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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二、躲躲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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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底，中国试图把争论的焦点，从历史事实的争辩转移到讨论解决争端的办法上，同时试图消除边境的危险局势。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后，周恩来再度致函尼赫鲁，说这次事件是不幸的和意外的；并且说如果两国政府不迅速想出解决办法，这种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他感到高兴的是，尼赫鲁接受了在达成解决以前现状应予维持的原则（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他建议双方的武装部队应从麦克马洪线和西段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他断言中国“从来没有使边境形势和两国关系紧张化的意愿”。接着，他建议和尼赫鲁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译者注：周总理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O年三月致尼赫鲁信件中，一直提议中印两国总理举行“会谈”或“会晤”，尼赫鲁则一直玩弄字义，在“会晤”、“会谈”及“谈判”的概念上打转转，借以拒绝同周总理会谈，但最后还是被迫接受了“会谈”。]讨论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中的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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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举行高级会谈和采取非军事化的临时措施，看起来是同印度，特别是尼赫鲁本人所主张的解决国际争端的一贯主张并无二致。所以，印度以外的人士都认为印度会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其实，甚至在中国方面的建议提出来之前，印度早就下决心拒绝。裂缝已经无法弥合，印度只不过用一套仔细琢磨过的外交词令掩盖一番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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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建议“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他的意思是说，双方停留在以往十年左右已经管辖的边境地区内，不去干扰对方占据的地区。这就是说，中国将继续遵守麦克马洪线作为事实上的边界线；在西段，稳定现状就可以使双方在大部分地区远远隔开，阿克赛钦则留在中国占领之下。中国人使用“现状”这个词，意思是指“目前存在的状况”，亦即周恩来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提出建议时的“边界现状”。印度使用这个词，却是指“中国进入阿克赛钦以前的状况”。因此，中国建议维持现状，是说谁在哪里，谁还在那里。印度似乎是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它实际上却是说，中国必须撤出印度要求的地区，而印度却继续占有中国所主张的领土。这种玩弄字眼的把戏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当印度的巡逻队开进中国占有的领土时，印度就可以说成是“维持现状”。而且这也使争端解决前达成任何冻结现状的临时协议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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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五九年底，印度对边界形势的一般看法是：中国在西边，偷偷摸摸地攫取了一大片无可争议是属于印度的领土，在遭到责难以后，又厚颜无耻地对麦克马洪线以南更大的一片地区提出了臆想的领土要求。空喀山口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国防部[译者注：这个声明是中国外交部发表的，作者误为中国国防部声明。]在其声明中把这两个地区相提并论。声明说，如果印度坚持有权在它提出要求的阿克赛钦地区进行巡逻，那么，中国同样可以提出它自己也有权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进行巡逻。印度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同时也是暗示：如果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中国将放弃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领土的要求。在印度看来，中国人是说：“如果你们不再追究我们偷来的东西，我们就不再偷了”；话里还含有一种威胁，就是说如果印度坚持要夺回失去的西边的领土，那么，中国就要吞并东北边境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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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发生了下面的情况，那么，印度对边界问题的态度还可以理解：假定一天早晨，发现中国军队在一次突然的偷袭中侵入没有设防的边境山口，涌进旁遮普邦，占领了几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并开始横贯旁遮普邦筑路行车。