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573050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1706570543]
1706573051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结语 《洛桑条约》和奥斯曼遗留问题
1706573052
1706573053
拆分近东人口将有助于近东地区的真正和解。
1706573054
1706573055
——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
1706573056
1706573057
国际联盟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在1922年12月1日洛桑和平会议上的发言1
1706573058
1706573059
在经过超过11年之久的战火后，奥斯曼帝国此时终于迎来了和平。这一天也早该到来了。由于缺乏精确的记录，我们只能估算出1911—1923年所有前线（及后方）各种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大约有40万到50万名奥斯曼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丧生。但是，在我们或许可以称为奥斯曼连续战争的边境冲突中，这只占所有伤亡人数的极小部分。据最佳估计，1911年之前居住在奥斯曼领土的人口（大约2 100万人）到1923年时已经跌到不足1 700万人，其中只有少于1 300万人此时居住在被割去大片面积的凯末尔主义土耳其的边缘地区。虽然这些数字只是粗略的估计——而且有多少人死于迁徙或者疾病、营养不良以及其他与战争相关的直接因素中都不甚清楚——但是人们广泛承认一点：帝国的死亡人数在整体数字中接近20%。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撼的数字——尤其同西方战线上死亡人数比重最小的国家相比——法国只占3.5%。土耳其亚洲一侧战争的部分关键影响同样体现在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相对设备精良和受到悉心照料的英国远征军的伤亡率之上。据记录，仅在1916年就有20.7万名士兵因疾病而伤亡。大动乱的4位骑手——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在奥斯曼土地上无情肆虐。直到1919年之后，它们才被凯末尔的英雄壮举击败。
1706573060
1706573061
当然，伤亡人员的原始数据在奥斯曼战争的可怕故事中只是很小一部分。所有民族，或者说在某些情况下的所有国家都被赶出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而他们赖以为生的生存方式也随之被破坏。1915年的亚美尼亚大灾难众所周知，但是在长达10年之久的时间里，这绝非独有：这10年以来，成千上万的巴尔干穆斯林因巴尔干战争离乡背井，不计其数的希腊基督徒在1913—1914年、1916年及1921—1922年反复遭到驱逐，还有无数名高加索边境上的鞑靼人及切尔克斯穆斯林在1914—1915年被驱逐出境，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在1915年遭遇了蝗虫灾害，数不胜数的土耳其穆斯林在希土战争中被烧毁了村庄和家园，更多的希腊人在1922—1923年冬天再次被赶出士麦那。更多的事例难以言尽。
1706573062
1706573063
要弄懂这些损失的重要性，以及探寻数百万难民面临流离失所窘况及同样多的痛苦的军人、平民死亡的意义，可以说绝无可能。无论如何，在一个世纪的变迁后，我们可以开始处理它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奥斯曼帝国在跌跌撞撞地走进了20世纪后，虽然已难巍然挺立，但却也尚存早期令人敬畏的威势。尽管欧洲以领事裁判权及经济监管的方式侵蚀着帝国，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仍然被成千上万名奥斯曼属民、穆斯林、基督徒以及犹太人奉拜为苏丹，而一些更远地区的广大穆斯林把他视为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诚然，1908—1909年的剧变推翻了哈米迪耶政权，并且撼动了苏丹统治根基，但是，从远至英属印度传来的报告来看，直到1918年，全球的穆斯林仍对苏丹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效忠：这甚至包括由青年土耳其党人控制的傀儡苏丹穆罕默德五世（拉沙德），到之后的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代丁）——后者在1922年11月1日被凯末尔废黜，并由阿卜杜勒·迈吉德二世接任哈里发（而非苏丹），直到1924年3月，土耳其最终废除了哈里发一职。