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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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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大规模战争，导致四川社会秩序的崩溃与人口的迅速消亡，社会经济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成都平原及其周边成为野兽出没的榛莽之域。战乱之后，清朝政府长期实行并鼓励移民政策，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地的移民进入四川，重新拓殖荒芜的土地。清代四川社会的总体格局较为安定，虽偶有川陕白莲教武装起义，但并未波及整个四川，四川社会经济得以休养生息，逐渐发展。伴随着对土地的重新开发，清代中期以来，以农业为基础的四川经济逐渐恢复并开始繁荣，产生了众多聚族而居的世家。原产于海外的红薯、玉米等高产耐旱农作物的广泛种植，使得四川山区土地得到开垦，也为四川人口的增长做出了贡献。在此基础之上，盐业、茶业、金融、商贸等领域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沿着腹地河网各处形成了众多商业性的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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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移民伴随着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的同时，也促成了各地移民文化的交流融合，近代四川方言、川剧等文化在大融合中逐渐形成。到清代晚期，近代四川方言、川剧、川菜等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最终定型，这意味着自清初大规模移民以来，经过长期交融，最终产生了具有共同文化心理结构与身份认同的群体，也意味着近代四川文化进入成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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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统治者对四川土司的政策，一方面，继承了明代以来的基本制度，主要以安抚利用为主，授予土司文官、武职的印信、封号，实行“因俗而治”，即由少数民族土司根据其本民族习俗传统进行自治。另一方面，清政府对土司又实行防范、分化的政策，最终通过改土归流消灭了土司制度。清政府利用土司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牵制，并进一步分封新的土司，将原有土司领地分割为多个小土司，削弱其力量。对敢于反抗清朝的土司，则实行严厉镇压，如平定甘孜州瞻对以及大小金川战役。从雍正初期以来，清政府对四川土司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改土归流，雍正时期在西昌、天全、酉阳等地设置州县，乾隆时期在石柱、大小金川改土归流，晚清赵尔丰则在巴塘、理塘、德格等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为日后西康省的建立提供了条件。四川的土司制度，在清代发生了巨大变革，改土归流的实施，有利于民族的融合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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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的文化发展较为低迷，但仍然涌现出不少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其中包括反理学的费密、反君主专制的唐甄、研究经学并作《槐轩全书》的刘沅，以及清末今文经学大师廖平等。随着经济发展，四川至近代也产生了新式学校。府州县学、书院的开办，为岁考、乡试的参加者提供了教育平台，使其可通过获取功名跻身低级士绅的行列，并获取赴京会试考取进士的资格。府州县学、书院等多有学田，大多靠士绅捐赠。此外，清代在乡村设有专职的乡学义塾，面向农村提供教育，并向府州县学输送生童。除官办乡学之外，四川民间还有各类私塾，或为家族专门为子弟建立的私塾，或面向一般平民的类型，著名的双流刘沅就曾开设私塾，共教育学子达上千人。乾隆以后，四川经济文化呈现恢复趋势，出现了一些科举家族，如丹棱彭家、通江李家各出了3名进士，而罗江李家则出了4名进士。尽管如此，整个清代四川进士人数所占全国比重仍不到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三，极大地低于吴越、齐鲁、闽粤等地。到了晚清同治时期，张之洞兴办尊经书院，以王闿运担任山长，讲授今文经学，传播新式思想，给封闭保守的四川文化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培育了大批人才。清末光绪、宣统时期，四川开始出现新式的小学、中学、大学，四川的学术文化开始向近现代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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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二节 清代四川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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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之际战争对四川社会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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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四川曾遭受巨大的战争破坏。1644年清兵入关，同年张献忠进入四川，与南明势力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建立“大西”政权。1646年张献忠顺岷江南下转移财物，遭明朝参将杨展伏击，战败船沉，大量财物沉于江底。2017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彭山江口张献忠沉银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元帅金印、金册、银锭、戒指、耳环、发簪等上万件文物。