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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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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第五篇 室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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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简史：从起源到江户时代 [:170661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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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足利氏的将军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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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6年足利尊氏在京都扶植光明天皇上位，后醍醐天皇逃到吉野建立了与之敌对的朝廷。1336年到继承权争端终止的1392年是日本历史学家们所熟知的南北朝时期。1392～1573年属于室町时代，这个时期是足利尊氏在京都确立地位之后，以京都的一个地区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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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快速地略过第一个时期的政治史，这个时期是足利尊氏不稳定统治的一个令人绝望的序曲，这个时期的冲突和阴谋过于错综复杂，无法详细描述。它表面上看是南北朝之间的竞争，但实质上是以土地和追随者为表现形式的封建特权的再分配。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整个国家因不同等级的封建大名之间的争斗而荒芜，他们或支持这个，或拥护那个，但始终是为了努力满足他们各自的野心和对领地的渴望，只有少数显著的武士精神的典范除外。尊奉武士道的人很难用它来解释那种14世纪的公文中清晰且频繁地揭示的背弃信条的行为。封建道德规范并未完全瓦解，但是这种责任感仅局限于狭隘的家族或某个小群体内部。为了增加自己所在单元的财富，武士会无所顾忌地牺牲更广泛的忠诚。事实上，封建纪律取决于领主惩赏的能力，它无法承受无秩序状态的重压。足利氏争夺最高权力，但他们没有能力进行严格的管控，就像源氏的将军们管控其“御家人”那样，因此他们不得不通过与强大的武将交易来获得支持。当时没有受到损害的人可以向公正的封建法庭申诉，皇室不仅权威弱化而且分化成两个派别。结果治安官、总管以及名田的所有者都倾向于达到自己权力的极致，在自己的土地上实行自治并吞并无力抵抗的邻居的土地。尽管很多旧的头衔和官职得以保留，但是它们要么是性质发生了变化，要么是变成了空洞的假象。“职”这个复杂的体系，即大领主、总管和国级官员之间的权力和收入分配体系开始分化，并以另外一种形式组合起来。它被“另一种直白地建立在隶属基础上的新关系取代……所有的领地都变成了上述领主持有的封地，并被他分给了自己的封臣……世俗领主和宗教领主都已不复存在，将军的权威也被人遗忘，先前的治安官即守护（shugo）已变成了大领主，在其麾下的是领主和武士，他们是在一个封建等级体系下按照降序分级排列的持有封地的封臣和次级封臣”。[1]换句话说，镰仓幕府尚存的对大的封建领主的集权统治这时已逐渐消失—从某种递减的程度上讲，确实如此。一些大的封建大名瓜分了日本的权力，而足利尊氏对他们的权威若有若无。皇宫丧失了大部分特权、财富，实力几乎尽失。那些到此时能够从令制国的庄园中获得一些收入的京都贵族现在经常处于贫困之中，因为先前的总管将其所管土地的所有权利据为己有。即便向将军的法庭申诉索赔也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将军既不敢向他的拥护者施压也不敢强迫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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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将军足利尊氏一生都在日本各地征战。第二代将军足利义诠，始终与其封臣不和，其中一些封臣站到了南朝那边。与山内（Yamana）氏有关的记录简明扼要地描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比如连续不断的战争、不断变化的忠心、中央政权的失败以及大领主的崛起。山内氏是源氏的一支，是足利氏的地位较高的旁系亲属。长期以来，他们只是镰仓幕府相对有影响力的家臣，生活在伯耆（Hōki）国和因幡（いなば）国。北条执权倒台后，他们与足利氏并肩作战。