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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 [:170663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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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 驾诣郊坛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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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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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诣郊坛行礼”为南郊大礼的重场戏，孟元老以770余字的篇幅，记录以下几方面内容：（1）南郊大礼的仪程，包括皇帝从青城出发、圜丘坛外“大次”更换祭服、登坛祭献以及燎祭场景等；（2）圜丘坛形制以及坛上的祭位、礼料等陈设以及登歌乐队等；（3）圜丘坛前的宫架乐队，以及祭祀之前的文舞、祭祀过程中的武舞等；（4）除昊天上帝以外的其他南郊神位。孟元老简略介绍祀昊天礼仪，其笔墨最集中者，为大礼中所用的宫廷雅乐，准确说，是徽宗倾全力完成的大晟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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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晟乐是在宋徽宗亲自推动下创制出的新乐。乐制改革始议于崇宁元年（1102），诏宰臣置僚属，博求知音之士，蔡京擢刘昺为大司乐，付以乐正。至崇宁三年（1104），蜀人魏汉津倡言“取身为度”，“以帝年二十四，当四六之数；取帝中指，以为黄钟之寸，而生度量权衡以作乐”（《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崇宁三年》原注），铸造出了帝鼎和景钟，为音乐定调，至崇宁四年（1105）八月，新乐制成，在崇政殿演奏，“八音克谐，尽善尽美”，以为“追千载而成一代之制”，赐名“大晟”，“将荐郊庙，享鬼神，和万邦，与天下共之”（《宋史·乐志四》）。大观四年（1110）八月，徽宗御制《大晟乐记》，宣布所制新乐“永为一代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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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知道此次南郊大礼使用的是大晟乐呢？因为孟元老有意留下线索，最明确的就是“有琴而长者，如筝而大者，截竹如箫管、两头存节而横吹者，有土烧成如圆弹而开窍者，如笙而大者，如箫而增其管者”。这段文字为《东京梦华录》作注释者所轻忽，即如吴自牧仿《东京梦华录》写成《梦粱录》，其书卷五“驾宿明堂斋殿行祀礼”条，乐队部分几乎全抄《东京梦华录》文字，对于孟元老只描述形状而不提名字的这七类乐器，也原样照抄，实在是没有明白孟元老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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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朝的乐制改革，是一次全面系统的改革，不仅重新确定乐律，而且要解决雅俗乐器配置混乱、八音乐器不全等问题。改革后的大晟雅乐乐器，增置了景钟、篪（chí）等大晟乐器，清理了“木部”乐器的淆乱局面，补充了“匏、土二音”，删汰了“熊罴按”等胡部乐器，体现出与宋代旧雅乐决然不同的乐器特点。孟元老对大晟乐新增乐器极为敏感，给予高度关注，可以说，这才是他介绍南郊大礼乐队的用心所在。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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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竹如箫管、两头存节而横吹者”，指的是大晟乐“竹部”乐器中新增的篪。《诗经·小雅》中有“伯氏吹篪”的记载，但是这种乐器早已失传。大晟府根据古代器物图谱重新研制出这一乐器，将其带回宫廷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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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烧成如圆弹而开窍者”，指的是大晟乐“土部”乐器中唯一的乐器埙。《诗经·小雅》中有“伯氏吹埙”，原始的埙以陶土制成，音色幽深哀婉、绵绵不绝。早在汉代，就出现以木为埙的现象，宋代旧乐中的埙都用木材制成，为了匹配“土”音，太祖诏令涂成黄色。徽宗时期改乐，刘昺以为以木埙代替陶埙，有违“八音”古制，因而制作出土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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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笙而大者”，应指大晟乐增制“匏部”乐器中为首的竽笙。“匏部”乐器以匏瓜为笙斗（共鸣腔），但在此之前，都是以木代匏，名实不符，故有“八音之中，匏音废绝久矣，后世以木代匏”（《宋史·乐志四》）之说。大晟府制作出了名实相副的六种“匏部”乐器，首推竽笙，“其形凤翼，其声凤鸣”（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十一》引陈氏《乐书》），不仅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而且在乐队中属于定律性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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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箫而增其管者”，应指“竹部”乐器中的箫，属于编管乐器，即今天所说的“排箫”，“箫集众律，编而为器：参差其管，以象凤翼，箫然清亮，以象凤鸣”（《宋史·乐志四》），是对其形其声的描绘。《尚书·益稷》中说“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箫不仅是一种作乐之器，而且承载着音乐理念。“乐始于律而成于箫”，箫乃十二律之本体，在雅乐中扮演着“以合众声”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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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有大钟曰景钟”，正是依据魏汉津“以皇帝身为度”之法而铸造的景钟，高九尺，以应九九之数；垂则为钟，仰则为鼎。景钟为大晟乐之祖，为全国音高定调。刘昺《大晟乐书》的“八论”中有关于景钟的专门论述：“黄钟者，乐所自出。而景钟又黄钟之本，故为乐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则用之。自斋宫诣坛则击之，以召至阳之气。既至，声阕，众乐乃作。……音韵清越，拱以九龙，立于宫架之中，以为君围；环以四清声钟、磬、镈钟、特磬，以为臣围；编钟、编磬，以为民围。内设宝钟球玉，外为龙虡凤琴。”景钟是整个乐队中的君主，地位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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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驾诣郊坛行礼①。有三重墙②。驾出青城，南行，曲尺西去，约一里许，乃坛也③。入外东门，至第二里，面南设一大幕次，谓之“大次”④。更换祭服⑤：平天冠（二十四旒），青衮龙服，中单，朱舄，纯玉佩⑥。二中贵扶侍，行至坛前。坛下又有一小幕殿⑦，谓之“小次”⑧，内有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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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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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郊坛：古代为祭祀所筑的土坛，设在南郊。北宋南郊圜丘坛位于东京城南薰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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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三重（wēi）墙：墙是古代祭坛四周的矮墙，不仅起着保护祭坛的作用，而且具有礼仪功能，用以区分不同身份的人。文献记载显示，北宋初期的圜丘坛，坛外“三”并不完善。仁宗天圣六年（1028）判太常寺孙奭以“皇地祇等十八坛皆有外，而南郊独无，樵牧之人径至坛下，有渎严恭”，礼图中坛设三，因而“请筑外，仍于外筑短垣，四面各置棂星门。俟皇帝亲郊，则以青绳柱表其三，以合郊丘之制”，朝廷这才开始营建外（《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天圣六年》）。但是直到神宗元丰初年，“有司乃以青绳代内”。元丰年间（1078—1085），宋朝郊祀之礼出现重大变革，由“天地合祭于圜丘”改为罢合祀，南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实际上因神宗去世，并未执行）。在历时数年的礼制讨论中，确定“除去青绳，如仪注为三”（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郊社考四》），成为三道同心圆形的矮墙，与之间二十五步，约合8米。至徽宗政和三年（1113），礼制局言：“为坛之制，当用阳数，今定为坛三成：……为三，三十六步，亦乾之策也。成与俱三，参天地之数也。”（《宋史·礼志二》）也就是说，孟元老所记“三重墙”之间的间隔，可能应为三十六步，约合11.52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