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16474 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704]

1706616475 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十六章 宗教、艺术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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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477 第一节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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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479 或许镰仓时代佛教最突出的特点是其作为大众宗教的发展。我们已经暗示了这种变化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把佛教主要作为一种美学宗教来发展的贵族群体的衰落，从享有圣俸的神职人员的高傲和贪腐，从武士阶层的崛起，从充斥着死亡和苦痛、抚慰人心的教义大受欢迎的总体上混乱的时代中找到这些原因。无疑，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学问已经从贵族阶层扩散到百姓当中，而且一种简单的本土文字的普遍使用似乎也有助于诸如源信、良忍（Ryōnin）等僧侣的通俗易懂的教义在百姓当中得到传播。12世纪和13世纪，大多数传讲佛法的僧侣用汉字书写高深的论著，也会用日文即“混合假名”书写通俗的著作。比如，亲鸾（Shinran）就曾在他的一本著述中论证了使用日文的合理性，他说：“乡野人士不知道汉字的意思，而且非常愚钝。因此，为了让他们能毫不费力地理解，我一遍又一遍地书写同样的内容。文雅之士会觉得奇怪，也一定会嘲笑我。但是我不在乎他们的嘲弄，因为我写作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愚钝的人明白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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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481 佛教得到普及并逐渐变成全国性的宗教，开始有了一种日本人的特性。镰仓时代一些伟大的法师都用自己的方法表现了当时的情绪，即反对藤原氏正统佛教，通过研习他们的生平，研习者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这种反对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不同的形式，即复兴奈良时代的众佛宗，尤其是华严宗和律宗；创建新的重要的佛宗，比如从平安时代的众佛宗中分离出来的净土（Jōdo）宗、真（Shin）宗、日莲（Nichiren）宗；宋朝，随着日本与中国往来密切，禅宗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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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483 复兴奈良时代的佛宗，虽然意义重大，但是这些佛宗却没有回归宗教发展的主流，因此必须略过不谈，但是东大寺却值得一提，它在1180年被焚毁之后，于1190年在源赖朝的资助以及来自日本各地的捐助下得到重建。第一个新创立的佛宗是净土宗。在过去，净土宗的教义已经得到一段时间的传讲，但是著名的法然上人（1133～1212），将净土宗的教义整合成一个相互连贯的整体。法然上人主要是受到源信《往生要集》的启发。他在即将示寂之时写下的一段话表达了他的信仰，具体内容如下：“我所教导的获得终极救赎的方法既不是像过去很多中国和日本的学僧那样冥想，也不是像那些已经研习并且理解阿弥陀佛名号深意的人那样反复念诵其名，而是单单相信他的仁慈，反复念诵其名，只有这样一个人才可以在极乐世界获得重生。”那么，他所信的是念佛的完全的效力，而不是其他佛宗所宣称的相对的效力。因此，救赎是面向普通人的，因为信才是唯一的要素，学识或善举几乎是一个阻碍，因为它们会让人骄傲并且依赖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阿弥陀佛的仁慈。法然认为阿弥陀佛选择把念佛作为得救的途径是因为所有阶层的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念佛。这种教义既非正统又广受欢迎，因此他决定必须创建一个新的佛宗即净土宗，其创立可以追溯到1175年。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皈依净土宗的人“像天上的云一样”不断增多。皈依的人包括来自各个阶层的男人和女人。