但是，在感觉到足利氏所给的奖赏不够多的时候，他们又跟南朝谈判，计划攻击京都。1353年，京都被南朝的军队占领，将军携北朝的天皇潜逃。接着足利氏重整旗鼓，夺回都城。山内氏不满南朝所给的待遇，于是撤离。不过其他派系接替山内氏征战，1355年足利氏再次被短暂地赶出京都。这时南朝开始衰落，但是封臣的权力增加。山内氏表面上仍站在南朝这边，在足利氏奋战的时候忙于巩固自己的地位。然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实力，与足利义诠达成和解。足利义诠为了让山内氏顺从，任命山内氏的首领为6个令制国的治安官，他们在这6个令制国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那个时代，治安官相当于独立的统治者。那个时代的编年史《太平记》（Taiheiki）中是这样提及治安官的：“现在无论大小事宜都由守护裁定，他是掌管其令制国运势的主人，把幕府的总管及封臣当作属下看待，武力夺走神社和佛寺的庄园，把它们当作军需供应的来源。”到1390年，山内氏已经控制了11个令制国，占日本令制国总数的1/6。到1392年，在事先向足利氏递交了一份宣誓效忠的文件后，他们起来反抗足利氏并带领大军攻击京都。他们最终被打败，他们对令制国的控制权也被剥夺，只有两个令制国（伯耆国和因幡国）除外，他们作为治安官最先掌控的就是这两个令制国。我们会看到，山内氏在1336～1392年几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在这期间他们至少两次改变效忠的对象；他们从一个普通的位置攀升至拥有很大权力的地位是通过吞并与剥夺他人的土地和权利。他们的经历是一个典型，当时在全日本这个或那个豪族都在重复这样的经历，只有处于身在镰仓的一位足利氏成员管辖下的东部8个令制国以及将军核心实力所在的那些地方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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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不断的战火充斥整个南北朝时期，不过中间零星的和平时期容许甚至推动了一种非常独特又有趣的文化的发展。只要军事权力中心在镰仓，地方性的封建社会与大都市的平民社会之间的联系只会是不完美的。但是足利氏搬到京都后，畿内就变成了时事上演的主要舞台，那么两个社会往往会在多方面发生融合。因此，我们可以恰当地把14世纪描述为两个群体融合的时代，或者鉴于它们在很多方面是彼此对立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两个群体相互妥协的时代。在这个艰难且暴力不断的过程中，武士阶层似乎处于支配地位，因为他们获得了大部分物质利益，但实际上他们受到较为古老的平安宫廷文化的强烈影响。在镰仓幕府倒台之后，日本各地的武士涌入京都，因为协助推翻了皇位的敌人，所以他们前来求赏。法庭挤满了求赏的人，根据1335年的一篇有名的讽刺文章，京都常见的风景之一就是“带着满筐的文件从乡野来请愿的人”。不过当时的日本法律条文很多，公义却很少，只有通过巧取豪夺和暴力才能获胜。这篇讽刺文章还说：“这是一个充斥着特许证的混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新贵模仿那些强于他们的人”。这里到处是常见的战争的恶果，俄大名[2]（niwaka daimyō）身着朝服，心神不安，穷困潦倒的武士典当自己的盔甲，人们像发疯一样寻找欢愉，富足与贫穷两个极端并存。成功的武士虽然蔑视宫廷贵族，却也渴求他们的教养和优雅。源赖朝的家臣长期以来与贵族保持着严格的、刻意的区分，这时西日本和东日本的很多封建豪族却在京都定居。室町有将军的官邸，附近分别是细川（Hosokawa）氏、斯波（Shiba）氏、山内氏以及诸如此类的氏族首领的宅邸，他们在战火暂息期间在这里狂欢。因此，《太平记》有一章在描述了足利氏有力的支持者高师直（Kō Moronao）1348年的大战之后，接着描述了他奢华的生活方式、精美的宅邸和花园以及他赢得那些被他多情的双眼看中的、出身高贵的女性芳心的捷径。即使尊贵如君主也无法逃离来自东日本武士的野蛮。名叫佐佐木（Sasaki）的武士的一众下属大摇大摆地在街道上走着，然后掰断了上皇家花园里的枫树树枝。他们遭到责骂，接着发生了打斗，第二天佐佐木派人放火烧了上皇的宫殿。京都一片哗然，将军不得不责罚他。他被逐出京都，但并不觉得窘迫、羞愧，反而带着一队下属欢乐地启程，所有人都骑着马，衣着光鲜，每个人提着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夜莺。他们沿路频频驻留，吃喝享受，与女人嬉戏。《太平记》说这种行为就是为了表达他们对都城贵族和高僧的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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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2年关于继承权的争端不知怎么就得到了解决，那个时候整个国家进入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足利氏政权得以以适度的效力运转，不知是因为封建领主疲倦了还是因为他们心满意足了。但是从未能像北条执权发展出的执政机构那样对其封臣进行严格的约束，全国各地零零星星的叛乱又持续了几年。