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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1706578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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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第7章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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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美索不达米亚一方来的贸易有多么微不可查，印度河地区与美索不达米亚间在经济上都是联系起来的，但与此同时，两地间的政治和社会却是截然不同的。印度河文明的政体和社会看上去与美索不达米亚同时代的参照物全然不同。这种迥然不同在伍莱对苏美尔皇室墓地发掘情况的描述中就有所体现。20世纪20年代末，伍莱主持发掘了乌尔城内的苏美尔皇室墓地，从中发现了一些来自印度河谷的物品，包括数枚光玉髓珠和一枚经过雕刻的印章。也就是在这几年内，马歇尔正在摩亨佐—达罗主持发掘大浴池和其他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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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掘一个乌尔城内的皇家“丧葬坑”时，伍莱见到了戏剧性的一幕。他这样描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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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丧葬坑底部的尺寸为27英尺×24英尺[1]，与一般丧葬坑一样有倾斜的墓道，四周涂以泥巴并挂有席垫。六位佩有匕首或斧子的男性仆从躺在入口处，靠墙排成一列；他们面前立着一个很大的铜盆，盆边是四具女性竖琴师的遗体，其中一个人的手仍然放在竖琴琴弦上。在丧葬坑其余部分，64具宫廷侍女的遗体排布为几排。她们都穿着某种礼服；因为与宝石或金属连接在一起，有一小部分纤维和布片得以保存下来。从中可以看出，礼服的其中一层是一件深红色短袖外套，袖口缀有青金石、光玉髓和金制成的珠子，有时还会配有一条穿有白贝壳环的带子；整件外套应当是前开襟，用一根银制或铜制的长针别起来系紧。宫女的颈部戴着一条由青金石和金子穿成的宽项链，有点像狗项圈，另佩几条较松的项链，由金、银、青金石、光玉髓珠组成。她们耳朵上戴着大大的、新月形的金或银耳环，耳部上方的卷发上束着金制或银制金属丝扭曲成的小弹簧。她们的头饰与普阿比女王的很像：一条金制或银制的发带在头发上缠绕数圈，一些等级可能比较高的女性头上，还会在发带下面戴一条由一根金链、一根青金石链、一根光玉髓珠链组合成的三层饰带，饰带上山毛榉叶状的金饰覆垂在前额作为装点。在这些宫女中，有28人的发带是金制的，其余人的是银制的……这群人一定是盛装打扮，聚集在这个开放的、铺着席垫的丧葬坑中参加皇室葬仪，深红色的外套和金银饰品发出炫目的色彩。很明显，这些人并不是那些可怜的奴隶，会像牺牲用的公牛那样被宰杀；而是一些有地位的人，穿着朝服，自发自愿地——但愿果真如此——参加这个仪式。他们深信，这个仪式不过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过渡，从在世间侍奉神变为去另一个世界侍奉相同的神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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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河地区发现的墓葬中，没有一个与苏美尔这种豪奢的墓葬习俗有哪怕一点相似。目前发现的印度河文明墓葬相对比较稀少，墓葬中只有贝壳镯子这种最简单的装饰品；没有武器，不管是仆役还是朝臣，都没有为墓主人殉葬的迹象。从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没有什么敬献皇室成员或者伟大领袖的专门供奉，也没有暴力的迹象。公元前三千纪的古美索不达米亚被萨尔贡、舒尔吉和其他同样强大而自负的国王统治着，诸如阿卡德和苏萨这样的城邦间争战不休，像乌尔城的大金字形神塔（Great Ziggurat）一样的宫殿和庙宇林立四方，而与此相对，印度河文明则明显没有任何国王、宫廷、军队、宫殿或公共性的神殿。也许尚未破解的印度河文字中提到了以上种种，就像苏美尔人以楔形文字在印章和字板上记录的那样，但从印度河印章的规制和形式上来看，这种情况并不太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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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地说，印度河文明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仍然是个谜。学者们根据现有证据进行了大量猜测，但有时候他们又激烈地反对这些猜测。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遗址最初的发掘者们认为，这些城市以从各个方面而言都令人惊异的一致性证明了一个统一国家（state）的存在，这个国家由某种合作机制治理，而不像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埃及那样，有一个确凿无疑的统治者。