他得到几任天皇的信赖，据说已退位的后白河（Go-Shirakawa）天皇念佛念了数百万遍，死的时候还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他的世俗信奉者中有很多贵族，包括摄政九条兼实（Kanezane），很多来自天台宗和真言宗的或高位或低位的僧职人员都来投奔他。权威传记中关于他的几则趣闻逸事表明他的影响力扩展到日本的偏远之地，现存的信件记载了他与镰仓以及其他地方的武士交流对教义的见解。这些武士当中最有名的是熊谷次郎直实（Kumagai no Jirō Naozane），据传他因为在战争中杀死了一个男孩而削发悔过。唉，毕竟只是传奇故事啊！真实记载显示他的动机是因打输一场官司而生的失望。不过一位身居高位的武士皈依净土宗依旧可以表明法然的重要影响力。一般来看，武士阶层运势正旺，不需要宗教的抚慰。但是镰仓早期的生活艰难、惨淡，源赖朝的武士并不都具有其侍主那样久经磨炼的坚强品格。经证实，那个时候似乎真的有一些厌世的武士，痴迷法然教义，选择通过自杀尽快进入极乐世界，尽管他的教义之中并没有可以证明这一做法的合理性的地方。至于他的教义在普通人中得到普及，我们可以从他在临终之前的言语之中找到其合理性：“无论高低贵贱，无论在哪里，只要念佛，我必与他们同在，哪怕只是渔民的茅草屋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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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485 一个既不依赖僧职又不依赖仪式或建筑的新教派的兴起，势必会引起其他旧有佛宗的敌意。这个时期，这些旧有的佛宗嫉妒净土宗的特权，他们诉诸暴力，或彼此争斗，或以最微不足道的借口对抗宫廷。他们请求禁止念佛，尽管法然在一些身居高位的朋友的帮助下暂时阻止了他们的攻击，但是最后他没能阻止敌人的中伤，也没能降低其追随者的热情，后者看起来几乎和前者一样危险。这是日本第一个惨痛的宗教仇恨和迫害的案例，必须注意的是，这种仇恨和迫害源自贪腐、放纵的僧侣而不是偏执于某种教义的人。的确，反对法然的人当中有一些博学多识的僧人，他们认为他的教法具有道德颠覆性。但整体上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对他的攻击更多是为了争夺特权而不是争论真理。后鸟羽天皇站在了法然的对立面。1207年初，法然的几位最热心的弟子被杀，其他弟子被驱逐，他自己也被流放，于1207年底获释，但是直到1211年才获准进京。他在都城受到极大的欢迎，但是这个时候他上了年纪且患病在身，第二年第一个月就逝世了。临终的时候，他的弟子将阿弥陀佛的佛像拿到他跟前，并按照阿弥陀佛信众的习俗，将一根彩绳系到佛像的手上，并要将死之人抓住绳的另一端，这样一来佛祖就可以将他带入极乐世界。但是法然拒绝了，说他不需要这样的帮助，因为他已经看见天上有一众佛祖在极乐净土的光辉中等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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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487 法然的逝世加快了人们信仰他的教法的速度，而这让奈良和京都的僧人更加愤怒。宫廷在他们的请求下在多个场合禁止念佛，此外还有进一步的迫害之举，即亵渎法然的陵墓。这种敌意持续了一代人，但是净土宗的生命力是如此之强，单靠暴力难以压制，而且继承法然衣钵的是一群不屈不挠的僧人，其中居首的是亲鸾（1173～1262）。法然在世的时候，亲鸾虽然被流放到南方，但是一直在弘扬念佛，这时他回到日本东部，在众令制国弘扬念佛法门。从某种意义上讲，净土宗这时还不是一个确切存在的佛宗，部分是因为它经历的迫害，部分是因为其他与其对立的宗教活动的发展，最后一个原因可以说是它的寄生性，即它可以和其他教法并行不悖。事实上，最后一个特征也是它的力量之源，因为它能让信众在不脱离其他佛宗的情况下信奉它，直到17世纪初净土宗才成为一个独立的佛宗。起初，它只有几座佛寺和少量地产，因为它作为一个有机构的佛宗势单力薄。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作为一个信仰才有这么强的生命力，结果直到今天净土宗依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佛宗，据说现在有超过1600万信众。这些信众中，有200万为净土宗本宗信徒，其他信众都是自法然逝世后由于分离主义运动而从净土宗演化而来的其他佛宗的信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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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489 这些佛宗当中最为重要的是亲鸾创立的净土真宗（Jōdo Shinshū），他用一个非常有趣且有效的方式改良了法然的教义，这种改良值得关注，因为它表明了日本人面对宗教问题的典型态度。他将念佛法门的理论发展到一个逻辑极端，他主张只要向阿弥陀佛祈祷一次就足以获得救赎，接下来对阿弥陀佛名号的反复念诵都只是为了颂赞阿弥陀佛，可以做但不是一定要做。