戒指、耳环、发簪等民用私人物品的发现，显示了张献忠对民间的掠夺。张献忠撤离成都之前，怀疑自己被四川人出卖，丧失理智，对士绅和民众进行了屠杀。虽然清代大量史料、文献将四川人口大减全部归罪给张献忠，有失公允，但张献忠参与过屠杀、劫掠，并因此丧失人心，也是事实。1646年，清朝任命肃亲王豪格率兵进入四川进攻张献忠，并将其射杀。大西残余势力孙可望、李定国等退守云南，最后联合南明，继续与清朝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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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清朝势力退守保宁（今四川阆中），南明的巡抚则驻扎在川南彝区边缘的洪雅县一处叫“天生城”的山寨，南北双方互相攻打。1652年南明刘文秀军甚至包围了保宁，但被击败。交战双方多次路过成都，但都不驻守，因为当时成都在战乱之中，已经变成一片虎豹出没的巨大灌木森林，临近各府县也都成为无人区，野兽出没，南明在天生城刻的石碑上，也提到当时“殷富之区，鞠为茂草”。清朝军队在四川同样劫掠屠杀，如1647年清朝将领梁一训撤出成都，就驱赶残留的几千名平民北上，在绵州对他们进行了屠杀。伴随着战乱和屠杀的是瘟疫和饥荒，1646—1647年之间，四川长寿、达州、巴县、盐亭、潼川等地发生大饥荒，甚至导致了人吃人的悲剧；1648年内江一带暴发瘟疫，有文献记载说，雅安一带遍地是尸体和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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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顺治末期，清朝巡抚佟凤彩才回到成都进行重建。康熙初期，清朝消灭了四川最后的抗清力量“夔东十三家”，开始从湖广等地移民入川。但这一阶段的移民，规模不大，而且死亡率极高。南充知县黄梦卜报告清朝说，本来招募了新移民506人，但是其中228人被老虎吃掉了，又病死了55人，现存223人。后面又新招募移民74人，其中42人被老虎吃掉，现存32人。当时四川虎豹成灾，瘟疫横行，还无法实现有效的大规模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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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年，爆发了吴三桂、耿精忠反叛清政府的三藩战争，给疮口未平的四川又增加了新的破坏。1674年，吴三桂的军队从云南攻入四川，占领四川全境，并占据陕西汉中、安康。1678年，吴三桂匆忙称帝，国号为“周”，但在五个月后暴死。他的孙子吴世璠继任皇帝，但在军事上已经逐渐失利，清朝开始反攻。1679年，清军攻入川西北，第二年攻占成都，并设置川陕总督，统一管理川陕两省。1681年，清朝占领全川，进入云南，吴世璠自杀，三藩战争平定。八年的三藩战争，波及全川，进一步给四川的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在战争中，吴军到处抢劫，而清军同样也对四川进行劫掠屠杀，如川南富顺一带一二百里之内，官兵奸淫烧杀，遍地疮痍。多年来的战乱，导致四川原住民的大量死亡，有一定财力的士绅富民，则选择出逃避难，逃到湖广、云贵、江浙等地。如学者费密就逃到陕西，又陪同父亲逃到江苏泰州，《蜀都行》的作者余榀明就逃亡到浙江宁波，老死在当地。人口大量消失，导致四川一片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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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口的大量消亡，使得四川城市、农田化为森林，虎豹成群。例如张懋尝率领八个人到荣昌县去上任，进城以后居然看不到人的踪迹。到了黄昏，一群老虎突然窜出，其中的五个人当即命丧虎口。营山县人口锐减，老虎增加，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人。富顺县断绝人烟，虎豹众多，不分白天黑夜在城外、村庄游荡，见到人就扑上去吃掉。老虎在大白天进入残破的城市，城中只剩下几十家残余人口，每天都有人被老虎吞噬，经过几天之后，整个县城的人全部消亡。天灾伴随着人祸，使得清初四川的社会几乎完全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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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定三藩之后，清朝从1690年开始又鼓励外省移民来川，并放宽土地税收的年限。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之间，来自湖广、陕西、广东、福建等地的大批移民分别沿水路、旱路进入四川，重新开垦因多年战乱而荒芜的土地，开辟山林荒地，并兴建水利工程，四川的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根据一些地方县志的记载，这一时期的四川社会粮食丰产，家畜兴旺，赋税轻薄，人口增长。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开垦，四川出现了一批强宗大族，在此基础之上文化融合也日渐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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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土司制度到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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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继承了明代的土司制度，号称对各少数民族“一视同仁”，尊重他们的本土习俗。雍正就曾说自己对各地土司一视同仁，要求地方官员尽量不要滋扰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土司实行世袭制，继承顺序是土司的嫡长子拥有第一继承权，没有嫡长子就让庶子继承，没有庶子就让庶孙继承，没有庶孙就让弟弟或其他家族成员继承。如果土司的妻子或女婿德高望重，也可以获得继承权。