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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脊和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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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夏天，印度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边界的西段。印度政府对一些事件经过的说法颠倒是非，宣传说中国蓄意在西段向前推进，企图扩大其控制地区。这种说法虽然对外界达到了掩盖事实真相的目的，却使印度政府受到国内的指责，说它还没有大胆地、断然地迎接中国的挑战。政府事实上是在执行一种孤注一掷的政策，而人家却责怪它过于容忍，甚至是懦弱无能。这意味着尼赫鲁已自行放弃了任何选择的余地。暂停执行前进政策以解除在西段受到的压力，会被看作是投降和对于民族事业的背叛。而且，对于中国在地面上的任何行动，凡可以被解释为新挑衅的，不论情况如何，都不能不采取明显的、强有力的反措施。既然尼赫鲁使公众误以为印度军队有力量对付中国，他就只能以动用军事力量作为印度的对策，而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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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西段推行前进政策的目标是把中国部队从印度要求的领土上赶出去，于是就使西段边境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形势。在东段，中国是把麦克马洪线当作事实上的边界来遵守的，并没有占据任何印度所要求的领土；然而正是在东段，印度的小规模推进触发了一场边境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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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五九年八月的朗久事件后，东段三年来一直平静无事。朗久事件发生后不久，尼赫鲁和周恩来协议双方沿东部边界停止巡逻。印度陆军奉命不在距麦克马洪线两英里以内进行巡逻。然而，前进政策的指令把这些命令都推翻了，使麦克马洪线再度出现紧张的局势。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陆军总部发出一项指示，命令东部军区将哨所向前推进，要他们尽可能靠近麦克马洪线建立新的哨所，以便有效占领整个边境，并在哨所之间的空隙地带进行巡逻。这些命令使东段印军面临与西段印军同样的困难任务。他们有时要走上几个星期才到达麦克马洪线。而一旦驻守部队按照上级指示把哨所建立起来后，如何供应他们就成了尖锐的问题。同西段一样，他们的全部必需品要靠空投。在西段，在河谷的平地上还容易找到良好的空投场所，可是在东北边境特区险峻的、丛林密布的山脊上却很难找到这种合适的空投场所，气候条件之坏也经常使空投任务接连几个星期无法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最边远的驻军就有断粮饿死的现实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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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他们在西段的同僚一样，负责麦克马洪线地段的高级军官指出：把部队派驻在得不到给养的地方是不切实际的。也象在西段的情况那样，上级把他们的意见都撇在一边。一九六二年二月，考尔将军亲自到阿萨姆处理那里的军长乌姆拉欧·辛格（Umrao Singh）中将提出的反对意见，正如一位有关的军人后来说的，“其目的是吓唬那些对设立前沿哨所的整个想法表示不安和怀疑的将军们”。考尔在情报局长马立克及其副手的协助下，根据陆军总部的地图具体规定了新的哨所应设立在哪些地方。结果不是派正规部队就是派了阿萨姆步枪队去执行这项任务。在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印军沿麦克马洪线建立了大约二十四个新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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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部队在东段推行前进政策时困难固然很大，但没有遇到中国方面的对抗行动。只要印度军队还是在麦克马洪线的印度一边，中国就没有作出反应。成为爆发点的是象朗久那样双方对确切的边界走向还有争议的地方。一九六二年，印度方面没有企图重新占领朗久（一九六O年间中国方面就已经从这个村子撤出）。