一旦确定可以进入极乐世界，一个人就没有什么理由投入宗教服侍活动或思考深奥的教义，他就不用崇拜除阿弥陀佛以外的其他佛祖了。他最好去过普通的生活，做父母，做社会的一员，遵循普通的、世俗的、对善行的规范。亲鸾为他的追随者树立了榜样，他既不是僧侣也不是世俗之人，而是沙弥。沙弥这种称呼在平安时代就已经出现，指的是那些过着宗教的生活却不完全遵循佛教诫命的人。他有6个孩子，都是同一女子（据说该女子是摄政九条兼实的女儿）所生，女子名叫惠信（Eshin），是一个尼姑，但实际上是亲鸾的妻子。从他那个时期开始，净土真宗不仅允许高僧娶妻，而且明确地劝阻独身，净土真宗佛寺的僧职通常是世袭的。他认为高僧不是应该追求尽善尽美的人，而是老师，他们不应在衣着、生活方式上与他人区别开来。他甚至不认同师傅和弟子的划分，他认为所有念佛法门的信众都是同一团体中彼此平等的会众。用来形容这些团体的文字表明，从类型上讲，净土宗及由其派生而来的佛宗最初是会众制的佛宗[1]，它们大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接纳来自卑贱阶层的信众。亲鸾曾在自己的一本著述中说他希望“可以像庄园中或田间最粗野的耕农一样”。亲鸾将宗教行为简化到了极致，但是我们一定不能认为他或许只有最基础的宗教哲学认知。他们都是非常有学识、非常机智的佛学家。他们能用简单的语言向愚钝之人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他们有多卷高深的著述，需要相当多的专业知识才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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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491 净土宗还有其他几个重要性各异的分支，但是我们可以说它们都依赖念佛，这与当时大的佛宗不同，比如法华（Hokke）宗。法华宗的创始祖师是日莲（Nichiren，1222～1282），他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日莲的生平和著述更加集中地展示了镰仓时代佛教的特点，这些特点已经在信奉阿弥陀佛的佛宗中有所体现，因为他的教义反对既有信仰形式，有普遍的吸引力，有民族性的目的。我们可以说日莲完成了佛教本土化的漫长进程。他与同时代的其他大师一样，最先研习的是天台教义。但是天台教义太过宽泛，很快便无法满足性情刚烈、行事果断的日莲。大约在30岁的时候，他开始反对高野山真言宗的僧众奉行的神秘主义，反对念佛法门的信众奉行的阿弥陀佛教义，反对奈良众佛宗的戒律（ritsu），反对新兴的禅宗。我们会看到他所谴责的包罗万象，需要注意的是他所给出的自己攻击这些不同的佛宗的主要原因是它们使百姓困顿、国家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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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493 受到强烈的民族感驱使的他既是一位政治改革者，又是一位宗教改革者，从其所著的《立正安国论》（Risshō Ankoku Ron）一书的书名中便可以看到这一点。他经常在其论述中提到诸如“国家的兴旺”等表述。在一部名为《开目钞》（Eye-opener）的作品中，他说：“我要做日本的支柱。我要做日本的眼睛。我要做日本的伟大器皿。”这是一种新的提法，因为尽管之前佛教僧职一直影响着世俗势力，但是之前从未有僧人将百姓的精神安宁与国家的现世命运联系起来。但是野心勃勃、生性刚烈的日莲可能并不惧怕，反而喜欢反抗权威。他的一生就是激进改革精神而非温和的圣僧精神的体现。他打破了日本的宗教宽容传统，因为到此时日本的宗教差异并没有引起或者很少会引起仇恨，但是日莲认为所有其他教义都是异端，是不应该存在的，迫切希望废止这些教义。同时，他还是一名于人有益的老师，是一个学识渊博之人。在旷日持久的研习之后，他确定《莲华经》是唯一内含永恒真理的佛经，是唯一的得救之路。因此，他宣称应当回归天台祖师传教（Dengyō）大师[2]阐释的早期天台教义的纯粹。深受当时流行的末法时期（Latter Degenerate Days）已经来临的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人需要的是一些简单获得真理的方式。虽然他的结论是在艰难的哲学历程之后才得出的，但是他广受欢迎的教义将宗教的本质浓缩成简单地吟唱备受尊崇的佛经《妙法莲华经》的题名，即吟唱“南无妙法莲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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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495 因此，在实践中，法然的追随者和日莲的追随者之间的差别看似很小，前者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后者吟唱“南无妙法莲华经”，但是二者受到的是不同信仰的启示，一种消极被动，另一种生气勃勃、肆无忌惮。日莲宗始终带着其创始人的性情，因而日莲的僧涯不只有传记意义。在确定了真理是什么之后，他便开始了积极的宣讲。