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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1706578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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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降临之前：在沉默中重现的印度河文明 第11章 印度教的印度河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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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印度河印章和许多印度河字板上都描绘了鳄鱼的形象。这并不奇怪，因为恒河鳄（gharial）这种以鱼类为食的鳄鱼是印度次大陆的原生物种。甚至某些时候，图像里的恒河鳄嘴中有表示“鱼”的符号（说明这个符号有时候就表达了最直白的象形含义）。令人困惑的是一片成熟期陶片上的图画。此陶片出土于信德的阿姆利，上面画着两条鳄鱼和一个鱼符号，其中一条鳄鱼的图像（另一条的图像已经残缺了）没有后腿，取而代之的是一根从鳄鱼身体后部突出的、看上去像棍子的东西，与鳄鱼的身体成直角，将鳄鱼的图案与画面中心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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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这个图像时，帕尔波拉将其与古吉拉特南部一种特殊的鳄鱼崇拜进行了颇有道理的关联。有两位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对这种民间信仰进行了记录，当时还有差不多50个村子保留着这一习俗，但现在已经迅速衰微了。帕尔波拉这样描述此种崇拜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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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或者八面的鳄鱼像，通常是一对，由木头雕成，安在木杆上。安装庆典是为了庆祝这对鳄鱼结婚，人们在鳄鱼像上涂抹朱红色香膏[1]礼敬它们，贡品为鸡或者羊，以及牛奶或酒，之后参加庆典的人会食用它们。雄性鳄鱼旁边可能还伴有一个“林伽”样的木柱，而一对鳄鱼有时候也以单只双头鳄鱼像代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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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供奉鳄鱼神，所求的无非是一个印度村庄通常祈求的恩赐：保佑女性多子多孙，希望母牛多产奶、多生小牛，以及抵抗干旱、疾病和巫术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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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古吉拉特村民都是印度教徒，践行的是被称为“乡村印度教”的宗教传统。一般而言，“乡村印度教”中必有一位母神，她是村庄的守护神，她的配偶或仆从以公牛或水牛为象征，人们供奉她的陶像或石像，并敬拜居有神灵的圣树。相同的习俗很可能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在古吉拉特村落里流行了，因为公牛、水牛、鱼、孔雀、无花果树——特别是菩提树和印度榕树——都是印度河彩陶上的重要图案，这些彩陶在印度河文明的早期和成熟期均有生产。我们都知道，始自马歇尔的所有印度河文明的早期发掘者都在印度河文明中感觉到印度教的某种源头，接下来的几乎所有研究者也都是这么认为的。恰克拉巴蒂写道：“[我]并不是说印度河文明时期就存在现代形式的印度教，而是认为印度教信仰体系中的某些主要元素已经出现在已有的印度河文明发现中了。在印度河文明中，有可能追溯出其后印度宗教的部分主要元素，特别是在信仰崇拜方面，例如女神崇拜、对树的崇拜以及对某些动物的崇拜，等等。”[3]但印度河文明，特别是其城市文明中，究竟有哪些方面可以合理认为是“印度教的”，还并不怎么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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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阿姆利出土的绘有鳄鱼的陶片，看上去描绘了一种从印度河文明成熟期延续至今的鳄鱼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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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东西确确实实从印度河文明时期延续到现在，例如卍字符；再例如印度教女性会在头顶头发的分缝中抹上名为“sindoor”的朱红色糊膏表示已婚，许多印度河女性小雕像上也已经出现了这种痕迹；还有，印度教仪式中用来分发牛奶和水的酒器，就是印度河文明中经过装饰的中空海螺壳（Turbinella pyrum）；甚至“lota”，就是如厕后用来洗手的那种小水壶，在印度河文明的洗手间里也很常见。