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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田中正造：不应该被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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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中，大力发展工业，促使经济腾飞，也产生了环境污染问题，普通民众为了国家强大而付出高昂代价。在政府看来，这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代价。而田中正造这位环境保护论的先驱则认为，经济近代化的首要目标是为人民的福利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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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正造一生五次入狱，为正义而斗争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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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1868年，田中正造年仅27岁。作为栃木县佐野市的一名村长，田中正造联合各村村长反对贪污的地方长官。结果反而被关进监狱，而后又被赶出这个长官的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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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1871年，秋田县鹿角市的一名官员被杀，身为该官员下属的田中正造蒙受不白之冤，锒铛入狱，四年后才得以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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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田中正造走出监狱之日，正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萌动之时。田中正造积极参加自由民权运动，成为一名活跃的民权领袖，并成功当选栃木县议员。彼时栃木县是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焦点，因为栃木县县令三岛通庸蔑视地方议会，残酷镇压自由民权人士。田中正造勇敢地站在斗争最前线，与被称为“鬼县令”的三岛通庸对峙。最终三岛通庸被调走，民权派取得了胜利。不过，田中正造个人也付出了代价：三岛通庸临走前找借口，将田中正造投进监狱，关了40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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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走出监狱后，田中正造被选举为栃木县议会议长。经过十多年的自由民权斗争，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日本议会也正式开设。田中正造从第一次就成功当选众议院议员，而且连续六次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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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日本近代化的效果开始显现，经济发展出现了加速的趋势。但是，正当国家的全面发展似乎充满活力时，许多普通民众很气愤地发现，他们不得不忍受发展带来的负担：普通家庭不得不喝有毒的水，吃种植在被污染土地上的食物。特别是在足尾山铜矿附近的渡良濑川流域，河鱼死亡，庄稼枯萎，牲畜死亡，病人也大量增加，原本的鱼米之乡变成了灾难之地。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起环境公害——“足尾矿毒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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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世界上每个地方的采铜业都是个非常肮脏的行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足尾山铜矿是日本最大的矿山，经营者古河市兵卫认为，日本必须尽快实行工业化的主张，生态和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次要的。这也是一心发展经济的政府的看法，因此政府对民众的痛苦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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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的农民找到了众议员田中正造。此时田中正造已经年届五十，须发斑白。这位充满正义感的政治家强烈地主张，普通人“不应被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从此，他全身心投入“足尾矿毒事件”，为维护民众利益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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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科学家的分析报告，田中正造向明治政府提出质问书，但是政府没有回应。1891年12月24日，帝国议会召开，田中正造当面质问农商务大臣陆奥宗光：为什么对质问书没有答复？陆奥宗光困窘地答道：关于这个问题明日答复。可是到了第二天，胆怯的陆奥宗光没有出现在议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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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正造在议会上发言，一针见血地揭穿陆奥宗光和古河市兵卫的裙带关系，批评政府姑息养奸。他指出，即将生效的法律明确规定，采矿企业危害公众利益时，农商务省应收回授予的特许权。他痛斥政府在民众的痛苦面前无动于衷，“政府已经抛弃了宪法规定的它有责任加以保护的人民。毁灭人民就是毁灭国家。所谓的‘政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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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的压力下，政府答复称，事故原因“尚不清楚”，继续回避责任追究。农商务省的报告说，“国家由足尾铜矿所得的公共利益，远远超过受害地区的任何损失”。政府发言人后来解释说，“足尾矿毒事件”证据的数量还没有严重到使人相信“危害公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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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加干涉，导致环境灾难继续蔓延。特别是1896年9月的一场大洪水，矿毒造成的公害污染急剧扩大，民众深受其害。随后，800位村民前往东京，向官府抗议。田中正造不仅在议会抨击政府和矿主，同时还在东京组织大型讲演会，要求铜矿停业。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报纸在头版登载有关报道，许多著名批评家也呼吁政府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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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果然行动了。可是，它不是去解决“足尾矿毒事件”，而是出动宪兵、警察，残酷镇压来东京请愿的受害农民。100多人被逮捕，其中50多人以聚众滋事罪被起诉。在议会里，田中正造愤怒地质问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后来，在对受害农民的审判法庭中，旁听的田中正造故意打哈欠，结果被法官以“蔑视法庭罪”判处禁闭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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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走出监狱时，田中正造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翁了。他在议会里孤立无援，被迫辞去了众议院议员的职务。但是他越挫越勇，继续到处演讲，控诉矿毒损害。议会充耳不闻，政府不屑一顾，田中正造决定直接向天皇上诉。他写下遗书，在东京街头拦截天皇车辆，结果被警察拘捕，第五次被投入监狱。这一事件轰动全国，也让“足尾矿毒事件”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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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众议院身份后，田中正造成为一介平民，可是他斗志丝毫未减，一心献身于解决矿毒问题的斗争。当时政府借口为防洪水，决定将一个村庄作为蓄水池，为此要把村庄夷为平地。田中正造入住村里，和村民同吃同住，一起抗议政府强制废弃该村。在此期间，他有家不回，连换衣服都顾不上，浑身长满了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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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73岁的田中正造积劳成疾，客死在一位环保支持者家中。在他的枕边，只有一只斗笠、三本日记和没有写完的厚厚手稿，以及《大日本帝国宪法》和《圣经》各一部。这就是田中正造的全部财产。有数万人参加丧礼。根据田中正造的遗嘱，他的遗骨被分别埋在栃木县、群马、埼玉县的6处矿毒受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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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中，大力发展工业，促使经济腾飞，也产生了环境污染问题，普通民众为了国家强大而付出高昂代价。在政府看来，这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代价。而田中正造这位环境保护论的先驱则认为，经济近代化的首要目标是为人民的福利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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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理念的论战，不同利益的斗争，充斥着明治时期。直到田中正造去世之时，足尾铜矿还在生产，民众只得继续忍受痛苦。一直到1973年铜矿采掘告罄，矿井才彻底关闭。第二年，在政府的调停下，铜矿公司和污染受害者之间才达成了最后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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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距离田中正造去世已经六十一年了。虽然他生前没有看到胜利的结果，可是他的思想终于被日本社会认同，而且成为20世纪下半叶日本反环境公害的锐利武器，他的勇敢行动更成为许多日本人的榜样。田中正造的思想也走出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环保者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那句名言“不应被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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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森有礼：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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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欧美留学工作多年，曾经是日本激进的“文明开化”运动的推动者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者，为什么后来却蜕变为狂热的国家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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