他激烈的言辞惹怒了本地的地头，在本村遭到地头追捕，于是他逃到镰仓定居，在那里他在街道上和在空旷的地方向众人宣讲，大胆地抨击信奉阿弥陀佛的众佛宗和力劝日本的统治者。这发生在1260年，当时全国上下的局势确实能够证明这种极深的悲观情绪的存在。1257年，日本发生了一次大地震，一年之后又发生了风暴、洪水、饥荒和瘟疫。北条政权出现崩塌的迹象，武士阶层焦躁不安，神秘佛宗的高僧因百姓的恐慌而获利。日莲将所有这些灾难归咎于当时宗教的堕落，并且预言，如果国家不能转向真理，如果统治者不能废止错误的教义，那么他们还会遇到更多的灾难，尤其是外来入侵。这种引人侧目的言论，兴许是基于先见之明，但只会惹怒那个收到其言辞生硬的陈情表的幕府。他被流放，直到1263年才返回镰仓。他再次比以往更加激烈地宣讲，虽然始终处在危险之中，但是一直有人改信他的教义。他活跃的地点在日本东部，那里是封建主义的大本营，其激进的教义吸引很多侍及侍主前来追随他。他毫不留情地谩骂、抨击，在一贯使用复杂敬语的语言中能够读到这样没有节制的谩骂也是一件趣事。他谩骂弘法大师（Kōbō Daishi）是“日本最大的骗子”，谩骂真言宗的博士是“叛徒”，抨击禅宗是“恶魔的教义”，谩骂律宗的会众是“强盗”，抨击念佛是“地狱般的做法”。在听闻元朝的使臣被处决之后，他写信给朋友说：“太遗憾了，他们砍掉了无辜的蒙古人的脑袋，却让净土宗、真言宗、禅宗和律宗的高僧毫发无伤，他们才是日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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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497 从他与他人往来的信件来看，尽管他生性爱挑战权威，但是他与弱者或卑微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却是温柔的。一些他写给会众的、令人喜爱的友好书信得以留存至今。他的会众既有男人又有女人，因为与较为古老的佛宗不同，他与法然、亲鸾一样，认为女人有能力最终成佛，尽管他确信女人在极乐世界必须首先重生为男人。他承认自己是“日本最难对付的男人”，因此注定会受到迫害。1268年，当忽必烈可汗的使团到达日本的时候，日莲继续劝诫官员和高位僧职，但是高位官员听不得批评，即便那些批评是有理有据的。不久日莲被裁定为叛国者，在奇迹般地逃脱被处决的命运之后，他再次被流放。他始终相信自己和自己的使命，从未动摇。事实上，在这次被流放期间，他坚信自己是在实现佛祖的预言，坚信自己注定要在末法时期作为信使来揭示真理。他甚至把自己看作被选用的器皿，要在日本创立一个普世的有圣见的佛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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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499 虽然日莲被流放，但是他在镰仓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因为幕府中有一些人欣赏他的性格，还有一些人迷信地认为迫害这样一位圣人可能会招致佛祖的怒火。1274年春，蒙古人意欲攻打日本的消息已经人尽皆知，这印证了他的预言，让他更加受人尊崇，所以他们把他召回镰仓。他们向他咨询，他回答说，面对灾难，唯一的保全之策是所有民众接受他的信仰，同时压制其他所有信仰并放逐其领袖。官方同意做出一些让步，但是他不愿妥协。士兵决定仰仗自己的剑和神秘佛宗的咒语。日莲永远地离开了镰仓，归隐山林。对他如此激荡的僧涯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局，但是对自己命运的强烈且奇妙的信心激励着他，他一直活到1282年冬天。在他逝世之前，蒙古人两度入侵日本，但都被击退。而日莲既没有因胜利而欢欣，也没有因预言的失败而沮丧。虽然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但是他对世事却有着现实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击败蒙古人只是偶然，并且他所预言的社会瓦解虽然会因元朝舰队的溃败而有所推迟却难以避免。军队声称胜利是得益于他们的勇猛，真言宗的高僧认为是得益于他们的祈祷，但是日莲却在几个月后写给一位武士老友的信中说：“你问问是他们砍了蒙古可汗的脑袋吗？”各种事件证明他对时代弊病的判断是准确的，尽管他可能给出了错误的解决方案。他所谴责的弊病继续扩展、蔓延，政府崩溃，日本陷入长达数个世纪的动荡之中。日莲宗在各种压迫下存活、壮大，其信众一如既往地坚定自信，充满了传教士般的热情。[3]迄今，日莲宗有300万信奉者。他们沉迷于持续不断地敲打木鱼、吟唱，据说这样能够获得末日的启示，因此他们和欧洲的救世福音派有相同之处。直到近代日莲宗的高僧才宣称有治愈被邪灵附体的人的能力，考虑到日莲宗始祖对神秘佛宗的巫术的恨恶，这一发展带有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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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501 读者在阅读了上述关于信仰发展和圣僧生平的叙述后，或许会在其他国家发现很多与之极其相似之处。