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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 八 北印度洋与中国安全有重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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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带是中国西南安全的战略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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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印度洋北岸和中国有什么关联呢？如果特别注意一下立体地图上的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这条山带，就会看到这条山带对中国西南安全是一条巨大战略屏障。这是由世界最高山脊连接一线且难以逾越的山带；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势，它几乎成了古今侵略者的死亡地带。古代的希腊人、罗马人，近代法国人（拿破仑）、英国人和现代史上的苏联人和美国人都没有征服这道山带，再先进的科技在这里都不灵。这个屏障给中亚地区和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地缘政治优势，也给中国大西南带来优质且低成本的安全环境。由于这个屏障的存在，当年亚历山大打到印度就停了下来；蒙古人算是猛一些，1259年蒙哥大汗亲自率领四万军队越过这道屏障进入中国四川，但最终还是困死在重庆钓鱼城下[223]；1914年，占领印度的英国人曾打到拉萨了，最终还是抗不住地高天寒而南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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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事都得两面看，保护中国的屏障同样也是限制中国的屏障。连通中国西域与中亚继而西方的丝绸之路被今人赋予了过多画意，其实这条路最初的开通是为了中原政权的安全需要。汉朝为了联合西域部族合击匈奴，而不主要是为了商业的目的，张骞才冒死率人进西域开发出这条道路。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丝绸之路建设同样也不会只是一个牧歌进程。当前我们有些研究提议以修建整合亚洲大陆的铁路的方式推进中国西进的“新丝绸之路带”，这想法非常好但很浪漫。回想一下当年俄国人在中国境内修的那条中东铁路，开始说是共同抗日的需要，后来竟由此演化为两国的宿怨，这种怨气一直影响到20世纪50年代；相反几乎是同期开工的在俄国境内修建的横贯东西的那条近万公里西伯利亚大铁路[224]却迄今一路畅通。设身处地，今后我们在其他国家境内修的路，我们难道就不会再碰到同样的尴尬吗？没有历史经验支持的建议，提出来还是要谨慎些。目前我们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修的铁路已碰到我们曾经历过的相似问题。你修的铁路从人家领地上过而你又不能控制，这是说不通的；而控制就要有矛盾，大些的还难免起冲突。前阵有朋友到乌克兰置地产，说是双赢的事情，大有前景，很有一副海外庄园主的范。乌克兰危机尤其是克里米亚归并俄罗斯后，人再去情况就变了，这时地还在，法律不一样了，得重办手续。要知道，重办手续意味着利益重新分配。以前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今后我们也要知道生意尤其是国家间的大单生意也是政治的继续。可见，通心要先于通路，通心要有持久的耐心，在心未通而又力所不及之处，路不可过于深入，目前重资产投资还得做相应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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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视野中的“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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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中国与中亚的丝绸之路关系中国西陲安全，而在向当地人民学习中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交往才是化解中国西陲安全风险的政策基线。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都说明中国与中亚国家交往远不只是一种物流的过程，更多的应是交心的过程。通关贵在通人，通人贵在通心。如无这些，仅有武帝的武功而没有武帝的文治，丝绸之路不会有后来的延续。习近平主席“一路一带”构想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已经不能仅从经济发展的思路来理解，而应当从“环球同此凉热”即世界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共产党人的大情怀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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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也是东西方相互影响之路。现在北约东扩已经合并了东欧的部分，地中海南岸也为欧洲控制，那下一步怎么办？依据历史经验，就是打通叙利亚。叙利亚是欧洲人进入麦金德所说的控制世界的“心脏地带”的门户。拿下叙利亚，也就打通了经伊朗高原[225]进入中亚并经此即可由帕米尔高原[226]进入中国新疆。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军团、十字军和蒙古人的东进和西出，这里都是必经要路。法国学者鲁保罗认为：“那些不想经北部绕过里海的行人，则必须穿越伊朗这一富饶、人口稠密、接近肥沃的新月形地区，这一切都使这条道路变得非常繁忙。如果政治事件有时会使这条道路封闭，那么它也必然会重新开放。”[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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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叙利亚沿伊朗高原东进中国的那条路在历史上是传统的丝绸之路之一。这条屏障的最西端是叙利亚，这里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在历史上也是欧亚两大陆对冲的第一道关口，也可以说它是欧亚大陆力量变局的第一个旋转门。罗马人东扩，蒙古人西进，都是到了这个地方受到抵抗并因此固定了东西方的政治格局。当年张骞派副手到安息帝国访问，因为他们的斗争关乎汉朝的安全，安息国王派了2万多兵骑迎接[228]，因为他们也需要中国的支持。当时的安息位于今天的伊朗高原，其西端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位于今天欧洲东扩的前线。今天的北约东扩就是昨天罗马东扩的重演，在叙利亚激烈抵抗前，今天欧洲的妥协也是昨天罗马在此妥协的再版。可见，叙利亚至伊朗一线的地区安全与中国的西陲安全息息相关。1904年，哈•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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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早期文明地带中最脆弱的地点，因为苏伊士地峡把制海权分成东西两部分，而从中亚延伸到波斯湾的波斯干旱荒原，使游牧势力总有机会打到那一片把东面的印度、中国与另一面的地中海世界分隔开来的大洋边缘。