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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次大陆:文明五千年 第八章 印度文明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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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文明在其周围投下“半影”,如日食或月食时形成的半影区。这一比喻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印度之外的广大世界因受到印度影响而留下长久印记的样貌。在本章,我们将逐一讨论这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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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同时我们也需谨慎,切勿受到这一比喻无意中形成的误导。首先,亘古以前,印度文明占据着特定的空间,被称为印度或婆罗多(Bharata),但其界线是模糊的,并不像当下民族国家的国界一样清晰。其次,在这空间里,印度文明并不是均匀分布的,换句话说,印度内部也有其中心与边界。最后,与其将过去的印度文明视为某种“实体”,不如将其视为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文明的起源,以及由宗教机构、宫廷与贵族等中心向外扩散的文化形式。这些信仰与改良的开创性实践,吸引了邻近人口的仿效,进而成了在印度内外都颇具影响力的中心。因此,在运用半影区这一比喻时,我们不能将印度文明想象得同日、月食的半影区一样同质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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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印度文明的半影区也并非三言两语可以描述的。我们必须了解,印度对之外的宽广世界的影响,是印度人与他者双向互动的过程。他者并非印度文化的被动接收者,而是印度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积极合作者。接下来,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过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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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明半影区的惊人之处在于,大多数情况下,它不是通过战争或迁徙来传播的。印度文明的主要传播途径,是贸易以及外国政权对印度宗教与宫廷文化的吸收。然而,即便是这种说法也太过简单化了,不足以概括印度文明在其本土之外的复杂性。受地区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传播到不同地区的印度文明也就体现出不同的特征。想要准确了解各地印度文明的情况,我们必须分别检视印度之外的区域,以及它们所吸收的印度文明的不同方面。为此,我们将半影区分成四部分——中亚、东亚、东南亚以及中东与欧洲,分别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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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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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五章所讲,长期以来,中亚在印度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历史上,曾有四波来自中亚的人侵略过印度并在印度建立了王国。每波军事入侵大约间隔500年。第一波入侵者包含塞种人、帕提亚人和贵霜人,是使用伊朗语的中亚游牧部落。第二波是使用突厥语的游牧部落,胡纳人或匈人;最后两波则是改宗伊斯兰教的中亚人,包括德里的突厥苏丹与后继的莫卧儿人。莫卧儿人最终建立了覆盖印度大多数地区的长久帝国。这些入侵对印度生活产生了各种影响,影响最显著的是马匹供应和骑兵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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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文明的传播上,中亚的角色至关重要,不仅是目的地,还是通往中国与远东地区的中继站。在这一方面,第一波的贵霜人至关重要,因为其帝国横跨中亚与印度,接触并吸纳了许多文明的文化,特别是印度的。在贵霜帝国的支持下,大乘佛教快速在中亚地区传开。这一地区多半为游牧民居住的干旱草地,来自这里的马上征服者不时骚扰中国、印度、伊朗和欧洲的定居农耕文明。同时,这个地区的小型绿洲因为水分充足也可以发展农业。在这些地区兴起的小型农业城邦中,很快就有印度传道僧建立了佛寺。印度佛教的传播,还带来了印度的佛陀菩萨造像艺术、占星历法、语言学、医学和王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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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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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道僧继续东行前往中国。