但无论是谁继承，都要上报给清朝政府，再颁发印信和号纸，号纸上标注有土司的官职、世系、继位时间等，土司死后其号纸必须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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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相当于一方诸侯小国，有土司官寨，设有监狱、官员、军队等，并统治各级村寨。土司制度的好处，是各族群依据自身习俗、习惯法进行自治，降低了中央王朝的统治成本，也可以缓解王朝政府与当地原住民之间因为习俗不同而导致的直接摩擦。但土司制度的弊病也很明显，一些土司可以借助自己的特权，对手下的民众进行严酷治理；更严重的是，一些土司势力较为雄厚的话，可能会倾向于割据称霸，各土司之间易爆发激烈战乱，影响社会稳定。基于这些理由，清朝政府既尊重并继承土司制度，维护民族地区的稳定，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土司制度的弊端，在必要情况下实行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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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土归流的意思是，废除民族地区世袭土司的“小王国”，将这个“小王国”变为内地一样的府州县，由中央任命当地官员，并将土司的民众变为给国家交粮纳税的普通平民。改土归流最早出现于明朝，清朝也继承了这个制度，并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第一次是雍正时期，从1726年到1729年，陆续有西昌、酉阳等地的土司被改土归流。第二次是乾隆时期，先是对理县、石柱等地土司进行改土归流，大小金川战争后对当地改土归流。第三次是晚清，由赵尔丰主持，对巴塘、理塘、德格等地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为日后西康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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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晚期以来，汉军镶黄旗人年羹尧担任四川巡抚，平定过西昌、越西等地土司的叛乱，并安抚理塘、巴塘等地的土司，对安定西藏、青海等地的秩序做出了贡献，因此获得了川陕总督的职位。雍正时期，年羹尧多有战功，权势日盛，在有关重要官员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雍正则多与年羹尧交换意见，并给予他很大的权力。在年羹尧管辖的四川、陕西区域内，大小文武官员一律听从他的意见来任免。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祺写信提醒，要注意搞好君臣关系，以免像其他一些功臣一样招来杀身之祸，但年羹尧目空一切，置之不理，更加骄横。回到京城，五大臣到郊外迎接，他完全不回礼。在边疆，蒙古王爷们居然对他行跪拜礼。这些行为最终激怒了雍正。1725年，雍正撤销了年羹尧的川陕总督职务，改为杭州将军，并在年底将其逮捕，令其自杀，以诗文吹捧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祺也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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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任川陕总督的官员是岳钟琪，他曾长期担任四川武将职务，驻扎在四川康定，平定了理塘、巴塘、昌都等地的叛乱，并在西藏击败过准格尔侵扰，还有平定四川边地土司动乱等功劳，因而在1725年升任川陕总督。岳钟琪在任期间，对四川乌蒙、镇雄、西昌、凉山等地的土司叛乱进行了镇压，并进行改土归流。镇压土司叛乱后，清廷在建昌建府，下辖三个县，即西昌、冕宁、盐源，又在岷州将两个土司地区改为流官。1729年在里塘、巴塘等土司地区，建立宣抚、安抚司，以流官的方式进行管理。雷波（四川雷波县）的土司发动叛乱，岳钟琪派兵进行了镇压，在四川边地一带建立了较多功劳。与此同时，湖南人曾静由于受到思想家吕留良的影响，派自己学生张熙给岳钟琪写信，叫他起兵反清，为宋朝和明朝报仇。岳钟琪收到信后，诱骗张熙交待了所有计划和参与人，并将情况迅速报告雍正，逮捕曾静等人送到京城审讯，牵连出反清思想家吕留良。雍正下令将吕留良开棺戮尸，惩处其儿孙、学生。乾隆时期，岳钟琪还参加了在四川攻打大金川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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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期，四川西北部发生了大小金川土司的叛乱。第一次大小金川叛乱是在1746年，当地土司莎罗奔发动叛乱，乾隆先后派出纳亲、傅恒出战，采用岳钟琪的战略，攻打金川土司的碉楼，逼迫莎罗奔投降。1749年，第一次大小金川战役结束。1766年，莎罗奔的侄儿郎卡担任土司，继续叛乱。1771年，郎卡的儿子索诺木掌权，乾隆派阿桂率兵镇压，使用火器攻打碉楼，先攻占了小金川，并最终在1776年攻占大金川，索诺木率领部众两千人投降。两次大小金川战争，被乾隆归入自己的“十全武功”。战后，清朝在大小金川废除土司制度，将其归入四川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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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道光时期继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一直延续到晚清，迎来第三次大规模改革。赵尔丰在四川边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在巴塘设立府县，又设立康安道，在打箭炉设置康定府。1908年清政府平定了德格土司两个儿子争夺君位的内战之后，在当地新设立府州县。在1910年划定以工布江作为四川和西藏的分界线，并筹划建立西康省。1911年，赵尔丰和傅嵩炑在甘孜收缴众多土司的官印，继续改土归流，设立甘孜、炉霍、九龙、巴底、巴旺、丹巴、泸定等县。到该年八月，赵尔丰本来计划奏请建立西康省，但因为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爆发，计划中断。赵尔丰在设立新府州县的同时，也委任新的知府、通判、知州、知县等流官，并且进一步打击当地贵族势力。在此基础之上，他还颁布鼓励农业、开矿、经商、办学、练兵等措施，起到了推动川边地区发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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