但是当印度军队在麦克马洪线西端的狭长争议地区里建立新哨所时，就点燃了边界战争的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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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和西藏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德里签署的那份地图，麦克马洪线的终点是在北纬二十七度四十四分三十秒与不丹交界处。这一地区无分水岭可依循，因此麦克马洪就沿着他的地图上所画的显著的山脊地形来划线。可是当印度人在五十年代踏勘东北边境特区这一西北角的时候，他们发现如果要把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上的座标移到地面上来，它的位置就不是在附近的最高的山脊上。靠近边界的西端的最高的地形是塔格拉山脊[译者注：“塔格拉山脊”又译“塘格拉山岭”。]，位于麦克马洪划线以北三、四英里处。有证据说明，印度方面至少从一九五九年初起就已经决定把塔格拉山脊作为边界， [注：见第二章第一节注] 但是一直到该年八月，他们才采取具体行动。当时他们在兼则马尼设立了一个哨所，这个地方无论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或其他的地图都标明是在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地方。这就是说，印度对地图上所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一块成直角的三角形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并推进到了那里。这一地区的南面大致长十二英里，西面大致长四英里，共计约二十五平方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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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面立即作出反应。尼赫鲁在当月稍晚一些时候告诉人民院：中国派出一支约二百人的队伍，把阿萨姆步枪队的十至十二人“用武力推了回去”两英里。接着中国部队就撤走了；两天后，印度军队又回到兼则马尼。中国人打算再次把他们推回去，但这次印度军队显然明白表示他们将进行抵抗，于是中国人就让他们留在兼则马尼。新德里在八月十一日照会北京，就这一事件提出抗议，声称兼则马尼是在印度境内，“按照传统和条约地图”，边界是沿塔格拉山脊的。印度的所谓“传统”，指的是南面一个村子里的牧民习惯于在这个地区进行季节性的放牧。然而北面村子里的人也同样使用这块地方。印度声称条约地图表明边界在塔格拉山脊上，而兼则马尼在印度境内，这纯属虚构。条约地图上根本没有画出塔格拉山脊或兼则马尼。但是印度政府在上述抗议照会中却说兼则马尼是在北纬二十七度四十六分，而地图上标明的边界则是在北纬二十七度四十四分三十秒处从东向西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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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对此事件提出了抗议，宣称兼则马尼“无可置疑地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指责印度的行动“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警告说，如果印度哨所不撤出兼则马尼，新德里应对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负责。印度在语气缓和的复照中，建议双方讨论在兼则马尼和其他争议地点的边界线的确切走向， [注：见第三章注] 并要求中国的人员不要越出塔格拉山脊的北面，使兼则马尼的现状不受干扰。与此同时，印度方面保证不改变这一地区的状况，“以待进一步讨论”。中国提出印度方面如不撤出将产生“严重后果”的含蓄的威胁后，并没有采取行动。以后三年里，印度哨所继续不受干扰地留在兼则马尼。直到印度违背自己的含蓄的保证而建立了另一个哨所之后，中国部队才越过了塔格拉山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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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O年双方官员会晤时，印度方面在口头上和他们提出的地图上都主张塔格拉山脊是边界的标志，并把印度、中国、不丹的三国交界处定在北纬二十七度四十八分的地方。虽然印度政府自己对东北边境特区西北角的边界位置看法是明确的、前后一致的，可是，陆军方面却不知道在制图上的变动，或者是陆军总部没有把这事传达下去。在设立兼则马尼哨所时，阿萨姆步枪队是归文官系统指挥，通过阿萨姆邦长来领导的。因此，西端的边界与他们的地图有出入这件事，没有引起陆军方面的注意，至少是没有引起新德里陆军总部下属单位的注意。但是，陆军方面还是奉命不要在兼则马尼以西的麦克马洪线上进行巡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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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文现在必须比较详细地谈到印度陆军的编制和各级指挥官，因此需要先说明一下一九六二年夏季时印军的指挥系统。