但是整体上，日本稳定了两到三代人，接着社会的逐渐分裂以更大的武装冲突和骚乱告终，这也让室町时代走向终结。通过对这期间的政治事件的调查研究，我们得知足利氏的将军们在京都确立了地位并过着富足、讲究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得以繁荣发展，而国家治理却被忽视，直到他们像平安时代的君主和摄政那样，被一群更粗野但更有活力的人取代。最初几年过去之后，足利氏的将军们与源氏的将军们一样，很快变成了名义上的统治者，他们的封臣成了国家权力的真正行使者。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Yoshimitsu）将这种暴发户的徒有其表发展到了极致，这种行为是武士阶层发现自己成了京都的主人之后的典型行为。镰仓幕府的统治者满足于相对适中的宫廷头衔，而义满则担任了作为臣子所能担任的多个最高官职，设法获得了不亚于皇室的荣耀。他在1395年退隐的时候，继续在居所金阁寺（Golden Pavilion）执政，像上皇一样。封建武士也纷纷效仿。帮武士获得荣誉的宫廷头衔并从中抽取微薄的佣金是宫廷贵族为数不多的收入来源之一。不过新的贵族，或者说暴发户，虽然想要获得头衔，却不满足于旧派的朝臣所奉行的朴素的优雅。的确，他们后来受到传统京都美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且被另一种比自己的文化更根深蒂固的文化征服。不过，在室町时代初期，他们把真正的京都人的理想和消遣视为软弱，偏爱更热情洋溢的娱乐。一位大名在提到登基大典的时候说道：“这是一场无益的活动，与时代不符。”总的来说，他和同类人都渴求新事物，在刚刚得势的时候往往会背离传统旧习。这是他们再次将目光投向中国的原因，也是他们接受所有看似最新的事物的原因，比如这个时候流行的宋朝艺术家的绘画、禅宗佛教的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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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阶层、各个时期的日本人似乎都非常喜欢新奇的事物，从奈良时期他们就带着极大的热情引入了唐朝的风尚，到平安时代他们夸赞的最后一个字是“今めく”（ima meku），即“有现代气息”。因此，室町时代，在大多数旧有的机制和标准受到挑战的时候，人们对现代性的喜爱发展到狂热的地步是自然的。日本在这个时期再次看向中国还有另一个原因。足利义满及其追随者热衷于建筑和装饰，而且他们非常需要钱。与中国的贸易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贸易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甚至在平氏掌权的时候，邻近兵库的海港（离现在的神户不远）就已经得到修缮，为的是鼓励中国商船到访；这时中日贸易往来得到正式的促进。元朝灭亡之后，将军幕府派遣多名使臣到明廷规划两国的贸易往来并承诺镇压漂泊海上的日本人，这些人不论作为海盗还是作为“自由贸易者”，都是亚洲东海岸的祸害。中国人似乎并不是特别急于与日本人贸易，但是这些海盗让他们很是难堪，所以同意每年有一定数量的船只往来，不过按照以往的态度，他们把日本人的货物当作附属国的贡品。将军足利义满并没有让民族自尊心阻碍贸易往来，而是接受了条件，只不过没有遵守中国规定的船只限额。这种贸易往来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实际的贸易活动即货物的收发是由禅宗高僧掌管的，当然将军和一些大的封建领主拿走了一大部分收益，同时也通过征收关税和港口费用将这项工作外包并从中获益。在足利氏政权下，禅宗实际上已是官方宗教，禅宗高僧会就宗教事务以外的其他事宜为将军提供建议。为人熟知的是他们用汉字起草给明朝朝廷的信件并监督与中国的商业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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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与宗教的这种密切联系或许让日本人有了面对一个世纪以后从西方来的传教士和商人的思想准备。[3]不过耶稣会士只是商人的先驱，而日本的僧人则直接参与了商业冒险。日本船只的航行通常是以某些大佛寺的名义进行，而这些佛寺会抽取一定的收益。第一次（1342年）进行这类航行的船只被命名为“天龙寺号”（Tenryūji-bune），因为这些船要为将军足利尊氏喜爱的天龙寺带回宝物。后来这种活动越来越多，1451年的时候有一支由10艘这样的船组成的舰队，其中一些船只以神社名和寺庙名命名，比如“天龙寺号”、“圣福寺号”（Shōfukuji）、“长谷寺号”（Hase-dera）；另一些船以封建领主的名字命名，比如“大内号”（Ōuchi）、“大伴号”（Ōtomo），这些领主都是当时有名的商业冒险家。从日本运来的货物通常有铜、硫黄、扇子和漆器，还有大量的剑、戟和其他武器，在制造武器上日本人当时是无人能及的。[4]有趣的是，给明廷的礼物都是重要的封建领主以自己的名义赠送的，比如山内氏和细川氏，不过他们通常都会收到至少同等价值的回礼。从中国进口的主要物品是铜币、铁、纺织品和刺绣、图画、书籍、药品，不过日本人一般是以物换钱。足利时期主要的流通媒介是中国的铜币，1432年的时候中国人抱怨他们流失了太多的货币并派了一位使臣，坚持要减少日本来华商船的数量。