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定居点，但他们的观点依旧在印度河文明考古学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帕尔波拉这位从20世纪60年代就一直致力于发掘印度河文明遗址的考古学家坚信，“印度河文明的领袖们具有强大的权威，这种权威无疑具有意识形态基础。祭司在统治管理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3]考古工作时长与帕尔波拉相差无几的波赛尔（无疑以一种猜测性的语气）这样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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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先民们由一系列“委员会”或者集体领袖领导，而非被某位国王统治……每个定居点可能有自己的公民议会，每个地区或者城市之上的政治结构会有地区议会，而一个最高的“印度河委员会”也可能存在。我能感觉到，印度河诸民族本身明显不信任政府，特别是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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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每位专家都认同这种“领导性权威和意识形态”的观点。印度河文明考古已经进行了九十年，考古成果不仅说明了其统一性，也展现了其多样性。恰克拉巴蒂承认不同遗址间明显存在“相同的文化元素”——最明显的就是印度河印章、铭文，还有砝码和度量衡，但拒绝将其视为政治统一性的象征。“与其将印度河文明视为一个统一帝国，帝国下分不同区域、每个区域有一个大都市”——例如，信德有摩亨佐—达罗，旁遮普有哈拉帕，古吉拉特有多拉维腊——“我们更应该换一个思路，即当时存在着许多小的王国、城邦或者其他独立政治体。”[5]赖特要比恰克拉巴蒂更进一步：“印度河[文明]内部缺乏统一性，恰恰与那种共同的宗教观念、统一的统治机制或者所有城市共有的最高权力机构的观点相抵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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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让我们来看看，有哪些证据支持一个中央权力机构对整个印度河地区成功地实行了统治。一般来说，长时间的和平往往意味着这样一个权威是存在的。在公元前三千纪的后半段，印度河地区似乎实现了和平。这种和平是强权的产物吗？看上去并不是。除了发掘中没有发现武器这一公认事实外，印度河艺术创作中也很少表现战斗场面。由甘蔗杆制成的弓箭确实出现了几次，但印度河文明所有的艺术创作中，只有一枚出土于卡利班甘的柱形印章上，清晰无误地表现了战斗场景。在这枚印章上，有两个男子明显在为一名女子而争斗。这名女子有一头长发辫，身穿一条长裙，双手均戴着手镯。两个男人一人抓着女子的一只手，另一只手所执的长矛在女子头上交叉形成了一个拱形。有一位看上去是女神的人物在一旁看着这三人，她人头虎身，头上长着一对捻角山羊的角。所以这个场景是有部分神话性质的。克诺耶认为，就算这个场景也表现了凡人间的争斗，“这两个男人穿着同样的服饰，说明他们可能来自同一个族群，所以这个场景很明显并不是从入侵者手中保护自己族群的女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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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这枚卡利班甘出土的柱形印章上，雕刻出两个男人为一个女人争斗的场景。印度河文明的艺术中极少出现暴力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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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托什的推测相当有说服力。她认为，实际上可以考虑这种可能性，就是印度河先民根本没有必要拿起武器抵御外敌，因为“他们天生并没有什么敌人”。[8]他们拥有足够的土地、食物和原材料，所以也没有动机去侵占别的土地。会有谁来攻击他们呢？他们与西边的俾路支人相处融洽，因为他们在梅赫尔格尔和苏特卡根—多尔都建有定居点；同理，从肖尔特尕伊定居点推测，他们与北方和西北的阿富汗人关系也不错；东边的拉贾斯坦多沙漠，还有阿拉瓦利山脉，地广人稀。只有在南方的沿海地区，印度河先民们才有可能遇到来自海上的攻击，比如海盗的侵袭。但是，他们掌握着相当成熟的航海技术，应当能够保卫好自己。麦金托什据此宣称，“或许在这种情况下，能在南方沿海地区发现重装的城镇”；惠勒也认同这一观点。[9]至于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文明与它的经济往来卓有成效，两地之间又隔着群山，相对来说比较遥远，而且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早就陷在与周边地区的征战中不可自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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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印度河城市的地基中存在防洪平台，这能够进一步证明印度河文明有一个中央政权。