他或许会带着令人感到悲哀的兴趣发现，那些装饰或玷污了西方编年史的圣徒、殉道者、狂热者、偏执者，都是升华了幻想，玷污了真理。不过他或许会认为日本人在对待信仰上表现出一种近乎冷漠的宽容，而这在欧洲是很少见的。他们的宗教历史中有一方面兴许是很独特的，那就是禅宗的发展。禅宗对日本的影响非常微妙、非常普遍，它成了日本最好的文化的精髓。要描述禅宗对思想、情感、艺术、文学、行为的影响，就要详尽地描述日本精神史中最难以理解、最吸引人的一个章节，这里我们只敢以不那么连贯的概要的形式加以简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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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503 “禅”字是从梵文“dhyana”中衍生而来，意思是“冥想”。禅宗与其他佛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认为只有通过直接的直觉感知才能获得顿悟。它既不依赖神圣的佛语的效力，又不依赖慈悲的救世主的力量，它依赖的是个人为理解宇宙的意义所做的努力。从逻辑上讲，禅宗可以追溯到印度，但是其历史传播路径并不清晰。它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早期的佛教思想，因为其核心思想是被称为“正觉”（Sambodhi）的精神体验，但是甚至连它所谓的“历史”都是从520年一位名叫达摩的印度僧侣到访中国开始的，它记录了印度佛教教义在中国思想影响下的发展。它清晰地展现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而老子的神秘主义正是这种思维习惯的另一个体现；不论它的源起是什么，我们都应当把它看作远东特有的产物。禅宗是奈良时期传到日本的，那种认为某些信仰真理是无法用语言阐释，只能靠直觉领会的观念是大多数佛宗，尤其是像天台宗和真言宗这种有神秘主义倾向的佛宗中常见的观念。但是禅宗是于镰仓时代在日本兴起的独立佛宗，它在武士阶层中尤其兴盛。可以说它始于1200年之后不久，以荣西（Eisai）创立临济宗（Rinzai）为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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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505 镰仓时代充满活力的社群支持这样一个通常被描述为沉思冥想型的佛宗，乍一看令人诧异。不过禅宗除沉思冥想外，还有其他特质。中国人在早前就用如下词句总结了它的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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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507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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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509 我们会看到，即便从简单、实际的角度来看，禅宗也有很多吸引武士尤其是独立自主的武士的地方。禅宗不依赖佛经，也没有复杂的哲学；事实上它几乎是反哲学的，因为它强调了悟真相的重要性，认为真相是通过内省而非研习他人言语而获得的异象。对于极其坚毅的封建武士来说，净土宗的感情主义肯定是令人反感的，而他们肯定也无法接受其他佛宗形而上学的微妙。因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学识不够渊博，所以无法理解难懂的术语。不过禅宗信徒旨在达到的顿悟（日语为satori）却是一种非常私密的个人体验。禅宗的大师不读佛经，不举行佛教仪式，不崇拜佛像，他不用长篇大论来教导，而是用暗示和提示来点拨僧徒。僧徒必须自省，自己把握，靠自己的力量在精神宇宙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禅是不能言说的，禅宗没有著述，其较早的文献虽然卷帙浩繁，但大多是大师的生平轶事和课业的集成。大师用隐晦的语言解释难懂的问题，用似是而非的说法来教导，用拳打脚踢或震耳欲聋的喊叫来使僧徒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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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511 一个缺乏教条和理论的体系自然能够适应大多数类型的追随者。反对禅宗的人宣称它是谎言、是装腔作势的神秘主义也并不总是无理由的，因为整体上它反对仪式和习俗，倾向于鼓励信众有自己的怪癖，在极端事例中甚至鼓励他们哗众取宠。我们可以适当地怀疑一些禅宗的知名人士在扯真理追求者的鼻子的时候，或在轻蔑地对待求问的当权者的时候，是在“哗众取宠”；无法得到清晰阐释的东西或许根本不值得阐释，这种论点有一定的道理。