假定中国军队还在公路干线上设下路障，把印度的旅客赶回去；在一次伏击中，又打死了好几名巡逻警察。新德里指责北京秘密入侵和侵略，而中国却和气地回答说，他们现在占领的地区过去一直是在中国控制之下的，并且表示愿意，甚至热切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整个边界问题，但首先双方要约定遵守现状。新德里当然会立即拒绝进行谈判的意见，甚至会斥责那种认为可以拿现状作基础作出即便是临时安排的建议；如果中国人不自动撤走，印度就决心使用武力把中国人赶走。如果真的出现了上述那种虚构的情景，印度作出那样的反应不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势所必然的。实际上，正如前面讲过的，印度所作出的反应却恰恰如上所述。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确信中国在阿克赛钦攫取的领土，就象旁遮普邦一样，在道义上是印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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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尼赫鲁在议会里承认过，西段的边界还没有划定，阿克赛钦地区比麦克马洪线更加含糊不清，从而可以推断，尼赫鲁自己最初并没有采取上述观点。但是后来由于他对印度公众激忿情绪的共鸣，他对自己认为是中国的背信弃义、以势压人的态度感到愤慨，也许还有戈帕尔报告的影响，促使他转到这种观点上来了。由于印度的论点（即印度主张的边界在哪里，它就在那里）是精心制造出来的，所以尼赫鲁象印度或国际上的许多人一样，就相信了这种观点，从而也必然认为中国留在阿克赛钦是一种明显的侵略行为，因此印度政府不能不拒绝默认让这种行为继续下去的任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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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也拒绝了周恩来提出的进行讨论的建议。他说，“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就构成本国领土这样大块的地区的前途问题进行讨论。”他甚至进一步提出：讨论边界线的确切走向（不同于一般边界谈判）也必须以中国单方面撤退为条件。尽管印度采取了上述的立场，周恩来仍建议举行高级会谈，这表明中国人或者还没有认识到印度的立场是何等顽固，或者是想把新德里置于一个公开拒绝谈判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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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会拒绝周恩来的两个建议，这本来早已成为定局；但是，印度在拒绝接受沿着全部边界实行非军事化的建议的同时，还提出一项反建议。尼赫鲁在复信中，首先把东段、中段同西段区别开来；他说只要双方在东、中两段停止派遣前沿巡逻队（他说印度事实上已经这样做了），就可以避免发生冲突的危险。关于西段，他重申他的主张，说印度已经通过定期派遣巡逻队对阿克赛钦实行管辖。他排除维持现状的协议，他说，“关于现状的事实本身就存在着争论。”接着他就提出自己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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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建议在拉达克地区，我们两国应就下述事项达成协议，作为一项过渡措施。印度政府应将其所有的人员撤退到据我们了解是中国政府最近的一九五六年地图上所标明的国际边界以西。同样，中国政府应将其人员撤退到印度政府在以前的照会和信件中所描述的和官方地图上所标明的国际边界以东。由于这两条线相隔很远，两方面的部队之间就不会有发生边境冲突的丝毫危险。这个地区几乎是完全无人居住的。因此，无须在这一由东面和西面两条线为界的地区内保持行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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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设想的这一套不过是一场外交把戏，并不是指望能为对方接受的建议。中国提出双方共同撤出军事力量的建议，使印度在外交上处于守势。现在尼赫鲁巧妙地进行回击，灵活地使用了双方共同撤退等一类词藻，提出了其实就是印度过去提出过的要中国全部、并且实际上是单方面撤出西段争议地区的要求。实施尼赫鲁的建议，印度只需撤出一个哨所，即碟穆绰克，它位于争议地区东南端，方圆约五十平方英里。而中国方面就要撤出大约两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从新疆到西藏的陆路交通线就不复存在，只不过印度还准备让中国的民用车辆使用阿克赛钦公路而已（对于原来建议的这项修改是尼赫鲁在一次新德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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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的反建议受到印度的政治评论家的广泛欢迎。