每当巴比伦、叙利亚和埃及绿洲的守备薄弱的时候，草原民族就可以把开阔的伊朗高原和小亚细亚作为前进的据点，从那里穿过旁遮普而进入印度，经过叙利亚而攻入埃及，越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的断桥而进入匈牙利，维也纳地当欧洲内地的入口处，抗阻着从两方面—直接穿过俄罗斯草原与绕道黑海、里海以南而来的游牧民族的袭击。[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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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后，哈•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以更为简练的语言再次重申这样的观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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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占有大马士革，谁就有旁门通向另一条路—在两洋之间沿幼发拉底河谷而下之路。这同一个区域，既是历史的发祥地，又是现代最重要的交通大道的交叉点，不可能完全是一种巧合。[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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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北印度洋最重要的国家，但对中国西域安全权重排序上却不是最重要的国家。常有媒体看着平面地图说印度对中国有大威胁。如果看看历史，再看看立体地形图，就会知道印度没有大规模北上强攻的能力，当然中方也没有大规模南下并实行控制性占领的能力。这还得归因于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历数古代史，印度人什么时候打到过西藏、占领过拉萨？没有，都是北方游牧民族从西面顺印度河南下进入印度。当然这也不能说印度人没有北上的想法，也不是说中原人没有南下的念想，只是说在这一地区双方实在没有实现这种想法的条件。1962年年底，我军横扫盘踞在藏南的印度侵略军后为什么马上退回来呢？地形不行。喜欢读《三国演义》的毛泽东[231]是自然会注意曹操占领汉中后又不得不放弃汉中退回秦岭的原因：藏南孤悬且直抵于印度西北平原，由北而南，攻易守难，且后援难以为继。如陷南地，无以回旋，极为被动。由南而北，则是攻难守易。毛泽东充分利用藏南地形的这种特点，对入侵者发起凌厉的攻势，势如破竹，速启速合，没有留给印军占其地利以逸待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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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说叙利亚是欧亚格局的转换门，现在再加上一句，叙利亚也是欧亚力量交锋的晴雨表。从中国西陲安全的角度看，较之于印度，叙利亚至伊朗高原直至阿富汗一线的国家对于中国西域安全有着更大的地缘政治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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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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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洋北岸的东面，对中国安全有重大关联的是缅甸。缅甸位于亚洲东南部、中南半岛西部，其北部和东北部同中国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省接界，东部与老挝和泰国毗邻，仰光濒临伊洛瓦底江。缅甸西部与印度、孟加拉国接壤。缅甸南临安达曼海，西南濒孟加拉湾。缅甸从南到北长约209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925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北、西、东为山脉环绕。北部为高山区，西部有那加丘陵和若开山脉，东部为掸邦高原。靠近中国边境的开卡博峰海拔5881米，为缅甸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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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洛瓦底江是亚洲中南半岛的大河之一，也是缅甸的第一大河。西部山地和东部高原间为伊洛瓦底江冲积平原，地势低平。伊洛瓦底江河源有东西两支，东源恩梅开江（Nmai Hka，中国境内称独龙江），发源于中国境内察隅县伯舒拉山南麓，西源迈立开江发源于缅甸北部山区。独龙江东南流经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西境，然后折转西南，进入缅甸，过贾冈南流，称恩梅开江。两江在密支那城以北汇合后始称伊洛瓦底江，南流后注入印度洋安达曼海。伊洛瓦底江全长2714千米，流域面积43万平方千米。在伊洛瓦底江东面并与其北南平行的还有萨尔温江（又名丹伦江），为缅甸最长河流。该江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称为那曲。离开源头后进入云南境内改称怒江，入缅段称萨尔温江或丹伦江。入缅后南下在毛淡棉附近，分西、南两支入安达曼海的莫塔马湾，并在河口处两支流间形成比卢岛。不含中国境内，河长1660公里，流域面积20.5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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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能坐大者，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缅甸之于印度，其通往中国的道路要平缓通顺许多，纵贯缅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义相当于贯穿中国东西的长江和贯穿中欧和东欧的多瑙河[232]—更给缅甸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中国云南昆明经保山至瑞丽出境顺瑞丽江可达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并由此直入印度洋。故此，特别是在近代以来东海被困之后，缅甸就成了中国大西南与国际联系的重要通道。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看到这一点，他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说：“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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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这可从明王朝在西南设立的一系列管理机构的命名看出，如“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等[234]。