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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学术理论的繁荣与教育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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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代，不仅儒学，其他各种学术理论也都十分繁荣。其中之一就是历史学，林家和水户的德川家展开了两项大规模的修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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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罗山的林家修史，在子春斋时以完成三百一十卷的《本朝通鉴》而大功告成。水户的修史，则由藩主光国策划，动用了众多史官进行编修，于1699年（元禄十二年）完成了本纪和列传的一部分。之后，修史事业继续推进，包括志、表在内的三百九十七卷本的《大日本史》的完成是在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无论从这一工程耗费的漫长时间上，还是篇幅上来看，都堪称空前绝后的大规模文化工程。同时，由于两部著作都出自儒学家之手，所以骨子里留存着儒教的名分论，但通过实证调查记录历史事实的态度却是贯穿始终的。尤其是《大日本史》，去掉了不能认定为史实的神代，并一一注明用于文献依据的史料名称，可以说清晰地显示出了科学的历史研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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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纲吉之后，在第六代家宣、第七代家继两将军的时代中，推进文治主义政策的新井白石，作为历史学家也建立了丰功伟绩。还有将日本历史的时代第一次进行合理划分的《读史余论》、试图将神代故事作为人类历史寓言来理性解释的《古史通》、叙述各藩历史的《藩翰谱》等，更是非同寻常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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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后必须提到农学。为了维持、提高农业生产力，不仅需要政策上的支持，还需要对农业技术进行科学研究。宫崎安贞的《农业全书》则是顺应社会需求而努力进行学术研究的一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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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换一个领域的话，则应该关注日本独有的数学即和算的发展。1708年（宝永五年）去世的关孝和的和算研究，据传涉及了微积分的领域。仅从年代上而言，稍早于牛顿以及莱布尼兹的高等数学研究，这也证明和算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只是，欧洲的数学作为自然科学以及应用技术的基础学科取得了合理的进步，与此相对，和算却沦落为解题竞争的游戏。作为一门学问，它没有获得系统的发展。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正是和算在理性的科学精神尚未成熟的日本，作为孤立的匠人技艺，遭遇了畸形发展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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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关于本草学、医学虽说也有很多想要论及的内容，不过只能省略了。总而言之，学术理论的繁荣之所以达到这种程度，不得不说是太平盛世中文化需求普遍高涨的结果。前代中，实施系统教育的设施只有寺院之类，为了让孩子们学习知识必须将他们送到寺院。但到了这个时代，市井的寺子屋（这个名称有着前代寺院教育的遗风）的老师开展读书、习字等初等教育（图47），教育也在庶民中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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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古以来虽说就有在南都以及京都五山等地印刷、出版佛典等事例，但几乎所有其他读物通常都是经过手抄后阅读的。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出版成为一种商业行为，城市中开始有人经营书籍，大量发行印刷本，促进了知识的普及。下面要谈到的庶民文艺，作为出版、销售的商品被生产出来，这可以说是与以往的文艺作品之间的根本区别之一。封建统治者也许并不喜欢民众知识的开发，但是，民智的进步已经无法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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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寺子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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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史 商人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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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开发广泛惠及庶民阶层的历史根源，可以说来自这个时代商品经济发展与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基本趋势。为了最大限度掠夺农民，维护农业再生产成为封建社会存在的重要条件，商品经济的发展反倒是导致这一基本结构解体的有害现象。尽管如此，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广大经济圈的形成，在这一条件下封建社会的确立才成为了可能，在进入太平盛世之后，这一最初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起来。依赖于土地作物的武士和农民，都被卷入了商品经济中，从而变得贫困，而另一方面，掌握商业资本的商人的力量得到了相对强化，总体而言，商人的社会地位在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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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集中到了城市，上一个时代，京都人口为十万余、堺市为三万余、镰仓为一万余的程度，而到了这个时代的中期，仅商人人口江户为五十万、大阪超过了三十万。