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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日本：1853-1964 第六章 东京布基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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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30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专机飞抵横滨附近的厚木海军航空基地。走出机舱，这位盟军最高司令官（SCAP）在舷梯驻足片刻，一只手插进裤子的后兜。他紧了紧叼着玉米烟斗*的下巴，透过飞行员墨镜扫视了一遍这片被征服的土地。这是麦克阿瑟的标志性动作，虽显得漫不经心，不怒自威，但其实经过反复排练。将军还换着角度，轮番摆了几遍这个姿势，以便所有摄影记者都能拍到一张质量绝佳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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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清楚最高司令官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但是从他在澳大利亚飞往日本的漫长航班上所做的长篇大论来看，他深感自己肩负使命。麦克阿瑟不是日本通，实际上，他对日本知之甚少。但他自称受到了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耶稣基督的指引，前来帮助这个蒙昧的东方国度摆脱奴役和封建主义，并将其人民改造为热爱和平的民主主义者。这将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最激进的一项改革，是西方世界迎来的一缕新曙光。不过这一回，师从的楷模不再是德国，而是美国，也只能是美国。从官方层面上讲，占领日本是苏联在内的所有大国的集体行为，可事实上，从一开始这就是美国人的独角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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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司令官履职的时间，恰逢佩里率黑船来袭约一百年后。彼时，“胸怀四海的扬基民族”（反正佩里是这么觉得的）也是前来照亮日本之混沌的。佩里的旗舰波瓦坦号上装备的火炮确保了日本人领会其用意。日本正式投降时，人们没有忘记作为先行者的佩里。他的军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位于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为了配合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的投降仪式，又被专程运至日本。旧军旗升了起来，麦克阿瑟这位蹩脚的演员滔滔不绝地大谈自由、宽容和公正。过后，一千五百架美国海军战斗机和四百架B-29轰炸机呈密集阵列，从上空呼啸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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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的陆军和海军就此解散，剩余的军用品和物资不是被销毁，就是流入黑市，成全了人脉宽广的日本黑帮、政坛掮客和右翼政治家的事业。然而，解散日本军队只是开了个头，政治体制有待改造，财阀正听候发落。另一方面，日本官僚机构基本保留了原班人马，以便贯彻最高司令官的改革措施。不同于德国，管理日本的是日本人自己，最高司令官及其部属更像是操纵木偶的人，往往在暗中活动。1946年，日本举行全国大选，表面上，管理这个被占领国度的依然是日本人自己的政府，可后者处处要视最高司令官的独断眼色行事。就这样，战前、战时和战后日本之间的重要联系保留了下来，其效果不见得都是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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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高司令官的使命可比政改宏伟深远得多。日本文化本身，以及几千年来日本民族形成的一整套思想，都必须像拔除毒草一样，得到整顿、清理和重塑。在这件事上，最高司令官仰仗身边一干保守派随从为他出谋划策。这些人自豪于对“日本人心理”的把握，大都思想保守，认为日本是个幼稚民族，若不严加管束，极易行野蛮之事。尽管并非所有幕僚都与他同心同德，但麦克阿瑟视培植民主为己任，而要实现这一点，光讲政治是不够的，他自视为日本人灵魂的改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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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麦克阿瑟在讲话中指出，从现代文明的维度来看，日本人就像是十二岁的小孩子。这很符合他一贯的思想。麦克阿瑟做出上述表态的场合是在美国参议院联合委员会，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当时的背景。他对比了日本和德国后得出结论，德国人是个“成熟的民族”，日本人则仍处于“欠管教状态”。德国有着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高度发达的科学、文化和宗教。对于德国社会里的纳粹遗毒，清除干净即可，无须殃及德国文化，毕竟这种文化孕育了路德、贝多芬和歌德。纳粹政权是德国文化变异的结果；其领导人主宰世界的目的昭然若揭，手段残暴，但没必要因此把德国当成化外之邦，给他们上课。（麦克阿瑟说这话可不是恭维；在他看来，德国人只会比日本人更卑劣，因为他们本应明晓事理。）相反，日本人则表现得像一群幼童。按照麦克阿瑟的认识，他们“误入”军国主义歧途，是因为心智不全。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既然日本人心智不全，那么经过坚定不移的引导，外加循循善诱，他们是具备弃恶从善的可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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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年代，佩里中将也对日本人的心理有过些许思考，并在海军部向上级做报告时陈述如下：“我很清楚，我越是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越是盛气凌人，这些重外表和仪式的人就会越发尊重我。