记录显示，来华的商船约有1000石（koku）的承载量。当时还有更大的船只，不过它们在远海沿海岸航行，难以管理。船员约有100人，并且载有乘客。这些乘客一般是商人，既有僧人又有世俗之人，他们在船上租了舱位。与中国的贸易是有利可图的，因为日本的商品在中国能卖到国内价格的四五倍甚至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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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利可图的往来促进了海港数量的增加，这些海港已经在国内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14世纪接连不断的战火迫使封建武将改善运输设施，因为他们须移动大批的人员和物资。镰仓时代早期，西部大陆和九州的地主尽管远离大海，也不常参与全国规模的战争；不过后来他们的军队在遥远的地区，他们自己也可以在京都和封地之间自由移动。久而久之就出现了一些相对重要的地方性城镇，而那些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城镇后来变成了发达的城市。因此，堺市（近代大阪的港口）起初只是皇室庄园的一个产盐中心，在南北朝时期成为京都和畿内的门户，是从西部和四国（Shikoku）来的武士的必经之地，因此是一个重要的战略点，也是一个军需供应中心。它的地理位置促进了一个由雇佣军和放债者组成的阶层的发展，在成为与兵库相竞争的、海上贸易船只的离岸港口之后，它的繁荣程度迅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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畿内各令制国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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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足利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堺市的财富增加，而将军的财富减少，所以我们会看到1543年幕府向堺市的商人借钱，并以足利氏领地的税收作为抵押。这个城市被授予如此多的特权，在某些方面它很像中世纪欧洲的自治城市。它的居民在某种程度上实行自治并享有一定的司法自主权；而且，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是浪人（rōnin，意为“没有侍主的武士”），所以他们知道该如何抵挡入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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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同样也出现了一些其他港口城市，比如周防国（Suwo）的山口、肥后国的尾道、九州的博多。这些城市大多数得到发展是因为它们所在的庄园为有影响力的人所有，而这些人愿意花心思促进其发展。堺市所在的一个庄园归住吉（Sumiyoshi）大社所有，兵库港最初是藤原氏持有的福原（Fukuwara）庄园的一部分，后来为奈良的兴福寺所有，从1470年开始兴福寺垄断了兵库港的关税进而获得大量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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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的战火不仅没有阻碍反而促进了国内贸易。封建武将需要供养其军队，而且如果他们成功的话，还需要供养其领地。这些都促进了商品的买卖和运输，而且因为所处的时代动荡不安，所以商人不得不彼此合作，想出能够保护他们自身利益的方法。因此，当时出现了贸易行会及类似的组织，这些组织常常是在很久之前就存在的团体的基础上建立的，只不过现在有了更完善的组织形式。它们往往会接受某个有权势的人或机构的庇护，当然也会为获得的庇护支付费用。这些团体被称为“座”（za），兴许起初指的是神社或寺庙辖区内的市场中分配给他们的“售货摊点”[5]。它们与宗教机构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源远流长。贸易商会依附于某个佛寺，表面上作为佛寺所需商品的供货商，实际上这是他们从事其他活动尤其是放债活动的掩护身份，因为他们发现宗教机构的声望有助于催还债务。室町时代早期的一个特点是放债，当时很多宫廷贵族因为国内战争丢了官职和财产。不过那些从事更合法贸易的商人往往也会形成受人庇护的垄断团体。因此，京都的棉布衣料商行会是由祇园神社辖区内的信众组成的，酵母酒酿造行会附属于北野（Kitano）神社，当因权益受到任何侵害而向法庭或幕府申诉的时候，它们需要这些神社的支持。比叡山的天台寺是仓库管理者行会的庇护者，石清水八幡宫是售油商人行会的庇护者，一些僧兵对都城发动威胁性的袭击是在示威、支持他们的这些主顾。京都的造纸商仰仗的是坊城（Bōjō）氏，金箔制造商仰仗的是近卫（Konoe）氏，甚至连妓女都有一个受贵族久我（Kuga）氏庇护的行会。