根据传统说法,公元1世纪时,在汉明帝的邀请下,印度佛僧竺法兰(Dharmaraksha)与迦叶摩腾(Kashyapa Matanga)首次将佛教传至中国。中亚的佛寺这时成了取经僧侣的中继站,这些僧侣来自中国、韩国和日本,前往印度朝圣并学习佛法。其中三位僧侣——法显、玄奘和义净——的回忆录,特别能够说明朝圣学者的交流情况。这些朝圣僧侣的目的主要是带回正确的佛经和不同佛陀、菩萨的画像,作为绘画、雕塑的范本。印度知识与文化的其他层面,则伴随宗教一同产生影响。当然,中国本身有历史悠久而复杂的发达文化,有自己的文化半影,因此中国的印度文明半影与中亚的印度文明半影,十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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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高峰期在唐宋之际,当时佛教受到帝王推崇,与儒、道并称三家。然而印度的其他文明成果在中国的影响,远不及佛教。中国文明古老而复杂,有高度发达的王权文化,并不需要印度的王权思想和宫廷文化,这一点与中亚的城邦和东南亚的王国不同。然而,中国科学虽然同样发达,却能够从印度科学中汲取养分。这种借鉴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印度擅长的两个领域:天文—占星—数学和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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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以佛教为媒介传入中国,中国统治者寻求印度占星历法专家入仕,执掌天文机构。我们从中文史料得知了其中的三个家族:瞿昙氏(Gautama)、迦叶氏(Kashyapa)与拘摩罗(Kumara)。同时也得知印度天文学权威伐罗诃密希罗(Varahamihira)与婆罗门笈多(Brahmagupta)等人作品的译文在中国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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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带动了梵文,也许还有其他印度语言的传播,更形成了翻译印度佛教经典的行业。特别是玄奘,由戒日王统治时期的印度返回中国后,组织了大型的翻译团队。在搜集、研究、翻译佛经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不仅接触到了梵语,还接触到了印度的文字(婆罗米文及其衍生文字)与梵语语法。梵语语法与文字都建立在对语言学的精确理解之上,包含对语音学极为深入的了解。研究上古时代古典诗歌的中国学者尤其需要运用印度的语音学进行分析。中文书写系统的好处是,即使是使用各种不同方言的人也能理解书写的内容,局限则是无法传递字词发音。久而久之,随着字词发音的改变,上古时代的中文诗歌失去了韵律,原始发音也随之失传。运用印度语音学分析方法,中国学者编纂了古代经典的音韵辞典,在此基础上重建了古文发音。时至今日,这些辞典对探究远古中文语音的学者来说仍旧适用。虽然中国人并未放弃杰出的书写文字而改用印度式拼音文字,但其他东亚语言确实以佛教学者为中介,采用了以印度语言为基础的文字和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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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中国对印度的文化影响,我们了解甚少,但关于贸易和商品,我们则了解甚多。首先,我们知道中国丝绸很早就抵达了印度,考底利耶在《政事论》中称其为“中国布”(chinapatta)。丝绸在陆上通过中亚,沿着知名的丝绸之路,一路传向中东与欧洲;同时也通过海路,绕过东南亚前往。印度人最终学会了丝绸纺织技术,如我们在中印度知名的曼达索尔(Mandasor)铭文中所见,在一首丝织者行会纪念寺庙兴建的优美诗作中,诗人数度提及他们的丝织品。我们还能从古代印度文献中发现其他来自中国的商品——樟脑、茴香、朱砂、一种品质极高的皮革、梨和桃,这些商品的梵文名都以china开头。这些再次说明,对印度来说,高度精致的中国文明是其奢侈品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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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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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运输费用极高,多数古代长途贸易都是奢侈品贸易,仅有能在远方市场获取高价的昂贵商品,才能带来利润。印度商人自古即从事远途的贸易,有印度海船为证,文献中也有关于海洋贸易的记录。在佛教的《本生经》(Jataka)中就有相关描述,例如《波遮梨本生经》(Baveru Jataka)中提到,印度商人将一只印度本土的孔雀带到了波遮梨,因为孔雀在那里炙手可热。而波遮梨指的似乎就是巴比伦。东南亚则拥有一样印度人尤其喜爱的商品,似乎正是因此他们将中南半岛或其部分区域命名为Suvarnabhumi,即“黄金之地”。印度对黄金的需求之高,至今不变。根据印度社会礼俗,土地由儿子继承,女儿出嫁时则得到珠宝及其他物品作为嫁妆,因此黄金作为女性的财产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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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与东南亚的贸易可追溯至孔雀王朝时代。