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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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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众说纷纭话新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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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新砦类遗存”究竟是怎样一个存在呢？如果放到此前的新石器时代研究中，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在考古学既有的话语系统里，它可以顺理成章地被称作“文化”或“类型”，但研究对象处于社会复杂化阶段和剧烈的转型期，对“新砦类遗存”的定性都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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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的时间跨度并不长，充其量约一百年，也许还要短。至于相对年代，就连它绝对早于二里头还是在偏晚阶段与初兴的二里头共存过一段时间，学者们也还有不同的看法。它的分布范围也并不大，按新砦遗址发掘主持人赵春青博士的说法，“新砦类遗存”的分布以嵩山为中心，集中见于今郑州地区，似乎北不过黄河，南不过禹州[104]。当然，对外影响的范围更广些，含新砦因素的遗存至少在郑州地区、洛阳盆地、伊河流域、颍河中上游和沙、汝河流域都有发现[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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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中的新砦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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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它的文化特征虽有一定的个性，但更让人感觉是龙山因素、二里头因素以及形形色色或多或少的外来因素的“杂拌”。有学者认为它是龙山余绪，有的认为它是二里头的前身，有的则断然否认其与二里头的关联性。有的学者强调这类遗存在中原地域社会巨变中的整合作用：“所谓的新砦期遗存正是煤山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二者大规模整合阶段的遗存。”[106]有的学者注重这类遗存的外来色彩，认为其“主要是在继承本地王湾三期文化（即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泛东方文化系统的因素和部分泛西北文化系统和南方文化系统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107]。有的则指出“正是来自（东方文化系统的）造律台和后冈二期的传统文化因素，才引起了新砦期在王湾三期文化基础上的兴起”[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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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很“别扭”的存在，显然已超出我们既往的认知框架。因此有学者把它称为“新砦期”文化或“新砦类型（亚型）”，让它从属于或不从属于二里头文化，只表示一个期别。但期别在考古学话语系统中具有“普世”的意义，而这类遗存又只见于嵩山一端。有学者尽可能用碳素测年上下限的极限数据，把这一“期”拉长为150～200年，或者将其与文化面貌相近的二里头文化第一期遗存合并，使它看上去更像个“文化”，称为“新砦文化”。有的干脆不认可其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将其划归龙山文化末期或二里头文化第一期[109]。最新的提法是“新砦现象”[110]，认为这类遗存虽然“体现了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之间的过渡特征”，但仅为一种昙花一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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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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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困惑与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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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考古学家、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教授布鲁斯·炊格尔（Bruce Trigger，又译为特里格）指出：“考古学文化的概念看起来最适合于对小规模的、同族的和相当固定的集团的遗存的研究。”而“在复杂的文化里，社会的和经济的差异在社区之内和社区之间产生了不均匀性”，因而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在观察这样的社会时就显得力不从心[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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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处于社会复杂化，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代的旋涡之中，处于二里头集团崛起“前夜”的“新砦类遗存”的样态，对于考古学既有的研究思路和模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新砦现象”的提出，可以认为是超越既往话语系统的有益尝试。但稍加分析，又感觉“新砦现象”的提法也有可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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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均质性不同，社会复杂化阶段的共同体中，中心聚落或都邑包含着上、中、下层文化及复杂的外来文化因素，次级中心聚落中包含着中、下层文化，普通聚落则仅有下层文化。变化最剧烈、最与时俱进的是上层文化，下层文化则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滞后性。这似乎可以称为聚落的异质性，它构成了社会复杂化阶段考古学遗存的一大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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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代转化的过程中，“一些遗址较多延续了本地龙山文化的传统，另外一些遗址则更多接受了外来文化中的上层因素，从而发生了独特的‘新砦现象’”。“其独特性既在于外来文化所导致的社会上层的变化方面，也在于这种现象的发生仅局限在单个的遗址上”[112]。显然，这里是把中心聚落或都邑的社会上层遗存单独抽出来作为衡量一类文化遗存的标尺，它当然也就把大量的下层遗存排除在外，这类复杂化的特征也就成了仅发生在个别中心性遗址上的“现象”。但社会复杂化阶段的人类共同体上下层相依共生，可以把社会上层遗存（及其所在的中心聚落）单独从共同体中抽出吗？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对内涵如此复杂的文化遗存作界定和聚类分析的标准是什么？是以贵族遗存还是以民间遗存为基准，抑或兼顾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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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事。面对复杂的研究对象，我们的思维也不得不随之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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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关于“新砦类遗存”学术界还是取得了不少共识。它们包括：嵩山南北两大集团整合了，外来因素进来了，文化进一步杂交了，新砦开始独大了，“最早的中国”呼之欲出了。如果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和广域王权国家[113]，那么新砦显然已是曙光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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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些共识的取得已经很可喜了。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在大时代来临前的酝酿期，总是充满着动荡、阵痛和不确定。考古学家做的工作更像是在猜谜、破案，能从残缺的遗墟中梳理出这样的信息，已相当难得。说句略嫌悲观的话，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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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代末期嵩山东南麓的聚落形势（李宏飞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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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砦是个太特别、太重要的存在，所以我们先花了些笔墨“宏观”了一下它的时空与历史定位。看不懂的还有微观的考古现象，还得“抓大放小”地加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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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1706647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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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从围垣到环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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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城址林立的时代一般也是群雄竞起、战乱频仍的时代，如龙山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而大凡存在有国势较强的广域王权国家或帝国、社会相对稳定的时代，设防都城的比例也相对减少，如夏商西周三代和秦汉时代[114]。可以说，新砦大型设防聚落的出现，给数百年来中原地区城邑林立的争斗史画上了一个句号。新砦是战乱状态的终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