这也正是我报告的主旨，时间会证明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最高司令官的看法与佩里如出一辙。从抵达厚木海军基地、走出机舱时起，到1951年离开日本，他除了在极正式的场合面见过天皇等要员外，很少与日本人接触。最高司令官冷漠离群，摆出一副近乎荒唐的高高在上的姿态。他既对“臣民”夸夸其谈，发号施令，又和历史上的日本统治者一样，保持着与“臣民”的疏远感。这位伟大的民主老师和天皇本人一样不容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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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察觉到了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但又不得不对之缄口不谈。1946年，东京的某位歌舞表演者唱了一首歌，歌词包含下面这句：“人人高谈民主，但一国有二皇，民主从何谈起？”最高司令官的属下接到线报后，这首歌就被禁了。再比如东京的一家歌舞伎剧场，某位名伶的精彩演出引得满堂喝彩。“江户（东京）第一！”某人叫道。“日本第一！”有人跟着起哄。“麦克阿瑟将军！”又有人大喊。剧场里顿时鸦雀无声，因为没人还能想得出比这更高的形容了。除了“太上皇”麦克阿瑟外，日本还有一位天皇，但在剧场里喊他的名字一来十分不妥，二来日本人也明白如今最高司令官才是“大统领”，而不是处在将军卵翼之下的裕仁。天皇自己也是美国人的学生，正被塑造成日本转型的象征。在某些人看来，他依然在位这点衬托出美国人的智慧，说明最高司令官对日本人的心理洞若观火。而对包括许多日本自由派（日本战败意味着他们重获自由）在内的其他人而言，这却是最高司令官最大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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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早期，“封建主义”成了概括日本文化一切弊病的关键词。占领军相信，歌舞伎充斥着封建思想。出于某些原因，他们对于朴素高雅的能剧与脍炙人口的文乐木偶戏的看法则不那么负面。表现武士忠臣和自杀场面的歌舞伎作品不是暂时被禁，就是面临严格审查。8世纪的神话故事集《古事记》也遭此厄运，原因是其中收录了一些对古代天皇歌功颂德的传说。此外，神道教中具有神圣地位的富士山也被视为封建思想的有害象征，电影里出现的富士山片段因此被剪掉。至于武士片，自然只能被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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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一代学生宣传日本皇室是神的后裔、为天皇捐躯无比荣耀之后，老师们如今接到的指令是另起炉灶，讲授“民主”的好处。鉴于新版教科书来不及马上付印，旧版教材得以沿用，只是里面妨碍视听的段落须用墨水涂黑。这个法子还被用来处理印有战舰等日本军事装备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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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被灌输“民主”的方式，就好像他们从未听说过这个概念。简单说来，这一过程可用三个S来形容，分别为sex（性）、screen（银幕）和sport（体育运动）。作为“民主运动”的棒球得到大力提倡。过去，日本男女在公共场合从不牵手，遑论接吻，如此封建的两性关系让美国老师忧心忡忡。战前的好莱坞大片里但凡出现接吻镜头一律免不了被剪，于是，占领当局下令，今后拍摄的日本电影要有吻戏。第一部试水的影片是《二十岁的青春》，公映后引发了热潮。某位热情洋溢的占领军军官灵机一动，主张通过跳交谊舞这一绝妙的办法帮助日本人摆脱封建思想，继而又在部分农村人口中推广这一新鲜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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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尝试给日本带来民主的做法既高度理想化，又十分天真。理想主义向来是虚伪的温床。尽管日本人被教育拥有言论自由，但批评占领当局政策却是一个禁区。漫画家不得发表讽刺最高司令官的作品。他手下的官员一心想要将美国和美国人树立为道德和诚信的典范，哪能容得下唱反调的观点。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小说《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因为反映美国的贫困问题在日本被列为禁书，以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为题材的书籍和影视作品同样遭到封杀。一方面，当局大力提倡日本人接吻、牵手、跳舞，另一方面又对表现美国大兵和日本姑娘谈情说爱的照片“零容忍”。但既然美国人“崇尚言论自由”，那么占领当局的查禁制度也是提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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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带来的启发也只有在非官方推行（也就是日本人自愿接受时）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经历了将近十年的文化贫瘠和军事宣传后，多数日本人对任何外来的或“带劲儿”的事物均如饥似渴。战时，“反映个人幸福”的电影断不能在日本上映。如此说来，比起高屋建瓴的“民主”课程，格伦·米勒（Glenn Miller）和贝蒂·格拉布尔（Betty Grable）对解放日本人做出的贡献更大。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以来，人们还从未如此痴迷于“色情、猎奇和无意义”（ero guro nansensu）：脱衣舞受到热捧，印有美女招贴画的杂志行销一时，它们有着诸如L’Amour（法语：爱情）、Liebe（德语：爱情）、“夜总会”或“新自由派”等有色情意味的名字。同时，上百万人饥肠辘辘，流离失所，孤儿只能在火车站过夜。