在奥斯曼连续战争带来的所有持久变化之中，这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在废除哈里发一事上，穆斯塔法·凯末尔常因此受到人们的肯定或者责备（特别是奥萨马·本·拉登）。但是，实际上真正摧毁奥斯曼威势的乃是帝国在1918年的大惨败。在土耳其的例子当中，区别在于王朝的覆灭还毁掉了团结世界范围内的（逊尼派）穆斯林——并通过源自伊斯兰教古典时期的哈里发来联系他们的最后一处机构。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侯赛因国王在1924年3月听到土耳其传来的消息后，便马上宣布自己为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不过，他在6个月之后便失去了对麦加的控制，后者由伊本·沙特领导的瓦哈比教派占得，但伊本·沙特并未宣布政权的正统性，因此，能够团结全球穆斯林的哈里发一职从1924年之后便不再存在了。
1706573064
1706573065
从地球上消失的不仅仅是奥斯曼苏丹及哈里发。在一个接一个战役中苟延残喘了几个世纪之后，帝国本身终于分崩离析，再难回归。诚然，所有“一战”参战国都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包括俄国——同盟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瓜分了俄国一部分领土，当然，还有其他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和（范围相对较小的）保加利亚。但是从各方面考量，奥斯曼都是独一无二的。1938年，希特勒合并了土耳其的战时同盟国德国及奥地利，他们试图恢复旧时边境线。同时，为了重建依照《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之上的东方帝国，他们还在1941年实施了巴巴罗萨行动。但是，希特勒的策略为时不久，而且同1914年之前相比，德国和奥地利此时早已被割去了大片边境面积。苏维埃俄国在重新获取沙俄时期几乎所有领土方面显然更为成功，此外，它甚至（比如加利西亚和加里宁格勒等少数地区）还进一步扩张了自己的领土范围。由于凯末尔在1922年的军事胜利的完满，国外诸强也没有为争夺土耳其新确立的边境线而爆发严重冲突（除了在“二战”的时候，斯大林在其胜利末期曾对卡尔斯和阿尔达汉提出了领土要求——虽然他最后未能如愿）。
1706573066
1706573067
1706573068
1706573069
1706573070
地图23
1706573071
1706573072
在所有由“一战”造成的地理格局上的大破坏中，一个奇怪的事实是：最稳定以及最不稳定的边界线变动都存在于前奥斯曼帝国。阿拉伯中东战后和解的脆弱性在近些年已变成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而一些被定义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家也于近些年在这些地区出现，并成为当前的不安因素所在（不过或许并非是最令人忧虑的）。然而，由千万名战士的鲜血锻造而成的凯末尔土耳其共和国——而非通过缥缈的外交文件确立——已经证明了自己同那些东南邻国一样坚不可摧。凯末尔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在1923年洛桑会议上确定的边界线一直沿用到了今天——除了在1939年的时候，土耳其通过法属叙利亚的公民投票从其手中吸纳了哈塔伊一地——这使得土耳其顺利实现了1919—1920年《土耳其民族宪章》中提出的最后一处领土要求。[1]根据早些时候同法国及意大利签订的协议，凯末尔总体接受了意大利对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控制以及法国在叙利亚的统治。同样，他也没有对英国对摩苏尔的领土主张提出异议——尽管由于他们在此区拥有广大的土耳其人口（土库曼人），此地也包含在《土耳其民族宪章》之中，而且他或许还能在伊拉克轻易击败逊于自己的英国军队。作为自己对于胜利上的克制的交换条件，凯末尔要求永久废除受人憎恶的领事裁判权：最终，他如愿以偿。
1706573073
1706573074
