认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作为管理犹地亚和撒玛利亚的伙伴。这项协议将结束巴勒斯坦人的暴乱，降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敌对程度，使以色列能够逐步与巴勒斯坦人脱离接触。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的两个民族关系需要分离，建立最终将成为两个国家的两个分治实体。以色列担心如果没有分治的话，一个双民族国家最终将建立起来，而这将意味着犹太国家的结束。巴勒斯坦人将他们自己的国家视为自我认同的焦点，并认为建国是对1948年战后巴勒斯坦人损失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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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宾仔细考虑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这两个选项，认为目前在他的任期内无法达成这两项深远的决议。美国人在哪一个选项优先的问题上意见也不一致。克林顿总统、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以及马丁·因迪克（Martin Indyk）与和平谈判小组的其他成员认为，叙利亚选项看起来更具有合理性，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另一些人如阿伦·戴维·米勒和丹尼尔·库尔策（Daniel Kurtzer），他们也是谈判小组成员，则更倾向于赞成巴勒斯坦选项。拉宾认为与叙利亚人迅速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更大，因此优先考虑这一选择。1993年，他委托沃伦·克里斯托弗为假定性的协议做出一项“担保”，即如果以色列完全撤出戈兰高地，将换取阿萨德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一揽子计划”：戈兰高地的安全安排，包括设立以色列预警站、该地区的非军事化、叙利亚军队重新部署到大马士革郊区，以及关于水问题的协议。他还提出了其他几个要求。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协议必须是双边的，而不是以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其他协定为条件，和平应该是真正的和平，包括关系正常化、互派大使和开放边界。最后，撤军必须在五年内分三个阶段实施，在第一阶段完成后开始关系的正常化。定居点的撤离将在最后阶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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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拉宾根据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协议》的条款调整了其要求。但阿萨德并不是萨达特，他没有萨达特那样的宽宏大量，也不愿做出重大让步，他强烈反对《戴维营协议》。与此同时，《戴维营协议》已经签署10多年了。根据与阿萨德对话的美国人的说法，阿萨德很难接受在10多年后他与以色列的谈判所取得的成就比萨达特还要小。在华盛顿的谈判中，他对每一点都讨价还价。他拒绝像萨达特那样，采取哪怕一小步的开放灵活的外交政策，这样就很难让以色列的民众信服其和平意图是认真的，并且以色列从戈兰高地撤军不会危及以色列的安全。他不像埃及满足于以色列撤退至国际边境，而是要求以色列退至“1967年6月4日边界”。埃尔哈马地区（El-Hamma）根据1949年的停战协定是以色列领土，但在1950年早期被叙利亚所占领，同样还有加利利湖东北角海岸的狭长地带也是如此，即使根据协议，整个加利利湖及其东海岸10米的狭长地带归属以色列领土。阿萨德要求以色列无条件撤出戈兰高地，并声称这是被武力占领的。但他不会将同样的逻辑应用于1967年6月4日之前被叙利亚占领的以色列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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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萨德认为，他愿意接受以色列的存在，放弃对以色列的战争，这对以色列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让步，他有权获得戈兰高地作为回报。但以色列不会在没有叙利亚和平意图保证的前提下放弃这一战略资产。尽管阿萨德和他的代表们坚决不让步，但美国的谈判代表还是很乐观，他们将阿萨德的反应解释为强硬的讨价还价，而他们最终将愿意达成和平协议。然而，拉宾认为阿萨德的谈判风格正在导致僵局，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取得谈判的突破。阿萨德和他的代表不会接受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而是要求美国的介入和调解。这就不得不让人认为，叙利亚参加谈判真正想要的是美国的支持，而无意达成和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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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宾和外交部长佩雷斯对谈判的责任进行了划分，佩雷斯负责马德里和会的多边谈判，拉宾负责与叙利亚的谈判。而在华盛顿进行多边谈判的核心部分，即与巴勒斯坦人的谈判毫无进展。与此同时，两名以色列学者在奥斯陆（位于挪威）与巴解组织代表进行绝密会谈，会谈是非正式的，因此不具备约束力，但这些会谈是积极的，双方都把会谈进展反馈给各自政治体系的领导人，并获得了他们对谈判桌上提出的一些建议的批准。佩雷斯及时向拉宾汇报了会谈的最新信息与进展，并对在挪威政府主持下继续举行这类接触活动表达良好的祝愿。在这些谈判取得一些进展后，以色列外交部总干事乌里·萨维尔（Uri Savir）被派去参加会谈，他的出席标志着从非正式会谈到正式谈判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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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戴维营会谈一样，在奥斯陆，指导原则也是逐渐发展的。谈判代表的基本前提是，在这个阶段是无法实现最终地位和平协议的。因此，第一阶段应规定最终地位谈判开始的时间。与此同时，对于达成这些协议至关重要的是建立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一关系要通过相互承认、发展安全合作，以及建立一个自治的巴勒斯坦管理机构，即巴勒斯坦当局，并逐渐被给予控制权来实现。随着一份《原则宣言》的发布，公众将对这一相互承认以及宣言对和平、睦邻关系的承诺也会感到满意，并参与到和平进程当中来，由此也会提升《原则宣言》在公众舞台上的影响。而“执行协议”（implementation agreement）将给予阿拉法特巴勒斯坦当局首脑的地位，并合法获得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城的管理权，这也是以色列意图释放的善意，即将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控制权移交给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的巴勒斯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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