他们认为这个反建议是“十分合理和切合实际的”，给中国提供了“撤除侵略而又适当保持体面的机会”。而政界人士却并不那么赞成。在议会休息室里，议员们责备政府放弃原则，纵容侵略。阿查里雅·克里帕拉尼说，“政府为了急于谈判解决，为了报答中国从本来就是印度的领土上撤走，竟表示印度愿意从那些从来就是印度的地方撤出来。”他的话反映了议会两派中很多人的共同感觉。阿索卡·梅达指责政府由于急于谈判而削弱了印度的地位。一个人民同盟的议员说，把印度的一角划出去作为无人地带，这等于是“鼓励侵略”。于是政府发言人和官员便通过报纸宣传和直接的办法，设法减少人们的疑虑，强调印度要撤出的只是一小块地方，而且如果总理的建议能为对方接受，那么，就可以实现把中国人从阿克赛钦地区赶出去的主要目的。他们还指出，即使中国答应完全照办，也不意味着印度对边界的主张是可以谈判的。中国实施尼赫鲁建议而撤退后可能进行的谈判，只涉及对边界作微小的调整，而不会涉及印度的“大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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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尼赫鲁拒绝周恩来所提出的两国总理立即举行会谈的建议，在印度几乎受到普遍的欢迎。当时的舆论一致认为，在中国撤出阿克赛钦以前，决不应当同北京进行讨论。报纸的社论反复强调这种论点：“我们应该讲明白，只要中国的挑衅存在一天，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讨论。”“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决不会姑息有扩张野心的邻邦。他们决不会赞助任何侵蚀印度国家领土的妥协。……只要中国人还停留在印度的土地上，就不可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印度愿意谈判，但不是也不可能是无条件的。只有当中国撤出侵略地区，从而表示对和平友好谈判的绝对尊重时，才能进行谈判。[新德里必须]寸步不让，应该首先坚持要求中国军队全部撤出，作为进行谈判的条件”。反对党议员，包括克里帕拉尼，敦促说，“只有在中国首先接受我们的边界线并立即撤出他们强行占领的领土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谈判。”国大党议员们也有同样的看法。西孟加拉邦的国大党头目阿图利亚·高希（Atulya Ghosh），从道义观点提出：“在中国继续其侵略活动的情况下，任何有自尊心的人都不会考虑印中两国总理进行会晤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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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并不感谢人们对他拒绝同周恩来会晤所作的赞扬；的确，在他对国内的讲话中，他坚持不懈地表示不但准备而且渴望同中国人会晤，并且决心继续争取谈判！他在一九五九年底说，“就我个人来说，就我国政府来说，我们愿意谈判、谈判、再谈判，一直谈判到底。我坚决反对那种在任何阶段都停止谈判的主张。我认为这不仅是根本错误的主张，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反甘地主义的主张。……只要这个政府存在一天，谈判就将一直继续下去。”他总是同反对党辩论说，不谈判，就只有选择战争；虽然他决不排除有可能为边界而战，他仍然坚持有必要进行会谈。——“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尼赫鲁总是拒绝那种认为他不应同周恩来会晤的主张。一九六O年一月，他在每月定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记者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准备同这个广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人会晤。”“没有什么人是我不愿意会晤的……[但是]不能因为谈到会晤就匆忙去会晤，这样去会晤就可能因时机不合或判断错误，而产生不良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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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一面重新肯定他个人坚决主张谈判的态度，一面又多次重申印度的边界是不容谈判的。因此，他的立场使新德里的人士感到某种程度的迷惑不解。当时，他在致周恩来的信件上似乎已经完全拒绝高级会谈，但是就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新闻记者就印度总理关于他愿意谈判的那一番话追问他：“印度的立场是否仍然是：我们的边界是不容谈判的？”尼赫鲁回答说，“那是我们的立场”，“同时，天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谈判的东西。”他发现自己讲了一句前后矛盾的话，于是他就解释道：“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可是对于[边界]这件事不存在谈判或讨价还价的问题。不过，通过信件和会谈来处理边界事宜，却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拒绝同另一个国家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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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对“谈判”这个词的解释有两种不同含义；看到这点，那末，尼赫鲁多次讲话中谈到“谈判”时出现的明显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当他好象是说：“我们准备举行边界谈判，但是我们决不谈判边界”时，他的意思是说：“对我国的边界，我们决不妥协，但我们准备考虑对我们的边界作微小的调整，并就此事同对方会谈。”