考虑到在主要目标上的持续成功——界定土耳其同其战时敌国的边境线——奇怪的一点在于1923年7月24日签订的《洛桑条约》并未得到一个好的名声。如果到今天还有人记得的话，那么洛桑首先代表了一件事：希腊和土耳其的人口交换。在士麦那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后，希腊东正教基督徒的撤退及被驱逐已经预示了这一点；签订于1923年1月30日的《希腊和土耳其人口交换公约》完成了这项始于战时的任务——在战时，位于希腊沿岸的加里波利和黑海前线便出现了选择性的驱逐运动。唯一的新动向在于：希腊的穆斯林属民此时也将被迫逃至另一个国家。在奥斯曼所有属民中，希腊东正教教徒或东正教出身的人大约有120万——包括那些已经逃走或者被迫离开的人（大概占3/4）——他们被赶向西边的希腊。与此对应，大概有40万穆斯林被驱逐至东边的土耳其。
1706573075
1706573076
时至今日，安纳托利亚被废弃的教堂沉默但生动地记录着基督徒的出走；另一方面，前奥斯曼鲁梅利（包括萨洛尼卡——不过它常因卓越的犹太教文化而遭人遗忘）的空置清真寺、澡堂和礼拜寺则提醒着来访者这座城市被湮没的伊斯兰文明。“如果你试图单从建筑上弄懂欧洲东南边缘的历史，”布鲁斯·克拉克（Bruce Clark）在《异乡人：从故土到他乡》中写道，“你也许会得出结论：一些极其严重的大浩劫——不论是人为还是自然因素造成，都对爱琴海两岸带来了重创……这个地区还未完全恢复。”洛桑会议上决定的“人口转移集合”原则在整个20世纪发挥了作用：斯大林在1944年对克里米亚鞑靼人，以及车臣人和其他切尔克斯穆斯林的驱逐，“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对大量德国侨民的驱逐（早在194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便明确引用《洛桑条约》以证明驱逐的正当性），1948年的印（度）巴（基斯坦）分治，以及大量阿拉伯人从以色列的出走/被驱逐，还有在那一年中东战争之后犹太人从阿拉伯国家的离去。最近，“洛桑先例”已经应用于（尽管经常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诸多事例当中：1989年保加利亚对土耳其穆斯林的驱逐，前南斯拉夫战争后的种族清洗，亚美尼亚在1994年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开始对阿塞拜疆穆斯林的清洗，甚至还有进行中的极富争议的独立乌克兰分裂运动。2
1706573077
1706573078
我们有非常充足的理由为洛桑会议带来的遗留问题感到遗憾。尽管它标志着土耳其在赢得独立战争之后获得了承认，但是相比在战场上被击败的希腊人，土耳其人今天对于《洛桑条约》的抨击更为激烈。就人力资本来说，土耳其在人口交换中比希腊失去的更多——不管是数量（离开的人数约为接收人数的3倍）还是质量（离开的人一般接受了更高的教育，而且更富有；相形之下，接收的大部分为农民）。几十年以来，从商人到药师，直至工程师、熟练技工，土耳其共和国什么都缺。由于缺乏熟练工人，土耳其经战争毁坏并急需所有人努力复兴的经济在一开始就陷入了瘫痪。就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而言，到图尔古特·厄扎尔的20世纪80年代改革之前，土耳其经济一直没有真正起死回生。就文化来说，土耳其大概也未获得复兴。虽然如今涌入伊斯坦布尔的旅客比任何时候都多，而且佩拉（今天的贝伊奥卢）的旧欧洲区已经恢复了它旧时国际大都会的些许风采，但是能够极大丰富城市文化、经济生命力的旧时希腊、亚美尼亚和犹太族群却一无所留。由于土耳其语言的拉丁化，大部分土耳其人无法阅读奥斯曼时期的文学、诗篇或者典籍——这将他们同自己的历史割裂开来。
1706573079
1706573080
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因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洛桑协议以及它代表的不友好的多数主义—种族国家主义保持谨慎。在1911—1923年的剧变之前，很少有牵连进人口交换的民族像希腊人或者土耳其人一样将其自身划入国家范畴——他们只是将自己看成同基督徒或穆斯林一样的类群。虽然成千上万人——特别是居住在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基督徒——已经被逐出了他们的社区或者被迫成为劳工，但是那些在1923年依然生活在故土的人却从未得到过询问，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被告知要打包离开家乡的时候表现出了可以理解的困惑。如果征询他们的意见，似乎很清楚，这些被驱逐者很少会愿意离开他们及其先祖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尤其是这些漠视其迁徙自由的令人震惊的条款（洛桑协议命令人口进行“强制性交换”，并且规定“这些人在没有土耳其政府或是希腊政府的各自授权下绝不允许返回土耳其或希腊居住”）。甚至连那些在一开始期望能幸免于难的少数群体，比如遗留在卡帕多西亚（1911—1923年，这个地区实际上并无种族之间的紧张局势）的5万名基督徒，也在最后被送上了难民之路。[2]