当时日本地方和都城都有各种各样的行会，而且不同地区的同业行会之间似乎还有一些联络。事实上，日本的“座”和欧洲的“汉萨”（hansa）是并行发展的，“座”与“座”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都被描述为某种汉萨同盟。毫无疑问，进一步的研究会揭示其不同与相似之处，不过“座”显然是足利时期分散化的封建制度下发展出的一个享有特权的商人阶层。它或许已经是这个国家中一个非常强大的群体，但是约于1600年以后统治日本的集权化的封建官僚政治（正如随后章节所讲述的那样）是不允许存在与之对立的自治团体的，因此商业行会的自由权益也会像宗教团体那样被逐渐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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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道港，选自18世纪的一本旅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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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被诸如此类的商人和艺人控制的垄断经营，无疑是贸易发展的必要环节，但是易于滋生各种滥用行为。庇护者收取高额的费用，受其庇护的、拥有垄断权的行会成员也会收取高价以弥补亏损。贸易往来的一个严重障碍是各种税费征收体系，或者说是不计后果地增加税费。幕府、治安官、总管、世俗庄园主、武士庄园主和宗教庄园主任意增加关卡，对运输中的货物和人员征税并由此获得收入。在兴福寺的档案中，一份账目显示，将两个华盖运到其位于美浓的佛刹，距离不到100英里，运输费用是1466文（mon），而不少于28个关卡征收的税费高达1496文。运输的总成本（根据稻米价格核算的）约为30英镑，其中一半以上是税费。到室町时代末期，商人有时候靠着协商，有时候凭借武力，来抵制这种不公平的要求，但是他们没能成功废除所有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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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商人足够强大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耕农则不尽然，他们无法拒绝公职人员和私人领主的巧取豪夺。尽管如此，室町时代，这些人由于负债的痛苦和对富有之人的嫉恨，不止一次地发动暴乱。这些耕农的暴乱都是紧跟着一场饥荒或者瘟疫发生的，他们攻击的目标往往是一个仓库或一个酿酒作坊，因为仓库管理者往往是典当商人，而酿酒商则囤有人人渴求的商品且富裕得惹人恨。第一次大规模的暴乱发生在1428年，此后这种暴乱很是频繁。有的时候治安官能用武力镇压暴乱的耕农，但是他们不止一次地打败军队，破坏了征税的关卡，洗劫了佛寺，抢劫了商人。1502年，岩佐（Iwasa）的治安官及其家人被愤怒的耕农杀害。有时候暴民如此危险，担心他们纵火的大佛寺会敦促幕府让步并宣布所有债款一笔勾销。这被称为“德政”（tokusei）[6]，但是和北条执权时期的“德政”完全不是一回事。那时实行“德政”是为了保护将军家臣的财产，而这时实行“德政”则是出于害怕，是迫于民众情绪所做的让步。将军足利义政掌权的时候颁布了至少13条德政令，更别提由地方权贵颁布的德政令了。军事独裁者能够向饥饿的耕农发起的示威屈服，说明了中央政府是多么懦弱，同样也说明了地方政府是多么混乱。它还说明了暴乱者中有一些贫穷的侍，他们既是武士又是耕农，愿意参加任何形式的斗争或暴动。这时这个群体人数众多，有几位武将将其成员收为己用，变成自己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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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暴乱在当时是很典型的，因为人们几乎已经丢弃了忠诚和服从权威的习惯。在社会各阶层甚至最卑微的阶层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氏族体系崩塌并被家族体系取代，对氏族首领的忠诚被对一家之主的服从取代，甚至还有对同一氏族的其他成员怀有强烈敌意的。当时人们普遍感觉到社会秩序正在瓦解，人人都在争权夺利；那个时期的著作中常常有这样的语句，如“这时代位低的约束位高的”“当权者软弱，其封臣却强大”“主人与仆人之间毫无忠诚可言，当权者无法管控其臣民”。当然，还有常见的对守旧主义的哀叹，这里可以不予重视。不过足利时期的确是一个暴力的、对各阶层重新排序的时期。兴福寺的一位住持在得知一个普通浪人正在努力谋求出云国治安官一职的时候哀叹道：“连一个流浪的人都希望统治一个令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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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叙述已经让人对室町时代的混乱和动荡有了一些了解，或许这种不那么连贯的叙述更好一些。