后来他把这个实质性的区别明朗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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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negotiations）和会谈（talks）是有区别的，这里有天壤之别。……只要有可能，就要经常鼓励会谈。谈判是非常正式的事情，需要一个非常合适的背景；这样的背景不具备时，就不应该举行谈判……会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会谈也许得不到什么结果，也许能够有收获；但不管怎样，它总是有助于了解和探明别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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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一词按词典的解释是“为了取得协议而举行会谈”，而尼赫鲁的意思则是“为了说服对方同意印度立场是正确的而进行讨论”。这个区别从此就成为印度国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表达印度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注：例如：印度政府甚至在一九六五年对巴基斯坦战争之后，还时常表示愿意就克什米尔问题同巴基斯坦会谈，但与此同时，又向本国舆论保证说，克什米尔问题无论现在和将来都“不容谈判”。] 但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O年之交，新德里人士还没有理解它的奥妙所在。人们当时的突出印象还是认为尼赫鲁将拒绝同周恩来会晤，除非中国撤退到印度主张的边界线以外，或“撤除侵略”，以此表示接受印度主张的边界线。在国际上，当尼赫鲁保证他本人和他的政府要进行谈判时，人家对他的含糊其词的讲话的含义就不能领会，这就说明为什么几乎全世界都相信拒绝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是中国而不是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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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催促印方考虑他的建议而遭到轻率的拒绝之后，印度国内就更加相信尼赫鲁不会同意举行高级会谈。十二月间周恩来又给尼赫鲁一封信，重申他的关于两国武装部队各自从边境全线后撤的建议，并且指出这种措施丝毫不会约束任何一方提出的主张。他对尼赫鲁提出的双方政府命令各自的边境哨所停止派出巡逻队以避免冲突的建议表示欢迎，并且说事实上在空喀山口事件以后，中国已经采取了这种预防措施。但是，他要求印度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澄清它的意图，即尼赫鲁的建议是否适用于全部中印边境？（这一点在尼赫鲁的信上是含糊其词的；但是信的上下文——事实真相也是这样——表明，他的停止派出巡逻队的建议只适用于麦克马洪线。当时以及后来，印度政府对边界争端的主张的核心是它们可以自由进入西段争议地区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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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尼赫鲁提出的双方撤退到对方主张的边界线的后面的建议，作出了详尽的驳斥。第一，把西段边境特殊化是没有理由的，这段边境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同中印边境其他地段的双方实际控制线一样，都是很清楚的；第二，尼赫鲁的建议同“两国早已同意的”暂时维持边界实际存在的状况的原则正相违背（如前所述，印度实际上并不同意，而且也无意这样做）；第三，虽则“对于不明真相的人们说来，这个建议似乎是‘平等’的”，其实那是不公平的。按照印度的方案，印度的后撤只是理论上的，而中国则需要撤出三万三千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一地区长期属于中国管辖，并且对于中国具有重大意义……是联结新疆和西藏西部广大地区的交通命脉。”周恩来问道，如果印度政府仍然坚持尼赫鲁的建议，它是否准备把同样的原则实施于东段边境？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将同样从麦克马洪线作理论上的撤退（事实上他们已经在麦克马洪线的后面了），而印度则应该从东北边境特区这块大片土地上撤出，撤到中国地图标明的边界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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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这封信的口气同上一封一样，不再是威胁性的，而是劝说性的和友好的。尼赫鲁曾经解释过他为什么拒绝会晤。他说，不事先达成协议，“我们就会迷失在一大堆材料当中”。周恩来回答说，高级会谈是很重要的，可以就原则性问题达成协议；“没有这种指导，双方对于边界问题的具体讨论，就有陷入无休止的、无结果的争论的危险”。接着，他建议他和尼赫鲁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即发信后九天）会谈。