1706573081
1706573082
以现代人的情感来看，所有这一切会令人感到强烈不快。然而，在没有理解这些政治家试图解决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谨慎对其进行评判。希腊和土耳其及西方外交家不过是在设法终结这场残酷的战争。他们同样还要应付严峻的难民危机。在这个过程中，成千上万名平民从这两个方向的交战区逃离而去，他们都需要迁入新的家园安居乐业。尽管这些决定对那些想待在自己愿意待的地方的人来说残忍又不公，但是它却营造了一种虚假的人道主义观：他们以命令房屋当前所有人离开的方式为那些即将到来的难民打开了家门。对于洛桑的决策者而言，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相互分离似乎成了“人道主义的解决方法”：事实上，提出此类建议的人正是挪威探险家及外交家、首任国际联盟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弗里乔夫·南森。“拆分近东人口，”当洛桑会议在1922年12月1日召开之际，南森做出如下提议，“将有助于近东地区的真正和解。”尽管这些人会难以避免遭受微不足道的伤害和不公，但是实际上的人口交换进行得相对平和，少有暴力事件报道。虽然很多西方的自由派报社对此表达了强烈抗议，批评声称南森使得自己成为土耳其及希腊政府美化自身恶意的工具，但是洛桑会议上一致通过种族—宗教分离的事实却依旧没变。为了帮助斡旋人口交换，南森甚至于1922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虽然这份殊荣是为了表彰他早期在欧洲进行的活动，但是也明确地提及了他“当前在小亚细亚和色雷斯的难民工作”）。3
1706573083
1706573084
当一个帝国坍塌之时，我们不该忘记大量混乱和痛苦会随之而来。此外，人们还会为世界大同黄金时代的逝去而备感哀恸，这是一种能够想象得到的宽容。但是在被经年冲突以及1919——1922年的战争——已经变成邻里间最为残忍的种族内部间的杀戮——撕裂的安纳托利亚，世界主义或者仅有的一点儿宽容已经所剩无余。对于希土情谊的突然衰退，两国世仇在1912—1913年、1917—1918年以及1919—1922年因传统、老式的领土争端而引发的战争都负有明确的责任。因此，去责备一个终结了这些争端的和平条约显得毫无意义。
1706573085
1706573086
前奥斯曼中东地区的阿拉伯语国家对奥斯曼垮塌表现出来的悲恸之情就更容易理解了。尽管作为征服者及统治者的土耳其人并不受爱戴，而且他们的统治实际上一直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但是帝国却使数百万无宗派的人统一在一起，并赋予了他们同样的身份。依照伊斯兰教法，所有非穆斯林的地位不平等，但是大部分黎凡特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奥斯曼人的统治下非常吃香，而且到了现代，他们还凭借自己在贸易与同西方列强联系中的重要作用获得了某种特殊的身份。诚然，这些少数民族的昌盛兴旺常常会招来憎恨和迫害，但是只要奥斯曼的威望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穆斯林属民位于社会顶端的骄傲还完好保持，那么这期间就会存在一种大致的均衡以保护多数基督徒和犹太人免受最严重的伤害。正如哈布斯堡帝国及霍亨索伦帝国的瓦解在中欧产生了一个褊狭和反犹太主义的时期一样，奥斯曼的崩溃在中东地区也开启了一个祸患时期。1948年的中东战争及其结果致使数以万计的阿拉伯穆斯林、基督徒（从巴勒斯坦）和犹太人（从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国家）被迫出走，超过50万人被赶出了他们的家园。巴格达曾一度兴盛繁衍的犹太社区到今天几乎归零。伊拉克和埃及的古老基督教族群从奥斯曼时期到现在只剩一小部分，而且每年都在缩减。[3]黎巴嫩内战更使近100万居民背井离乡。没有人知道叙利亚的恐怖内战将会如何结束，但是根据过去的区域性先例来看，其注定的结果在于：不论哪个交战派系（逊尼派或什叶派/阿拉维派）失败，德鲁兹派和基督教少数族群必会遭遇不幸。然而，所有这些仅仅会成为即将到来的大动荡的前奏。当前，泛伊斯兰主义运动，比如基地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国家对早期国界线肆意破坏，甚至连波及范围更广的什叶派—逊尼派战争也在不断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往外蔓延——这不仅会使“伊斯兰国”，还会让两个主要国外支持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卷入纷争，并投入一场为伊斯兰精神而战的至死方休的战争当中。