它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但不是一个衰落的时代，因为14世纪和15世纪旧的机制中发展出了新的机制，朝着一个比镰仓时代更加成熟的封建制度发展。它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作为一个社会单元的家族的重要性增加，近代日本依旧有这种特征的痕迹。在旧有的“职”体系下，权利和职位是可以分割、继承的，这个体系瓦解了，因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巩固家庭的实力，将其财富交到最强大、最有能力的成员手中至关重要。只要幕府能够保护其封臣远离入侵，一位父亲没有理由不将其财富分给子女，没有理由不相信血缘关系的凝聚力以及大领主的实力。但是当到处都是无序和战火的时候，他不敢，比方说，将自己的财产交给不能保护它的女儿。他也不会允许本属于自己的“职”的一部分传给另一个家庭。相应地，日本出现了男性特权，出现了长子继承的习俗，女性的附属地位就是从这个时期确立的，这与她们在藤原氏政权和封建社会早期阶段享有的高高的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用长子继承这个词来描述日本流行的继承体系并不准确，因为他们的继承人并不一定是长子，而是最有潜力的儿子；而且如果没有男孩子看似有希望成为这个家庭的荣耀和保护人的话，家主会收养一个合适的人作为他未来的继承人，一般来说这个人会是其男性亲属。当时众所周知的是收养的男子年龄不能与其养父母一样大，或者比他们还大，而且有的时候如果家主觉得自己年迈，无法再积极生活的时候，他会在还在世的时候将财产和家主之位传给下一代。下文是从一个宗教轶事汇编（约完成于1300年）中节取的一段，让人可以了解时人对这些事的看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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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后国有一个人，他虽然是一个小地主（小名，Shōmyō），但是经济状况也不差。他在临死的时候留下了一份遗嘱，得在丧期结束后才能打开。他有很多儿子、女儿，所以当他们打开遗嘱的时候发现他留了一大笔财产给他的长子，给其他儿子的少一些，且依次减少。长子说：“既然过世的父亲以这种方式来分配他的遗产，我们无法拒绝……但是如果财产分成这么多份而且（幕府）承认了我们各自的份额，那么我们继承之后会发现自己面临种种困难，每个人的境况都会变坏，无法在世上有像样的表现。因此，最好由我们当中的一人来继承这个家，其他人则在某个合适的地方建造一个隐居之所，皈依佛教，每日祈祷度日，这样可以确保他们在现世和来世得享平安。我自己，虽然是长子，但没什么才能，并且我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我希望能从你们中间选出一人来继承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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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个故事传开了，他们选了第五个儿子作为继承人，其他儿子也定居下来，过着类似僧尼的生活，并且为家主耕种土地。这个有教化意味的故事或许是虚构的，它清楚地表明了那个时代的理想是家族延续、保护家族的财产、增加家族的荣誉，不过这里的家族不是扩散的氏族而是小家庭。换句话说，氏族发展得太过庞大，已经分裂成更小的单元。随着人口的增长、迁移，随着因人口增加、社会结构日益复杂产生的利益分化，氏族自然会分裂。足利时期据说只是加速并凸显了几个世纪以前就已开始的进程，不过这个进程曾因645年的官僚政治改革而有所放缓。这些变化即是日本分裂成一些自治领地的促因，又是其结果，这些领地的聚居者凝聚在一起，其主要原因不再是血缘关系，而是共同利益和近距离。这个群体中的至高者是一名强大的武士，通常也是一个令制国的治安官，依附于他、受他庇护的是那些不那么强大的、在其掌管的领地拥有土地的家族，这些家族与他未必有血缘关系，彼此之间也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大领主的职责是：通过保留其领地内每个家族的实力，并阻止他们以任何于己不利的形式联合起来利用这一实力来巩固自己的权力，攻击其他领主或者抵御其他领主的攻击。次一级武士的任务是确保自己家族的繁荣与延续。所以我们发现，一方面，大领主会不断干预属臣的家事；另一方面，个人会为了家庭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属臣在选择继承家主一位之前，在遗赠任何财产之前，必须获得领主的批准。一些大的封建家族的规章是针对属臣的、围绕这一事宜及其他类似事宜的最为严格的指令。当时尤其注意确保土地或权利不会因为收养或婚姻落到另一位领主的属臣手中。此外，也特别留心武士子女的婚姻以及境况较好的耕农和手工艺人子女的婚姻，以确保他们的土地或劳动不落到另一个领主手中。家族成员依靠家主供养而且必须服从家主，不论他是他们的父亲、兄弟还是一个被收养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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