他说：中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作为会谈的场所，“因为在中国没有仇视中印友好的活动”（这是影射印度很多城市有反华示威游行）；或者，如果在中国会谈对尼赫鲁不便，那么只要缅甸同意，也可以定在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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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提出关于会谈时间和地点的建议，也许是希望使两国总理来往信件所陷入的对于是非曲直的争辩从而告一段落，使之不再象过去那样不断地交换连篇累牍的外交照会和备忘录。通知举行高级会谈，只有九天时间是不够的，但周恩来请尼赫鲁另提日期，如果他不同意那个日期的话，这样，他就不能用是否方便或切实可行作为拒绝会谈的理由。尼赫鲁的回答是迅速的、粗暴的和冷淡的。他对于他提出的双方共同从西段撤退的“很合理的建议”未被接受，深表遗憾。他再次提到，由于对事实存在着这种全然不同的看法，就不可能达成原则协议。他接着说，不管怎样，在以后几天内他完全不可能到仰光或任何其他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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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拒绝了中国提出先行举行高级会谈的这步棋，从而使外交斗争陷入僵局。当时中印边界也是平静的。中国继续把麦克马洪线当作东段的实际的边界线，而且尽管中国方面向兼则马尼哨所指挥官提出了一连串的“最后的严重警告”要印方撤出，这个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印度所要求的领土上的哨所，所受到的压力还只是口头上的。印度曾企图在越过地图标明的边界线以外保持的另一个哨所朗久，已在中国控制之下，但是尼赫鲁曾建议要把朗久变为非军事地区，于是不久中国就从那里撤走。双方在邻近麦克马洪线的地区都停止了巡逻。空喀山口事件后，西段一直也是平静的。中国在那里暂时停止了巡逻；印度由于在那里面临着严冬和极大的后勤困难，也停止了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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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上的平静和外交上的僵局使中国得以安然无事地占有印度主张的西段领土。这种状况在印度人看来，就等于默认中国的侵略；等于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按照中国的条件接受边境问题事实上的解决。人们认为中国会利用这个机会巩固，也许还要扩大他们对阿克赛钦的占领，以便为其下一个步骤作好准备；印度政府深信这样的一个步骤必将是损害印度的长期扩张的计划。从印度政府一开始把中国进入印度所要求的领土说成是“侵略”的时候起，它就承担了对此要采取某种行动的责任。当人们催促尼赫鲁答应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时，他总是给人这样的暗示：如果一旦到了需要那样做的时候，政府就准备采取行动。十月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当我们正在从政治上处理这些[被中国人占领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不打算对这些地方采取军事行动”。由于外交交涉已陷入僵局，那就很难说印度政府仍然是在政治上处理这个问题了。但是两国高级会谈还没有实现，因此也不能说一切外交途径都已试过。所以，一九六O年初，印度政府就开始重新考虑周恩来敦促早日同尼赫鲁会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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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因素使印度重新考虑问题。当时冷战的寒气已退，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产生了“戴维营精神”，虽然这种精神由于巴黎首脑会议的破裂而受挫，但是这种挫折仅仅是暂时的。对于这种普遍的解冻，新德里和尼赫鲁本人都认为自己有些功劳。多年以来，尼赫鲁统治下的印度曾坚持不懈地鼓吹以讲理的、文明的态度来处理国际争端，鼓吹用谈判桌子作为国际风暴的避雷针。现在正在形成中的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和解局面就被用来证明世界大国终于接受了印度所开的处方，并且已经开始把它付诸实施。当尼赫鲁的外交政策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会举出大国似乎在仿效印度的事实来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并且提醒批评他的人说，印度到处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国际上对印度的尊重，在印度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九五六年印度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享有的崇高声誉，显然是我们对国际问题采取无私态度的结果，也是我们采取渊源于我国文化遗产的容忍和和平共处这种独特观点的结果。这一切是我国领导人对待国际问题一贯采取的立场的特点所在。”一九五九年底，尼赫鲁告诉人民院说，“不论是在联合国或是其他地方，我们在世界上到处都受到尊敬”，并且感到有些茫然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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