最初的时候，禅宗遭到天台宗、真言宗和奈良众佛宗的强烈反对，这也是荣西搬到镰仓的主要原因，那里既有的宗教利益群体的势力没那么强大。禅宗的佛寺至少曾有一到两次遭到反对群体的攻击并被焚毁。使较古老的佛宗尤为恼火的是禅宗的“教外别传”。根据文字记载，1295年一位在朝廷身居高位的高僧对禅宗进行了猛烈批判和抨击，他说禅宗的信众依赖法师的教导，“但是他们的法师无论怎样出众，怎么可以自认为能对释迦的教导加以改进”。他接着说，至于他们所谓的“冥想”，不过是“在自己的座席上打盹，思想一些堕落的、放荡的事情”。自那天起，人们常常暗示禅宗的法师钻营的是骗术，的确他们自以为是的优越令人极为恼怒。禅宗得到了持之以恒的信奉，对两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有非常深远的影响，那种认为它只是荒唐的骗术的观点是愚蠢的。我们可以更为简单、理性地总结：禅宗以其真实的形式展示了就事论事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印度哲学超验思想的独特的反应。正是借着禅宗的形式，佛教才得以与儒学和道教中表达的那种本土的中国思想达成和解，这主要是因为禅宗为一种简单的、实际的社会道德规范留下了发展空间，而印度与日常道德相关的佛教思想往往隐藏在形而上学的层云之中。毫无疑问，正是禅宗的道德元素让它赢得了武士的青睐。有趣的是，中国禅宗的各个派别当中，只有南方的佛宗尤其是曹洞宗（Sōtō）在守旧的日本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曹洞宗教导僧众顿悟是突然的，不是循序渐进的，要坚持严格的自律和内省。这样的教导符合封建武士的脾性和理想。毕竟，它们是实用的、即时的。这些教导不推崇抽象的概念，因为它们告诫人们要自我克制，要“查看自己的本性”。它们反复强调沉着冷静、自力更生；在无遮蔽的禅宗佛寺，僧侣自己打扫、做饭；在朴实无华的花园中，他们自己打理、修整。这符合镰仓早期的节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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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513 既然顿悟是一种神秘的个人体验，我们就没必要徒劳地去细究它的性质。不过，我们可以认为它会让人相信充满宇宙的灵只有一个。这种对内在的感知、对自然界万物一致性的感知，融入了民族思想，体现在艺术中。对自然美始终很敏感的日本人在禅宗中找到了一种生命观，这种生命观不仅赋予其审美以合理性，而且赋予其审美以纯度和力度。可以说禅宗在给他们带来了精神启示的同时也带来了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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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515 第二节 艺术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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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517 在一个封建武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如果京都堕落的上层社会和镰仓简单的封建标准之间有清晰的区分，像一些作者暗示的那样，那艺术或许会面临低潮期。但是，实际上这样便宜的区分并不存在。晚期的镰仓文化在某些方面到了一个毫无新意的衰落阶段，武士阶层的兴起无疑让都市的高雅之士心灰意懒，而它赋予了另一个虽不高雅但充满活力的群体以信心。但是，京都的影响力是持续的、深刻的。都城数百年来一直是文化的中心，是美学成就的真正家园；因为从长远来看，持续的活力终将消逝。镰仓时代的文化并非镰仓文化，除了其独有的封建文化方面之外，也是随着封建势力产生的平安文化的扩展。在前些年的争斗之后，新的统治者急于催生和平的艺术。源赖朝和北条执权对政府和宗教感兴趣。他们尊重知识，即便自己欣赏不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平安的学者在镰仓奉职，镰仓成为重要的宗教活动中心，这些宗教活动都发端于位于西部的都城。当时有两股力量—武士对阴柔的城市生活的反对和与之相抗衡的对都市轻松、高雅生活的羡慕—在发挥作用。所以，可以看到当时的生活方式有两种。这两种方式起初互相对立，后来融合在一起，因为镰仓的武士越来越多地接受了京都的风尚，而贵族也开始关注尚武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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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519 这些不同的倾向在建筑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幕府简朴的标准影响了其建筑样式和装饰，不过我们很容易就能证明镰仓的生活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苛俭。