另一个并不确定但很有可能由印度河文明流传下来的就是阴茎崇拜。在马歇尔认为可能代表“阴茎”的无数石制物品中，至少有一个绝对是阴茎；在摩亨佐—达罗和强胡—达罗出土了数件明显突出阴茎的小雕像；卡利班甘出土了一个小的陶器，与现在典型的湿婆“林伽”及其底座的形状十分相似。除此之外，还能轻松地举出现代印度教中与印度河印章图案相似的成分，比如对菩提树上的神明（可能是女神）的崇拜，出现在许多人物形象上的瑜伽姿势，还有“湿婆原型”的描绘——无论人们对这个戴角冠、做出瑜伽体式的人物形象的准确身份到底有什么样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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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哈拉帕出土的有五个卍字符的陶板（上图）。卍字符是印度河艺术中常见的图案，在印度历史中从未断绝，比如这扇雕花石窗（下图），来自公元9世纪南印度一个印度教神庙，上面的图案就是卍字符和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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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 卍字符出现在古吉拉特当代的一所房屋的雕花木立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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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这个陶制的印度河小物件出土于卡利班甘，与现在的湿婆林伽很相似。林伽是一种用于礼敬湿婆的器物，代表湿婆的阴茎。这是个巧合，还是印度教来源于印度河文明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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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尽管印度河城市对河流、水以及可能的“仪式纯洁”[4]多有关注，但印度教中十分重要的、与降雨和河流有关的特殊仪式，却并没有在印度河印章上的图像里出现。印度河印章上也没有猴子的形象，而印度教绘画和雕塑中，神猴哈奴曼的形象广为流传。尽管眼镜蛇在印度教神话中有重要地位，弄蛇术中也常有它的身影，但蛇的形象同样不见于印度河印章（但偶尔出现在陶版上）。此外，印章上和现有的考古发现都证实，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公牛，而非印度教奉为至宝的奶牛，是神圣的动物：印章上多次出现公牛，但从没有出现过奶牛的图案；而且从印度河“火祭坛”中发现的奶牛遗骨判断，当时奶牛很明显是祭品。人死后，印度河文明基本上进行土葬而不是火化，这又与印度教经典习俗有明显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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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比较引发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印度教由什么界定？是种族，社会习俗，宗教仪式，神话传说，神学理论，还是这些都算？“印度”（Hindu）这个词最早是个地理概念而不是宗教概念，是大约公元前515年波斯的大流士王占领印度河谷时第一次使用的：这个词来自梵文“sindhu”，意思是“河流”，特指印度河。波斯人漏掉了“s”，以“hindu”表示“与印度河地区有关的”这个含义，这个地区就是现在的信德。在托勒密于公元2世纪绘制的那幅相当领先的世界地图上，从西方到印度的路径被标记为“Indiostena regio”，即“印度斯坦之地”（region of Hindustan）的拉丁语。此后，在公元8世纪占领信德地区的阿拉伯人逐渐延展了这个词的内涵，用“Hindustan”指称印度次大陆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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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内，大部分印度人（Indians）——除了佛教徒和耆那教徒——依自己的种姓或教派确定自己的身份。历史学家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是一位研究穆斯林统治前印度史的权威学者，她认为：“把所有的种姓人（caste）、无种姓人（non-caste）和教派都收拢在印度教徒这样一个标签下，对大多数印度人来说是很奇怪的，某些人甚至会觉得很反感，因为这样就把婆罗门、首陀罗还有不可接触者变成了‘印度教徒’这个宗教共同体中平等的成员。这对次大陆存在的各个宗教而言都是没有先例的。”[5]直到第二个千年，“Hindu”这个词才终于发展出现在的含义，即对一个宗教群体的群体性称呼。这一含义最早出现在14世纪，但当时使用得还并不频繁；《牛津英语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中，这一义项最早出现在1655年，引用了一个造访过莫卧儿宫廷的英国旅行作家的作品：“印度斯坦住民往昔多为异教徒，总呼为印度教徒。”