城市商人的要求，显然反映在文化领域中，商人文化变得空前繁荣。甚至明显反映武士政治要求的学术领域中，也出现了诸如伊藤仁斋和富永仲基那样的商人学者，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到。艺术领域中，武士保护下的猿乐能以及狩野派的绘画，丧失了作为新时代艺术的生命力，变得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被儒教乃至武士道的封建道德的教条以及礼数束缚，不得不压抑内心真实情感的武士，无法为文学艺术的发展作出贡献也应该是在情理之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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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尚未完全掌握文化主导权的庶民，终于全面占据了时代文化的主导地位，迎来了庶民文化—严格而言是商人文化—的全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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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禄时代商人的文学艺术，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俳谐。俳谐源自连歌，诙谐是其基本特色。抛弃了武士身份而成为市井隐者的松尾芭蕉，1681年（天和元年）开始创作高雅俳谐，将俳谐一跃提升到艺术的境界。芭蕉的俳谐，在把握自然的闲寂情趣这一点上，充分发挥了特色，高雅脱俗的精神，令人对前代的宗教境界浮想联翩。作为俳谐源流的和歌，素材局限在固有类型的自然与人事中，而芭蕉的俳谐则将热情的眼光投向一切日常事物，巧妙地将它们用作艺术素材，堪称顺应时代的大众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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俳谐的起句开始进行独立创作，仅有十七个音节的短小诗歌形式诞生了，这在世界上也实属罕见，备受瞩目。而且，它不是少数专业俳人的专利，而是作为广泛民众都能欣赏的艺术普及开来，这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正因为它是短诗的形式，具有任何人都能简单创作的大众属性，因此也存在着缺乏艺术提炼而易陷入平庸的危险。这一点暂且不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芭蕉的俳谐，微妙地保持了饱满的艺术精神与大众通俗性的平衡，开拓了深湛的艺术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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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须提到的是浮世草子。浮世草子，是由前代的御伽草子以及沿袭了这一传统的假名草子经过进一步演变发展而来的。俳谐作者井原西鹤，通过轻妙的俳谐手法，表现了以敏锐的写实精神捕捉到的商人生活的林林总总，从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并成为文学史的主流。俳谐特征强烈的西鹤作品中，具有长篇构思的《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等作品，在长篇结构较为薄弱这一点上，与其奉为范本的《源氏物语》十分相似，但是，从敏锐观察商人享乐、牟利、蓄财等现实状况的早期作品，到明镜般映射出陷入贫困底层的人们的窘迫生计及其绝望心境的《世间胸算用》《西鹤置土产》等晚年作品，西鹤的创作堪称日本现实主义的一座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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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必须提到的是人偶净琉璃。自古以来民间流行由名为“傀儡师”的演员操作的人偶剧。人偶，最初是用于宗教仪式的咒物，逐渐变成了演出道具。另一方面，还出现了在三味线—战国时代从琉球传入的三弦改造后的产物—伴奏下表演说唱净琉璃的曲艺形式，此后，它与操作人偶的表演相结合，诞生了人偶净琉璃这一崭新的表演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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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初期的人偶净琉璃，以表演极端神勇人物故事为卖点的“金平净琉璃”等杂耍类节目风靡一时。到了元禄时代末期，出现了一位竹本义太夫，他创造了“义太夫调”，同时还有一位著名作家近松门左卫门，为义太夫创作了大量净琉璃，净琉璃终于作为一门艺术达到了高雅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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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松也按照人们对人偶净琉璃一贯口味，在创作人偶动作幅度十分夸张的历史剧上煞费苦心，不仅如此，他还创作了写实地表现人情微妙的世态剧，如《殉情天纲岛》等杰作，这类剧目更是受到了近代的高度评价。近松的净琉璃不是剧本剧（Lesedrama，即不以上演为目的、仅用于阅读的剧本），而是用于操控人偶的剧本，因此与西鹤的浮世草子等的自由创作不同，难免将登场人物概念化。但是，他又有别于西鹤那种用洒脱的客观态度来把握人生，对作品中的人物寄予了深切同情，近松优秀的剧作，尤其擅长表现义理人情冲突的悲剧主题，成功刻画了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的人们深切的喜怒哀愁。这一点与不用真人演员表演而得以贯彻纯粹艺术创造的人偶剧特色结合在一起，造就了日本艺术史辉煌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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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点必须提到的是歌舞伎。歌舞伎起源于阿国歌舞伎，由德川家康时代名叫出云阿国的巫女与名护屋三郎共同创造，并使之流行。最初是以舞蹈为主的单纯的表演，后来演变成有戏剧结构的演剧。元禄前后，出现了市川团十郎、坂田藤十郎等知名演员，大幅度提升了演出内容。表演场地，最初是模仿能乐舞台，观众坐在露天的地上观看演出，后来进入剧场演出（图48），剧场中配有有屋顶覆盖的两层楼观众席、花道[55]、拉幕等装置。仅歌舞伎剧场作为服务于公众的建筑物的出现，就已经是史无前例的事件了，可视为大众文化设施发展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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