佛寺建筑与平安时代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禅宗的影响下，日本从中国引入了名为“唐样”（kara-yō）的式样。这个时期的禅宗佛寺通常简单且少有装饰，但是它们的简单是基于美学原则上的简单，而不是单单基于勤俭节约。据说执权北条时宗曾派建筑家去中国学习正确的式样，似乎那时的建筑非常宏伟，捐助充足。甚至连十分简朴的源赖朝在远征位于日本北部的藤原氏之后，也被平泉（Hiraidzumi）中尊寺（Chūson-ji）的宏伟折服，开始用壁画和雕刻装饰他在镰仓创建的多座佛寺。此外，他并没有止步于镰仓，他还花费大量钱财用于全日本神社和佛寺的修复，并且慷慨资助皇宫的修缮。正是在他的鼓励下，战争中受损的佛寺如奈良东大寺得以重建。总的来说，宗教建筑因封建主义的兴起而受益。至于民居，当时发展出了一种名叫“武家造”（buke-dzukuri或military style）的建筑式样，这种建筑通过建造围墙、坚固的大门和用于守卫的营房，做好了防御准备。每个围墙之内都庇护着很多人，所以整个建筑很是宏伟。这些建筑在式样上逐渐接近京都的寝殿造，而且变得更加奢华，但是越来越繁复的趋势因禅宗的简约而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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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521 在建筑上，镰仓时期充满活力的氛围取代了藤原时代晚期的疲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宋朝中国的艺术家来到日本，而重建奈良佛寺又赋予其推动力，当时定朝一脉的雕塑家（需要注意的是，定朝是京都人）得以研摹天平时期的杰作。运庆（Unkei）—定朝的第五代传人—为人所熟知的事迹是修复了其中一些杰作，他是当时最伟大的雕塑家，可与其前辈相提并论。尽管镰仓时代有一些延续藤原时代的传统的、不自然的雕塑式样，着色浓重，镶嵌有铜，细节修饰近乎荒谬，但是镰仓时代最优秀的雕塑作品的出色之处在于其栩栩如生的活力。它们极其富有活力且同样简洁，倾向于使用简单的木材，而不依赖色彩或其他形式的装饰。一些最佳的作品体现了逼真的、现实主义的雕塑艺术。从飞鸟时代和天平时代庄严的、理想的雕像到运庆非常拟人的雕像，雕塑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尽管刻画的都是圣僧和祖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名为镰仓大佛（1252年）的阿弥陀佛铜像。旅者非常欣赏这座佛像，但是作为一件艺术作品它不值得最高的赞赏。尽管仅就佛像的躯干和微微前倾的姿态而言，它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作为雕塑来讲它的工艺并不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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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16523 早在藤原时代晚期就已经有几个绘画学派沿着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到镰仓时代，绘画在现实主义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宗教和世俗艺术都表现出这种倾向。的确，很多镰仓时代的佛教画像在类型上属于传统的肖像画，这些画像虽然没有活力，但是画技足够高超，在温和的阿弥陀宗的影响下，画家绘制出一个又一个无精打采、平淡无奇的佛祖。但是镰仓时代还有其他更精美的画作，虽然这些画作不是宗教主题的，但是绘制时却带有宗教含义。这些画作中最出众的是有名的《那智瀑布图》（Nachi Waterfall）—13世纪一位僧人的作品。它是世界上最好的风景画之一，恰当地描绘出宗教情感与对自然的热爱之间的联系。瀑布以其有节奏的、永恒的流动，似乎象征或者表达了某种宇宙的真相，朝圣者崇拜瀑布仿佛瀑布就是神祇。人们似乎还把这幅画悬挂在寺庙中，作为崇拜、祈祷的对象，甚至在今天也是如此。当这幅画的所有者将它拿给宾客欣赏的时候，还会用手抚过流水的线条，吟诵一段佛教祝祷词，沿着流水，从高高的悬崖上方一直抚摸到悬崖西边的石头和树木。这个时期及接下来一个时期的风景画的目的不只是描绘一处愉悦感官的风景，还要描绘一种自然美，这种自然美得能够体现遍布整个宇宙的一种精神。东方艺术中这种神秘元素的重要性很容易被高估。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将对可见的世界的感知看作一种对终极精神实在的表达一直在促使伟大的艺术家去寻找他们所看到的形态的实质，而不是费心劳力地去实现乏味的对地形的忠实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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