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从17世纪起，英国人开始用“Hindu”（或“Hindoo”）这个词指称次大陆所有居民；18世纪晚期，他们将这个词发展为“印度教”（Hindooism）这个对宗教的称呼。到19世纪前，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反对殖民主义、但又希望把自己与穆斯林区别开的印度人，都用“Hinduism”（印度教）统称除佛教、耆那教、锡克教之外的所有印度本土宗教。20世纪20年代，人们构建了“hindutva”（印度性）这个词（“tva”是一个梵语词缀）来表示“印度教身份认同”，它首次出现于V. D.萨瓦卡（V. D. Savarkar）所著的一本小册子中。这本书名为《印度性：谁是印度教徒？》（Hindutva：Who is Hindu？），首次出版于1923年，现在已经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奉为圭臬。然而，如同帕尔波拉所写的那样，“有些印度人反对用一个外语词汇称呼他们的宗教，而偏好用‘sanatana dharma’这个梵语词，意为‘永恒的法则或真理’，尽管古代文献中从没有用这个表述指称宗教系统”——连最古老的吠陀文献也是如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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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反对声提醒我们，以上历史背景确实是有用的，但完全忽视了印度教体系内各种不同的信仰传统——或者说教派的基础，比如湿婆派（对湿婆的崇拜）和毗湿奴派（对毗湿奴的崇拜）。每一个传统都有其自身的神学体系和宗教仪式，印度教徒中不同信仰传统的区别可能就像基督徒眼中天主教和新教的差别那样大。这些“经典”的信仰传统最早出现的时间要大大晚于吠陀时期，大约是在印度教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形成的时候，即公元前300年左右。但是，许多“经典”的神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吠陀教的“万神殿”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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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陀教主神被称为“提婆”（deva），“闪耀的存在”。他们大多与天空、天界（heaven）有关，而不是土地、动物和丰饶的奥秘。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后面的这些属于“重农耕”的印度教的领域。吠陀教天父“Dyaus Pitar”[7]（特尤斯，相当于希腊神话里的宙斯或者罗马神话里的朱庇特）和地母的结合成为《梨俱吠陀》中最早的创世神话。但我们对特尤斯知之甚少，他的位置被守卫神圣法则和宇宙秩序（rita）的伐楼那取代了。伐楼那生有千目，时刻监查恶行，是吠陀神祇中行事永远合乎道德的神灵之一。但伐楼那又被生主（Prajapati）取代；生主化身为“原人”，众神以其为祭品行祭祀，由“原人”身体诸部位生出包括四种姓在内的有情世间。[8]其他的神祇还有正直（integrity）与友谊之神密多罗[9]，他是伐楼那的对偶神；太阳神苏利耶；火神阿耆尼，他食用贡品，并以此将人间的贡品传达给其他神灵；苏摩，这个词既可以指这位神灵，也可以指永生的神药苏摩酒（之前已经有所讨论）；死后则有死神阎魔（Yama），执掌亡者的灵魂。还有一些重要的女神，比如大地女神，曙光神乌莎（Ushas）以及语言之神瓦珂（Vac）。然而，最重要的神灵是战神、气候之神因陀罗[10]，他功绩卓著，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和北欧神话中的雷神索尔颇有类似。因陀罗用雷杵击杀了恶魔弗栗多，释放了生命的水源[11]；在大祭司（high priest）[12]的帮助下，他击败了另一个恶魔，解救了太阳（这也许是一次日食的记载）。他还摧毁了敌人“达萨”的堡垒（惠勒曾引用过）。一只神鹰将他驮去天宫（heaven），他为神和人取回了苏摩酒。在喧闹的酒宴上，他常常痛饮苏摩酒至醺然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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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梨俱吠陀》第一次出现的许多神灵，比如伐楼那、苏利耶、阿耆尼、阎魔和因陀罗，也被传统印度教继承，不过与吠陀教相比，他们在印度教中的重要性各有不同。但是，印度教中两个最重要的神祇——湿婆和毗湿奴，在吠陀教“万神殿”中几乎没有踪迹。实际上，湿婆的名字并没有出现过。印度—雅利安研究专家托马斯·特劳特曼（Thomas Trautmann）认为，吠陀典籍中的暴雨神楼陀罗[13]（Rudra）“是一个性格暴躁多变的神灵，与其说是供奉这个神灵，不如说是要平息他的怒火，此后它融入了其他的概念，形成印度教中湿婆神的形象”。毗湿奴的名字倒是出现了，但不过“是个侏儒，他三步跨越天地，为神灵赢得了地、空和天，并将恶魔们放逐到地下世界”。[14]确切地说，只有少数几个吠陀神成为印度教中的主要神灵，而吠陀教主神中，只有太阳神苏利耶还在之后的印度教艺术中保有较为核心的位置，即君王神（dynastic deity）。客观地讲，尽管现在的印度教徒对四吠陀崇敬有加，吠陀神和当代印度教诸神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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