之前我们已经提到，要建造摩亨佐—达罗的大平台，需要大规模有组织的协作，这种协作肯定是在印度河一年一度的洪水威胁下产生的。没有证据显示印度河文明存在奴隶制，因此可以推测，为了完成这项宏伟的工程，哪怕是自愿劳作，也需要一个中央政府动员、指导、监管才行。普遍认为，古埃及吉萨金字塔是由一个强有力统治者建立的，而且没有使用奴隶。它与摩亨佐—达罗都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建设而成，恰恰可以用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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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谷内部和周边广袤土地上卓越的商贸网络也佐证了中央政权的存在。可以推测，要维持这样一个贸易网络，需要如下两个条件：可能由税收进行维护的基础设施，比如定居点间最基本的道路；以及某种可以保证商业协议有效性的监管体系，哪怕某人在洛塔尔做生意，下一站要前往遥远的哈拉帕或者更远一些的肖尔特尕伊，他所作的商业协定依旧有效。一个庞大的贸易网络要在没有这两者的前提下逐步形成，并且有效运转五六百年之久，基本是无法想象的。道路的维修和规则的设定都需要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协调机构，它要为众多定居点负责，而不仅仅是一个城市。没错，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假设：印度河文明的普罗大众很可能见证了贸易和保证贸易进行的专业技术使这种协调机制合法化。对城市而言，可以通过工坊控制加工产品的产量，例如贝壳和石制镯子、光玉髓珠子、金首饰，这些制品由原材料加工得来，可以用以标识社会地位和举行仪式。而且，跨整个地区的标准化砝码体系也提高了中央政府存在的可能性。这套砝码体系在印度河文明消失后很久仍有使用，显然，它们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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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例证中，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印度河印章，因为它们在印度河地区各个地方都有发现（还有波斯湾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印章最开始肯定是由一个中央政权构思产生，并以这个政权的声望为担保，就像在现代国家，普遍由中央银行的信誉担保发行货币。但印度河印章基本可以肯定是身份的标志，而不是货币。印章上的图案和文字到底如何标明所有者身份，目前尚属未知。我们之后再来分析文字，先来想一想，图案有可能是什么含义？克诺耶的观点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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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图案的方形印章可以被印度河城市的所有群体辨识。印章上的图案应当是图腾符号，代表了一个特定的部族或官员，每种动物还可能象征某种特性，例如权力、狡猾、敏捷、力量。独角兽、瘤牛、大象、犀牛、水牛、短角无驼背牛、山羊、羚羊、鳄鱼、兔子，这些图腾动物至少代表了十个族群或团体。其中，独角兽应当代表了人数最多、人员分布最广泛的部族，因为它们的数量非常多，所以不太可能都代表统治者。印章主人的姓名或者头衔写在印章图案顶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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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者对“部族说”不甚赞同。有些学者认为，特定的动物可能代表了一个特定的城市，比如独角兽代表摩亨佐—达罗，因为在摩亨佐—达罗出土的印章上独角兽的形象最为普遍；也有学者认为，某种动物形象可能代表少数几个核心职业群体之一，例如农民、陶匠、金属工人、祭司，这些群体在每个定居点都存在。理论上讲，如果对每一个定居点出土的印章图案进行分析，关注印章出土的位置和图案出现的频率，再横向比较各个定居点的数据，肯定有利于得出对图案意义最贴切的解读。然而事实上，这种分析会被太多未知或不可控的因素干扰：印章可能因为背钮破损而掉落遗失；对很多遗址的发掘不可避免地会有遗漏，包括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印章持有者还有可能搬家或移居。举个例子，独角兽图案的印章在哈拉帕比较常见（占总数的46%），但没有摩亨佐—达罗那么常见（占总数的60%）。这个事实证明了“独角兽图案与摩亨佐—达罗有关”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还是说，许多来自摩亨佐—达罗的印章持有者虽然长期定居哈拉帕，但依旧在他们生活、工作的这座城市保留着自己原本摩亨佐—达罗身份的印章呢？就像在现代社会，个人因工作和生活需求移居他处或移民海外，姓氏也就随着个体的迁移，从乡下的某几个特定地区来到城市，甚至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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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确实有中央集权但又没有国王，那么印度河文明的社会到底是如何建立起社会阶层的呢？