陆军总部当然设在新德里。普·恩·塔帕尔上将任陆军参谋长，考尔中将是他的参谋局长。考尔有一帮他亲自挑选的参谋人员，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副手乔·辛·迪隆（J.S.Dhillon）少将和作战处长帕利特（Palit）准将。东部军区司令部设在勒克瑙（Lucknow），负责从北方邦起，经过麦克马洪线，到缅甸和东巴基斯坦边境这一段漫长的弧形边界，并负责对那加叛乱分子的讨伐。军区司令由前任参谋局长莱·普·森中将担任。下属第三十三军，军部在西隆（距勒克瑙六百英里），负责整个东部军区防地，军长是乌姆拉欧·辛格中将。该军下辖第四师，师部在距西隆二百英里的提斯浦尔，由尼兰詹·普拉沙德（Niranjan Prasad）少将指挥。该师当时有两个步兵旅。第七旅旅部在达旺，旅长是约翰·达尔维准将。该旅有一个营驻守达旺，另一营驻守德让宗，还有一营驻守邦迪拉。第五旅旅部设在北拉金普尔（North Lakhimpur）。下辖三个营分散驻守东北边境特区的其余地区。原由第四师指挥的第十一旅当时在那加地区执行任务，不属该师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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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头六个月里，陆军总部为了执行前进政策而下令在麦克马洪线上建立的二十四个新哨所，都不在兼则马尼地区。这大概反映陆军总部了解政府已作出保证：如果中国不破坏该地区现状的话，印度也将不予破坏。假使事情果真是如此，总部却没有把兼则马尼三国交界地区的特殊情况下达给第三十三军。因此，一九六二年五月，那个不准在兼则马尼以西进行巡逻的禁令刚撤销后，该军显然是自作主张，下令建立几个哨所，其中之一就在印度、中国、不丹的交界处。（同时下令在麦克马洪线的另一端的印度、中国、缅甸三国交界处建立一个哨所，但那里的地形条件太困难，因而巡逻队无法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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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萨姆步枪队一个排的巡逻队在六月份到达西面的三国交界处时，他们也没有理睬自己地图上所标明的麦克马洪线，而是把在该线以北三、四英里的塔格拉山脊当作边界。于是，他们就在六月四日建立了一个哨所，该哨所不是设在三国交界处（因为他们觉得那里地势太高，地形困难，无法上去，不是个设哨所的地方），而是建立在地图上所标出的边界以北的河谷的平地上。设立哨所的地方叫扯冬（Che Dong），在一条叫南卡曲（Namka Chu）[译者注：南卡曲即克节朗河，以下均译克节朗河。]的小河南岸。但是那位巡逻队长可能由于对哨所的位置有所疑虑，因此他就用地图上所标出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两、三英里的一个山口的名字“多拉”（Dhola）来称呼该哨所所在的地方，从此就引起了许多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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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逻队派出的侦察小组到达了塔格拉山口，站在山口上看到了一个叫做“勒”（Le）的相当大的西藏村庄，却没有发现中国部队，这证实了中国人所说的他们在东段一直遵守着一九五九年协议，不在实际边界进行巡逻。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要隔那么久他们才对印度建立多拉哨所作出反应，虽然看来在这一哨所建立后，他们不见得不是马上就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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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巡逻队长（一名陆军上尉）把这个新建立的哨所留给一个下级军官指挥，自己回到提斯浦尔，直接向师长普拉沙德将军（就是他的叔父）报告。多拉哨所在达尔维准将管辖地区之内。达尔维对建立一个必然会引起中国的反应的哨所是否明智曾提出疑问。但是上级叫他“不要管”，因为建立新哨所事关国家政策——这是加勒万河谷事件的重演。普拉沙德将军鉴于三国交界地区的性质特殊，对多拉哨所的位置选择提出了意见。他建议，如果要把塔格拉山脊当作边界的话，哨所应该移至塔格拉山口。军部把他的报告和建议转了上去，终于送到了外交部。至少从一九五九年起外交部就很清楚关于麦克马洪线西端的一切情况，并一直主张塔格拉山脊是边界的标志。现在印度外交部不顾印度在一九五九年向北京所作的不改变这一地区状况的保证，答复说，陆军如果还没有把印度管辖权推进到塔格拉山脊的山顶的话，现在它可以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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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印度由于向中国作过保证，因而起先并没有打算在兼则马尼地区设立另一个哨所，那么印度外交部事后批准设立多拉哨所，就标志着事情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假使官员们那时建议说鉴于印度已保证不改变塔格拉山脊下面的现状，因此应撤销新的哨所，那末哨所本来可以悄悄地撤走，而不致有什么困难。