不过，要说1948年最轰动的事，莫过于一首名为《东京布基伍基》（‘東京ブギウギ’）†的金曲，歌词大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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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布基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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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带劲，喔唉喔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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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扑通扑通、啪嗒啪嗒跳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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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歌，这首欢乐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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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布基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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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最高司令官手下的清教徒官员一度下令禁止“同当地人员亲善”，还是有日本人主动接近美国驻军。开风气之先的是人称“潘潘女”（pan-pan girls）的业余或职业妓女，她们与大兵“亲善”，换取丝袜、钱、吃的，或仅为一个睡觉的地方。“潘潘女”的揽客场所一般选在被焚毁的公园，或满目疮痍的市中心湿漉漉的弹坑里。她们一身廉价的冒牌美国行头，模仿好莱坞明星的举手投足。既招人羡慕、又背负骂名的“潘潘女”是战后日本率先接触美国商业文化的先驱。与之类似的还有儿童，每个美国大兵身后都能看到他们奔跑的身影，为的是讨要巧克力和口香糖。美国人倒也慷慨，一般会开着吉普车，穿梭在废墟之间，分发这些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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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美国流行文化的知识分子在法国文学中寻找寄托。部分老于世故的文人身上透着一种精致的虚无主义情怀。马克思主义杀了个回马枪，很快便重新占领大学校园以及东京和京都的咖啡馆。然而，不论其形式如何及以何面目示人，文娱创作在占领期间蓬勃发展，欣欣向荣。哪怕依旧面临杂七杂八的查禁制度，但时局与军国年代那种令人窒息的限制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日本人在拥抱思想和艺术自由一事上无需教导或怂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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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其实只是一道掩人耳目的幌子。日本问题的根源同歌舞伎或富士山无涉，主要还是出在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身上。这一神圣体制为践踏公民自由大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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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持“国体”的狂热关切阻碍了包括裕仁天皇在内的战时领导层在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前承认战败。部分美国人，尤其是对日本人心理有研究的保守派专家，主张盟军应在这点上予以妥协。举例而言，战前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便希望盟军给出维系日本皇室血脉的承诺。但也有人——往往是秉持自由立场的人——坚信这一做法将使任何试图理解现代日本军国主义根源的努力化为泡影。两派之间的矛盾一直延续至麦克阿瑟主政期间。彼时，占领当局分为拥护罗斯福新政的自由派和强硬右派。多数“新政派”成员同麦克阿瑟一样，满怀一腔抱负，但不怎么了解日本。右派则认为自己比前者更了解日本，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德国血统这一点恐怕纯属巧合。情报系统掌门人查尔斯·威洛比将军（Charles Willoughby）便是一例，他原姓魏登巴赫（Weiden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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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日本投降后，东久迩宫稔彦王§曾临时执掌日本政府两个月。他资质平平，和皇室关系密切。他的副手是曾在侵华战争期间担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公爵。“皇军”是没了，但这二位仍不死心，希望“国体”如故。当然，改革肯定是需要的，但应该是渐进式的，且须划定范围。为此，东久迩稔彦任命了一批特殊的幕僚。日本的战败曾被归咎于国民“没有血性”，满洲阴谋家石原莞尔因此担负了鼓舞日本人士气这项责任。直到1945年9月，石原仍在发表演讲，大谈亚洲和西方之间即将到来的冲突。幕僚里还有儿玉誉士夫这位粗俗的右翼政坛黑手，他曾在中国的日占区大发横财。1945年8月，儿玉正张罗着为美军设立妓院，为了维持旧秩序，他可谓动足了脑筋。10月，最高司令官下令废除对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法律限制之后，东久迩稔彦视其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随即辞官卸任。石原逃脱了战争罪起诉，对此，他自己也倍感意外。他卒于1949年。儿玉被控犯有战争罪，蹲了几年大牢后继续在右翼政坛扮演不甚光彩的角色，直到1975年前后被曝出卷入一宗巨大的腐败丑闻，方才退出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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