以血缘为纽带的部族是一个天然选项，职业群体同理。因为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复杂工艺的多样化、专业化，而且印度河文明对沐浴有明显强调，所以一小部分学者推论，印度河文明社会由种姓制度黏合在一起，有些类似于后世印度教种姓制度。在后者中，种姓由出身、职业和“宗教不洁”的概念[11]决定，婆罗门祭司为最高、最纯净的种姓。麦金托什甚至推测称，吠陀典籍中提到的那些最早的婆罗门可能就是“之前印度河文明本土统治阶层的后代”。[12]这类推测有一个很明显的缺陷，就是印度教种姓制度不仅包括简单的社会阶级、工艺与职业专业化以及相对严苛朴素的婆罗门领导下的贵族政治，更依赖于一套潜在的宇宙秩序的哲学。这套哲学在《梨俱吠陀》中表述为“法”[13]，“法”的概念中，首次确切提及了“种姓”的概念；吠陀中的“法”后来发展演化为印度教“法”[14]的概念，指代宇宙永恒的法则。鉴于印度河文字尚不可读，印度河文明的哲学就没有定论可言，其中是否有可比的种姓概念更是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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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哈拉帕一个成年男性的墓穴。下葬时，他戴着一条长项链，由340颗有刻痕的皂石珠串成，另有三颗单独的天然宝石坠珠和三颗金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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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徒劳无功地寻找一个证明缥缈的“印度河种姓”概念存在与否的证据，还不如研究丧葬行为、饰品的应用甚至雕塑上的细节，即便证据确实有限，但也可以找到印度河文明精英阶层和社会阶序的蛛丝马迹。印度河谷的遗迹中，只有五处发现了土葬和墓地，分别是德拉瓦尔（Derawar）、哈拉帕、卡利班甘、洛塔尔和鲁伯尔（Rupar）——是的，并没有摩亨佐—达罗，即便那里出土了未埋葬的人类遗骸。大部分丧葬地中都可见小心排布的遗骨。火葬只有几例（在之后的印度教社会中，死者遗体通常采用火葬），比如马多·萨鲁普·瓦茨在哈拉帕发现的人类骨灰，230个骨灰瓮中仅有此一例。事实上，波赛尔认为，“印度河遗址中，火葬的唯一确凿无疑的证据”发现于距卡利班甘90公里的德尔赫恩瓦拉—德拉（Tarkhanwala Dera），那里有一个人造平台，平台顶端有至少五堆火葬痕迹。[15]死者的遗体也有可能是水葬或者置于露天使动物分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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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遗骨上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某些人比其他人营养状况更好，看上去，不仅是上层人士，所有人都享有充足而均衡的饮食。这些墓葬中也没有太多能反映个人财富状况的陪葬品（这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墓穴形成了鲜明对比），印度河地区没有任何盗墓行为的痕迹，因此可以排除坟墓被盗掘的可能性。至于陪葬品，可能有一些简单的陶器，但没有铜制工具、金首饰或长光玉髓珠这种价值比较高的物品，也没有印章（这一点说明印章并非个人所有物）。遗体通常佩有朴素的个人饰品，比如项链或者手镯。镯子通常是贝壳的，墓穴中并未出土陶制、彩陶、铜制或者宝石的镯子。有意思的是，哈拉帕最早的墓穴（约公元前2600年）中的贝壳手镯，要比最新的墓穴（约公元前2000年）中的手镯略窄一些，可能说明经过一代代的时间，佩戴这些贝壳手镯的女性——或许属于社会精英阶层——比从前更少从事重体力劳动。总而言之，丧葬情况反映出，印度河文明似乎没有对“来生”或者“死后世界”的强烈信仰。如果有的话，死者应当受到供养；正相反，印度河文明葬俗体现出一种对物质财富的务实态度。克诺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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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金子和宝石珠基本上在生者间流通，与死者一同下葬的只有最基本的个人物品：贝壳手镯、眼睛式样的珠子、皂石制成的盘形珠、镜子。总体来说，丧葬习俗进一步强化了饰品和公共符号在生活中界定社会和宗教地位方面的重要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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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印度河文明雕像数量很少，不能确定它们是否表现了精英人物的形象，当然“青铜舞女”是个明显例外。这些雕像是真人的塑像，还是神灵的形象，又或者表现的是被神化的人物形象？目前并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确定，因此学者们也产生了分歧。古典印度并没有皇家画像或塑像的传统（连阿育王也没有画像），基于合理推测，克诺耶首先提出，这些塑像不是“统治者的形象”[18]；但接着他又颇为矛盾地称，这些雕塑有可能描摹了“在摩亨佐—达罗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甚至可能是统治者”[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