陆军方面肯定不会反对。多拉哨所从战术上看是个负担，如果设在南面几英里处会更好一些。既然中国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对多拉哨所的建立作出反应，那么把它迁到另一个地方去，也用不着害怕有人会指责政府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也许外交部是忘记了它早先向中国作过的保证。[注：说印度外交部会干脆忘掉这样重要的一件大事，并非无稽之谈。一九六五年，印度政府极力否认库奇-兰恩（Rann of Kutch）地区的印巴边界存在任何争端。外交部简直忘掉了大约八年前，在与巴基斯坦订立的一个协议里，它曾经明确承认这样的争端是存在的。后来有一名记者提醒政府原来有过协议。] 不过，看来更可能的是官员们把建立多拉哨所看作是执行要在印度提出要求的所有领土上行使印度的全部权利的前进政策的组成部分。据后来透露，在新德里的军人们也给文官们造成了一种印象，以为陆军在东北边境特区是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一有机会，就能把中国人狠揍一顿。根据那种看法，在麦克马洪线上取得一个局部的胜利，就可以向中国显示印度是真正说到做到的，从而便于在西段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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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设立多拉哨所是被批准了的。但上级却没有对第四师澄清边界的位置，也没有批准把哨所移到塔格拉山脊的主要山口上去的建议。但第四师师部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多拉哨所的建立很可能引起同中国的纠纷。不仅印度陆军自己的地图上都标明该哨所的位置是在中国境内，而且五月间还在该哨所附近发现一块用中文写的木牌，七月份在提斯浦尔译出，原来是宣告：“这是我国山河”。印军为了防范起见，从达旺派了一个步兵连进驻多拉南面的伦坡（Lumpu），当时估计从伦坡到多拉是一天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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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拉哨所设立后，过了三个月，中国没有采取行动。这段时间里，印度在西段推行前进政策使那里的形势变得十分紧张，双方经常开火，互有伤亡。东段一直还是平静的。到了九月八日上午，中国军队用对付印度在西段的前沿哨所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多拉哨所。一支中国部队突然从塔格拉山脊开下来，逼近了哨所。哨所的指挥官已经担心了好几天，因为他派出的一个分队曾与中国部队遭遇，中国部队叫他们马上离开这一地区，否则就把他们撵走。他起初认为朝他的哨所开来的中国部队就是为了实现上述威胁的，后来他承认他向师部报告时夸大了中国部队的人数。第一支中国分队显然只有六十人左右，而他却报告说有六百人左右。他盘算着如果他把比较实在的数字报上去，上级就会叫他用他手头的小部队应付局面；而如果报告说他受到几百名中国部队的威胁，上级就肯定会派陆军来支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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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拉哨所没有被包围。中国军队没有迹象要进攻它。但他们在靠近和可以控制这个哨所的地方驻扎下来。他们重复使用了在西段对付印度向前推进的那套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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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在地面上采取行动后，接着在九月十六日在外交上提出抗议。北京的照会回顾了印度军队“一九五九年侵入了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兼则马尼，“赖在那里不走”。北京指责印度方面现在更侵入了扯冬。“这种步步蚕食的行动充分暴露印方侵略野心之大，也表明印方正积极扩大紧张局势到中印边境全线。”照会最后提出当时人们听惯了的警告，如果印度一意孤行，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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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想单方面对麦克马洪线作局部调整，中国对此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中国虽愿把麦克马洪线当作事实上的边界来遵守，但是这必须是麦克马洪所划的那条线，而不是印度企图加以修改的线。