1706573087
1706573088
尽管如此，自从帝国瓦解之后，不管中东历史多么混乱和暴戾，我们都不该浪漫化奥斯曼的过去。这是因为西方世界不知晓在阿拉伯半岛、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或巴勒斯坦发生的大量事端并不意味着中东地区在“一战”介入之前就是一派田园牧歌式的宁静景象。在1914年的时候，阿拉伯半岛就已经处于多层次内战中部，而其结果仅受别处军事结局的影响。如果欧洲的影响真的有决定性力量，那么麦加的侯赛因无疑会成为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国王（或者，相反地，奥斯曼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会使恩维尔一方的人——伊本·拉希德获得这个头衔）。但是相反，伊本·沙特的瓦哈比兄弟战士——尽管他们也希望像哈希姆家族一样能享受来自英国的资助金——却在阿拉伯半岛缔造了自己的历史，这段历史同他们缺席的1914—1918年的战争并无太大差别。
1706573089
1706573090
当然，同阿拉伯半岛相比，叙利亚在“一战”期间更为直接地卷入了纷争之中。尽管如此，早在1914年以前，对于它在后奥斯曼时代的争议性控告就已经在进行之中了。彼时，阿拉伯的秘密社团同位于大马士革的法国外交官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络，恳求得到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到德皇威廉二世间每一个人的谒见。“一战”使其得以公开，将其中的深层次种族—宗教裂痕展现在黎凡特世界之中，并刺激了外部列强对他们加以利用。协约国的胜利使得法国提出了对叙利亚的领土主张，英国也开始了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扶持。鉴于土德胜利将会延缓所有这3个帝国（或者说准帝国的）的计划，人们可以争辩说“一战”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播下了持久冲突的种子。然而，巴勒斯坦内部的紧张局势已经处于长期沸腾的状态了——虽然还未到达白热化程度。1917年夏，德国大使问时任大维齐尔塔拉特帕夏，德国是否能够通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给予英国人重重一击。由于曾于1915年亚美尼亚人遭到驱逐及大屠杀期间出任内务大臣，并因此具备非常丰富的处理奥斯曼少数民族问题的经验，塔拉特回复道：“我会很乐意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国家。”只可惜，在他看来，付诸实践的意义不大，因为“阿拉伯人只会把犹太人杀死”。4
1706573091
1706573092
那些因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内部无休止的冲突而责备英国和法国的人对帝国由来已久的“分而治之”政策似乎有着非常正当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一运用于已经难以驾驭的地区的策略会加剧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逊尼派和什叶派教徒等之间业已存在的紧张关系。然而，他们应该记得这些占领国早已在1946年和1947年就撤出了所有军队，此时第一次中东战争还未爆发。
1706573093
1706573094
在两次海湾战争以及第三次——使得美国及其盟友同伊斯兰国家进入对抗关系后，伊拉克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比以色列/巴勒斯坦还要令人难堪的痛点。很清楚的是，英国外交官在“一战”后确立的边境线并没有很好地经受住检验，比如在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便率领军队越过了由珀西·考克斯爵士绘制的将伊拉克和科威特分开的“沙漠界线”。奥斯曼摩苏尔和其他北部的库尔德（及土耳其）区域从未同南部的主要为阿拉伯人的奥斯曼行政区巴格达和巴士拉结合在一起过。由于逊尼派三角地区十分接近巴格达和什叶派圣城纳贾夫及卡尔巴拉，所以逊尼派—什叶派在伊拉克的分界线要比伊斯兰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都更反复无常，这也导致了两派十分危险的离心倾向——什叶派把目光投向了东部的伊朗，逊尼派穆斯林则把目光投向了南部的阿拉伯半岛以求救援和资助。