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聚啸之地，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渐成为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迁至重庆。由此，缅甸通道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美国地缘政治的重要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日本的扩张势力差不多完全把我们同俄国和中国的交通截断了。从俄国和印度到中国的陆路，运输量有限，没有能够使中国得到接近必需的军需。要想最后击败日本，大部分有赖于有效地改善这种情况。”[235]1937年，在中国东部被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于10月始征调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236]，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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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9月15日，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237]，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开始鼓吹苏美两国共治世界的“戴维营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对越南发动“特种战争”，1962年4月至5月，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怂恿新疆伊犁、塔城民族冲突，造成当地居民大量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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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开始考虑“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238]及“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239]的问题。当时中央军委提出“北顶南放”[240]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则判断“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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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与此同时，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将北京的安全与四川联系起来，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242]第二天（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进一步强调：“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243]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说：“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244]，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随后毛泽东向在座的同志提问并回答说：“《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245]这说明，毛泽东这时考虑的也是大西南的国际通道和国内从大西南返回中原的交通问题。显然，缅甸在其中的战略地位自然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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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三线建设方案的提出来自对大西南地缘政治特点的深刻认识，除了来自他自身丰富的历史知识外，还与他1935年随中央红军经黔、滇、蜀北上陕甘的亲身经历有关。在云贵与蒋军周旋期间，因北上渡江困难，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的设想[246]，毛泽东也一定有了万一北上不成如何经营黔滇川苏区并与南面国家如何处理关系，以及从西南打通国际通道的通盘考虑，这种考虑又被黔贵川地区在随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所发挥出的连接国际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验证。基于这些经历，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南北夹击中国的时刻，毛泽东才会有“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即再次迁至大西南的判断并做出“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247]的重大决策，这与隋炀帝曾率大军北驱突厥、南下平陈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大运河对中国统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于同一个道理。1962年毛泽东西南对印度开战，显然是为了夺取西南方向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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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伊朗之外，西南的缅甸出口大大提升了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缅甸之于中国的战略作用得到了充分显示。当时若没有缅甸，中国的抗战就会更加艰难。鉴于这样的经验，中国政府一直重视西南方向的国际通道建设。2011年国家建成渝新欧国际大通道，有了这条通道，中国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进入中亚的出口，如能再进一步开发与伊朗、缅甸相接的传统通道，这样，中国大西南这盘棋就下活了，对于毛泽东提出的“黄权之问”，在50年后就可以有让毛泽东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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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安全问题上，最令人担忧的是东西共振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西南往往担当着绝地翻盘的特殊的战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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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北亚对中国西南的联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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