这条线没有经过联合勘测（在印度还没有同意举行全面谈判边界问题前，也不可能进行联合勘测），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的英藏换文，没有对该线作文字叙述；因此，在任何一个地点，那条线的位置只能由查看双方都保存有的条约原图上的经纬度并且把那些经纬度移到地面上来加以确定。按照这个办法，多拉哨所和塔格拉山脊，与兼则马尼一样，明明白白是在麦克马洪线以北，是在中国境内。在把麦克马洪线确切地移到地面时，如果为了适应地形状况需要作一些修正，那也只能由双方联合进行新的勘测来进行；在这之前，双方应当遵守原图上的边界线的经纬度。如果可以允许一方任意改变边界，北京问道：“中印之间还有什么边界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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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这种态度，无论在实际上和法律上，看来都是正确的。任何一方为了适合地形和自己的方便而单方面地对麦克马洪线进行调整，不可避免地是着眼于使这一方得到好处的。印度所作的一切调整也的确都是把边界线向北推进，扩大了印度行政管辖的范围或增加了印度提出的领土要求。单是为了政治上的原因，印度政府就不可能把边界往南移而使自己被指控为把印度领土割让出去。由于同样的理由，假使中国从它自己的观点出发，开始单方面地修正麦克马洪线，其结果也只能是把边界推向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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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印度政府却坚持说，大家都知道麦克马洪的原意是要沿着山脊划定边界线，而塔格拉山脊又是在地图标界线稍北处一个明显的特征，因此边界线就一定是沿着塔克拉山脊的。印度政府一向坚决认为，麦克马洪线，也只有麦克马洪线，是印度的东北边界；现在更进一步地坚决认为麦克马洪线的确切位置只能由印度单独决定。三年前，尼赫鲁曾建议同中国进行讨论来决定有关东北边界走向的一些细小的问题。随着多拉哨所的对峙局面日趋严重，驻在当地的中国人员建议印度派出代表同他们的政治官员会晤，商定各方在当地的管辖的界限。这一建议从多拉哨所地区一直上报到当时在伦敦的尼赫鲁那里；他却断然加以拒绝。[注：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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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政府看来，塔格拉山脊已成为确定的、绝对的边界，多拉哨所象新德里一样，无可争辩地属于印度。对西段的加勒万河哨所或印度已设立的任何其他前沿阵地——这些哨所和前沿阵地都是设立在中国占有、而为印度所主张的领土上，——在理论上也都同样可以这样说。然而由于政治上和心理上的理由，印度政府对中国包围多拉哨所的反应，与它对中国针对西段的印度哨所所采取的同样行动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段，只是命令受到包围或威胁的哨所坚守下去，问题是看部队的毅力和后勤供应如何。可是政府对多拉哨所的决定却是不但应即予解围，而且应该把中国部队赶到塔格拉山脊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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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德里没有去考虑，沿着塔格拉山脊的这段边界线是印度单方面定下来的。新德里也忘掉了，中国派出部队越过了这条线，是对印度的行动的反应——虽然是为时稍晚的反应。新德里只看到中国部队现在已经越过麦克马洪线，其它就不管了。中国是公开的、有意地这样做，而且（新德里认为）是出动了大部队。对印度政府来说，这只能意味着北京已经开始实现它长期以来提出的警告，即如果印度方面坚持企图以武力来实现它在西段的领土要求，中国就可以按照同样的逻辑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东北边境特区。如果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的行动是中国执行它自己的“前进政策”的第一步，那么听任它这样做就会招致中国沿麦克马洪线进一步入侵，中国的哨所也就会在东北边境特区建立起来，正象印度的哨所已在西段建立起来一样。由于东部边境线很长，而且印度陆军人力物力已捉襟见肘，一旦中国真正开始逐步入侵，印度将无法加以阻止。所以回答是显而易见的。必须对付塔格拉山脊的挑战，要给中国一次有力打击使他们不仅缩回到山脊那边去，而且放弃越过麦克马洪线进一步侵犯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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