然而早在公元1世纪,来自地中海的希腊商人就已经学会利用季风的周期性,驶向印度及更远的地方;同时,中国人也建造了可以航行于海洋进行国际贸易的戎克大帆船(junk)。这些发展带动了奢侈品海洋贸易的快速成长,也连接了罗马、希腊化中东、印度、东南亚与中国的港口。由于贸易内容主要是奢侈品而非便宜的日常生活用品,它因此也带来了强大的政治影响。通过这些稀有、珍贵的商品,贵族不仅能组成军事团体,还能成为众人效法或嫉妒的精致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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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柬埔寨南方与越南地区的湄公河三角洲上的部落,积极参与此贸易,并从中获得了建立东南亚第一个王国所需的资金。根据中国史料记载,其中一个王国叫作扶南(Funan),曾接待过许多中国来使,也至少接待过一次印度国王的来使。建立王国的过程中,扶南受到印度与中国王制模式的影响,但主要借鉴的是印度模式,一如许多东南亚王国。这种借鉴一直持续到现代早期,许多影响今日依然可见。研究这些王国的法国历史学家乔治·柯岱斯(George Coedès)称这类王国为印度教化的国家(Hinduized States)或印度化国家(Indianized States),但我们需谨记,它们并非国家(States),而是以印度王制为范本的王国。由于并不存在被印度征服或殖民的证据,这些王国的印度化并非是外界强加的,而是他们出于自己的目的,自发地借鉴了印度王制的某些方面。因此,称之为采行印度文化的王国(Indianizing Kingdoms)会更适合。这些采行印度文化的王国吸纳印度文明,包括印度王制、印度教与佛教、艺术与科学、梵语和巴利语以及婆罗米文字。婆罗米文字即为东南亚语言最早书面文献的基础,这些文献的主题都是至今仍深受东南亚人喜爱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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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岱斯认为,可将这类王国的形成,视为北印度文化延伸进入东南亚的过程,一如北印度文化向南印度与斯里兰卡传播的过程。这种传播具有多种渠道,包含奢侈品贸易,佛教(和耆那教)寺院、婆罗门聚落与印度教神庙的兴建等方面对北印度王制的吸收,以及它们对新兴古典宫廷文化艺术形式和科学知识的引进。可以说,这种变化与中亚城邦国家的印度化方式一致,也就是通过当地国王建立佛教寺院并采纳印度王制文化。这解释了印度文化如何在缺乏大规模迁徙的情况下传播的问题,以及如何在未取代当地语言的前提下,向当地语言注入大量印度词汇(特别是来自梵语和巴利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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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同时期东南亚也受到中国影响。我们可以说,东南亚位于两大文明的半影内。欧洲人称中南半岛为“印度支那”(Indo-China),因其受到中印双重影响,然而,东南亚看似位于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十字路口,但相较于中国,印度模式在东南亚的生根更为成功。唯一的例外是越南,中国文明通过儒家文化深刻影响了越南的国家文化,除了采用汉字书写其属于南亚语系的语言以外,还有其他方面。更早之前,越南是一个采行印度文化的王国,它有一个印度国名“占婆”(Champa),还有印度化的纪念性建筑与雕像,今日仍可在大幅汉化的社会中看见。如前所述,印度化大体并非通过印度的军事扩张而来,不过确实也有例外,比如南印度朱罗王朝对斯里兰卡与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地区的室利佛逝王国(Srivijaya)等海外政权的军事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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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被输入了东南亚呢?主要是佛教与印度教。斯里兰卡的上座部佛教在缅甸与泰国传播,大乘佛教则在其他区域传播,两者的密宗支派都在印度式建筑雕塑上有所呈现。例如吴哥窟的女神(Devata)像,同时呈现了印度与非印度的风格。随着印度宗教而来的有梵语、巴利语和以印度文字为基础的文字,今日缅甸、泰国与柬埔寨仍在使用。还有印度的占星术、历算与时计、天文学、印度史诗与佛教《本生经》的故事文学。这些题材广泛见于雕塑、绘画、印度尼西亚皮影戏、宫廷舞蹈与诗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纪念性建筑,例如柬埔寨的吴哥窟和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Borobudur)佛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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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采行印度文化的王国在14世纪开始衰微,但将近1500年后,受到印度影响的艺术仍旧保留在今天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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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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