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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中的日本精神 [:170662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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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中的日本精神 第七章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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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字字形和意思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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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人们写日语时，一般情况下使用汉字、平假名和片假名三种文字。汉字是中国的文字。古代日本引入了汉字，借此书写日语。平假名由人们利用汉字的草书字体创造而成，片假名则是采用汉字的一部分创造而成的。三种文字结合起来书写而成的日语文章，我们叫它“汉字假名混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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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日语时使用平假名和片假名的情况是平安时代之后（9世纪后半叶之后）出现的，因此，上一章我们探讨的《古事记》以及同时代的《日本书纪》《万叶集》等最初都不是汉字假名混合文，而是纯用汉字写成的。《古事记》上卷一开始的原文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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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初发之时，于高天原成神名，天之御中主神。次高御产巢日神。次神产巢日神。此三柱神者，并独神成坐而隐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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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段文字完全是用汉字写成的，但它并非用汉语写成的汉文。虽然使用了汉字，但表达的却是日语的意思。当人们出声读它时，发音是日语。如果不精通汉字的意思和发音，又不精通日语的话，人们难以正确读出这一段文字。《古事记》（太安万侣写的“序”除外）无论在读音、意思、语法方面，都不符合汉文的规范。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将它称作“变体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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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字书写的《古事记》（国学院大学古事记中心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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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事记》《万叶集》的书写方式，可以说是用汉字记录日语的方法的一种成熟境地，但要到达这一境地经过了数百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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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东亚地区，有文字的国家只有中国，中国使用的文字有甲骨文和隶书等。公元前后，朝鲜和日本被纳入中国的册封体系之中，在与中国的交往过程中，以国书传达本国的意愿是不可或缺的方法，于是，朝鲜和日本开始使用汉字。著名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就是中国皇帝赐给奴国国王的，奴国国王回应赐印的文书想必也呈送给了中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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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中国进行外交时使用的文字很快便在日本国内传播开来。较早的例子有从江田船山古坟（熊本县）中出土的铁刀上的铭文，以及稻荷山古坟出土的铁剑上的铭文。据说，这些铭文是5世纪时书写的。记录了“获加多支卤大王”（雄略天皇）与其臣下关系的两个铭文，表明文字的使用与王权的结构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据说，《古事记》的基础《帝纪》和《旧辞》于6世纪中叶出现，但这些资料并没有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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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资料急剧增加的情况出现在7世纪后半叶。尤其是用墨在上面书写汉字的木片——木简——的出土数量十分庞大。1988年，在平城京长屋王宅邸遗址的发掘过程中，人们从扔垃圾用的土坑里出土了近5万枚木简，从南北的长大土坑中出土了大约10万枚木简。除此之外，在藤原宫、平城宫等地也出土了大量的木简。以都城为中心出土的大量木简表明，7世纪后半叶基本上已经成形的律令制国家，试图朝着基于文书来治理国家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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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国家之根本的律令本身就是用文字书写而成的，而且必须有明文规定。律令是由禁止事项以及罚则的“律”和必行之事“令”构成的。其内容不易记忆，只听一遍很能立即理解其主旨。只有将律令写成文字，人们才有可能看到全文，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适用的条款。此时中国早已有了律令，日本人以此为范本，考虑日本的国情之后，重新加以改订，便形成了日本古代的律令。但为了使写成文字的法规能够成为国家的基本法，统治阶层内部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能够读写文字（即汉字）的知识分子。而且，人们还必须相信，将来能够读写文字的人不限于统治阶层，还能广泛地出现在其他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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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文书进行国家统治的律令制国家，不仅相信文字普及的可能性，而且还试图让可能成为现实。数量庞大的木简大致可分为文书木简和付札木简两种，前者是官僚们联络事务的记录，后者是系在进贡物品上的。无论哪一种木简，都是用来管理和运营与国家事务相关的人与物的。其数量之庞大说明了试图确立文书体制的统治阶层及其周边人们的强烈愿望。此前从未接触过文字的大多数人不得不阅读、书写外来的汉字，并试图理解汉字的意思。人们对此倾注了极大的智慧。或许也出现了诸多的失败、错误和不适应的情况，但一旦以文书为基础的国家运营机制开始启动，其势头是不可阻挡的。人们使用外来的汉字书写日语，为了使这种书写方式合理有效，人们费尽了心思，由此，文书体制便深入广泛地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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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木简的日语表达方式中，对于物品名称的表达，一是用汉字表音，一是用汉字表意，这是最显而易见的表达技巧。用汉字表音的情况如，“伊加”（いか，墨鱼）、“伊委之”（いわし，沙丁鱼）、“佐米”（さめ，鲨鱼）、“乃利”（のり，海苔）等[1]；用汉字表意的情况有，“年鱼”（あゆ，鲇鱼）、“鲭”（さば，鲭鱼）、“水母”（くらげ，水母）、“紫菜”（むらさきのり，紫菜）、“小豆”（あずき，赤豆）等。能够掌握如此技巧的人仅限于通晓汉字、汉文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和渡来人。其他人通过亲身接触这些书写的文字，逐渐熟悉了这种用汉字书写日语的方式。这些汉字本来是由中国人创造来书写汉语的，就这样渐渐地为日语所吸收，成为日本人书写日语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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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情况看，我们或许可以说，古代日本人借用或转用中国的汉字，在他们书写日语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我们仔细观察在平假名和片假名出现之前，只使用密密麻麻的汉字书写的木简和《古事记》与《万叶集》时，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为了解决用汉字记录日语的难题，古代人付出了长期的、各式各样的努力和艰辛。我们深深感受到，文字的借用或转用，是集体的智慧和训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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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古代日本人来说，只是借用或转用汉字、熟练地使用汉字还不够，汉字的价值还要更大。汉字对应的是中国这个值得学习的国家的文化和制度，汉字作为文化力量，它达到的精神高度也是值得学习的。这完全超越了汉字作为有用的、便利的工具的层面，汉字本身就散发着文化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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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散发出文化光芒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抄经的工作。7世纪后半叶到8世纪，抄经事业在国家的倡导下十分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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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律令制国家为普及佛教而大力提倡建造佛寺、佛像。与此同时，也下大力提倡诵读和抄写佛典。让我们按纪年的方式来看：首先在673年，飞鸟的川原寺展开抄写“一切经”[2]的工作；接着在694年，人们完成了抄写一百部《金光明经》的工作，并将它分送到各个地区；进入8世纪，抄经的工作逐渐繁盛，成为与建造东大寺、国分寺（国分尼寺）并驾齐驱的国家重大项目。由于抄经需要纸，7世纪时纸的产量急剧增加。在7世纪和8世纪时，生产出来的纸张大部分都用在抄写经典上。710—772年，仅抄写“一切经”的次数就高达17次。抄写卷数庞大经典的情况还有712—728年长屋王发愿抄写《大般若经》的事情，总共抄写了60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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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一彦在《日本古代社会与佛教》一书中对上述抄经的盛况做了如下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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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和熟读经典、理解其内容相比，抄写其文字（抄经）或朗读经典（读经、诵经）更加受到重视。实际上，古代的抄经工作十分活跃，在国家层面和民众层面都很流行，就像是一股潮流……人们用抄经行为本身去寻求宗教的意义。人们并不是为了熟读经典而抄写它的。书写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之心……此外，读经、诵经也完全一样，与其说人们是想理解所读文章的内容，不如说朗读行为本身就是信仰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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