在这些教派冲突，以及伊拉克内部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之间的种族争端和零星战争中，人数更少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通常设法保持低调，以避免被卷入争端。伊拉克的复兴党政权在2003年遭到颠覆之后，该国的恐怖暴力连同其他沉痛教训已经教给了世界一点：他们曾依靠历史上最残酷的独裁者之一来平息这个（由大英帝国胡乱拼凑而成的）破碎国家的种族间、种族内部及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紧张态势。后奥斯曼时代伊拉克国内的严重暴力从1920年便开始，并延续至今。
1706573095
1706573096
所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奥斯曼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1914年之前也同样是一个充斥着暴力的地方，虽然这些暴力事件并不突出（也没引起西方的注意）。当时一些来自欧洲的访问者记录了这一地区有关建筑学上的一种奇特特征：尽管位于地球上最热的国家之一，当地房屋并没有安装窗户，这是为了避免居民被枪炮震碎的玻璃波及。贝都因人对村庄、城镇甚至奥斯曼守备军的突袭非常普遍，普通人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游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一件十分不明智的事。英国驻巴格达领事并不愚蠢，他在底格里斯河来来回回的时候都是乘坐着一艘特殊的装甲艇。根据1914年5月卡尔·菲多尔（Karl Figdor）在《福斯报》中的报道，德国巴格达铁路公司被迫建造复杂的、加固的营房来确保工人的人身安全。“一道不断延伸的装有倒钩的铁丝网环绕着营地，”菲多尔说道，“只有正对着受到保护的内部庭院的门窗才能够打开……处于最危险区域的位置根本就没有窗户，只有墙里的有角裂缝保护着这些位置，使其免受贝都因人的枪弹。”甚至连穆斯林雇员也不得不“每天在武装警卫的护送下前往工作场所”。5在战争期间，英国、奥斯曼及德国士兵都为死伤于贝都因战士之手的人遭受到的虐待备感震惊——这些盘旋在所有战场上的贝都因人就像秃鹫一样劫掠着死人和掉队的士兵。“阿拉伯人，”一位德国老兵汉斯·吕尔斯写道，“将那些战亡者完全剥光，任其赤裸裸地横尸荒地之上，他们还常常对其进行毁坏或者亵渎。”6不论这些边境线是以何种方式或者被何人界定，伊拉克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易于管理的国家。
1706573097
1706573098
如果说奥斯曼统治在战后转换为哈希姆（实际上是英国）政权的过程中有什么遗失掉的优点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奥斯曼在管理上的高明手段。奥斯曼并未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施行太多暴政，当然，这也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愿进行管理。1920年夏，当伊拉克起义正处于高峰之时，劳伦斯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中沮丧地写道：“我们的政府还比不上旧土耳其体制。他们在当地征召的士兵多达1.4万人，并且在每年平均杀害200个阿拉伯人以维持和平。我们有9万名士兵，还配备了飞机、装甲车、炮艇和装甲列车。我们在这个夏天大概杀了1万名阿拉伯造反者。我们不能指望维持这样的平均数。”7不管劳伦斯所提供数据的准确性如何，他正在弄清楚英国人以及之后的美国人在伊拉克面临的重要问题。由于不同部族之间，逊尼派与什叶派，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存在着长期不和，所以几乎没有一个交战派系（除了少数民族土库曼人）对土耳其人抱有好感。但是，他们至少都是穆斯林，他们要求的合法性都是通过奥斯曼哈里发付诸实现的。除了人数不多的犹太人及基督徒，很少有伊拉克人愿意接受欧洲人（或者美国人）的统治。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理解为何穆斯塔法·凯末尔决定不与英国争夺摩苏尔了——尽管此地有大量众所周知的石油储备。1918年之后，伊拉克终于不再是土耳其的梦魇了。
1706573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