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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三节 经济的曲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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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廷的四川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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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初期四川经济的首要目标是恢复30多年来屡经战乱而崩溃的社会和经济。清廷采取的第一项举措便是招徕外省移民开垦遍地的荆棘丛林。清朝四川大规模移民始于康熙中期，一直延绵到嘉庆时期，其间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康熙中后期，一个是乾隆嘉庆时期。清朝早期的移民并不顺利，主要原因是大规模的战乱，经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移民或死于瘟疫，或者命丧虎豹之口。清朝还要求四川籍的士绅回归家乡，一旦查出外省帮助窝藏的都要惩罚。但这一政策的执行并不太彻底，如费密、唐甄等川籍士绅都死于外省，并未回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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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后，四川获得了较为安定和平的环境，从康熙中期开始，进入了大规模移民的第一次高潮，重点的移民区域是川东和川中地区。例如在大竹县，主要移入湖广的移民，户口迅速增加；在蓬溪县，招募了湖广很多没有土地的游民前往开垦，还因此产生了大量土地纠纷；在蒲江县，官府为新招募的移民提供食品，又借给他们耕牛和种子，因此收到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根据清代的文献资料，当时这些移民中也混杂有相当数量的犯罪之人，借移民的幌子逃避到四川。清政府认为，陕西移民到四川的人品德良好，没有作奸犯科的行为，但来自湖广地区的移民中则存在大量狡猾的游民。因为清朝规定移民前5年耕作不交税，所以部分湖广移民在四川耕种满了5年后又逃回湖广，或者是和其他移民争夺土地。于是，1712年，康熙下令对湖广移民要作较为严格的限制，而对陕西移民比较放任，因此一些地方出现了陕西移民超过湖广移民的现象。到了雍正时期，清朝对南方移民还是持有限制态度，例如川陕总督岳钟琪就曾给皇帝报告，说有大量来自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的移民，逃荒进入四川的至少有几万家，请求可否给他们提供耕牛和种子，在四川垦荒。雍正则认为，湖广、广东、广西、江西并没有发生大灾荒，这些人并非灾民，而是有大量游民和无赖，他们反而会骚扰四川的良民，要尽量杜绝这类移民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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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到乾隆时代，仍然有数量庞大的外省移民持续涌入四川，以至于地方官感到了压力。乾隆认为，对于移民中的反清会党成员应该严厉打击，但对于真正的贫民，则不必太过严格，这实际上是对此前限制移民政策的部分修正。1760年，有官员请求限制向四川移民，乾隆则反驳了这一观点，认为外省人口增加，而外省土地有限，通过让外省贫民迁徙四川，可以更有效地养活人口，因此不必禁止。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宣布四川对各省完全开放，移民可以随意进入，由此迎来了移民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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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向四川移民的路线分为东、南、北三条，东路主要是从恩施、宜昌等地进入重庆，再从达州进入南充和四川中部。南路是从贵州进入重庆酉阳、涪陵等地，路线难行，但因为雍正和乾隆初的移民政策较严，因此一些贫苦人家只能抄这条小路进入。从北面进入四川的重要集结点是陕南的汉中，陕西移民南下翻过大巴山，从达州万源、渠县进入重庆，或者翻过秦岭进入广元、绵阳、德阳到成都。这些移民路线沿线形成了较为重要的商业、交通枢纽，经济较为发达。一般来说，早期的移民多分布在这些较为重要的路线之上，或沿江周边，而晚来的移民只能继续深迁，分布于丘陵或山地，距离沿江、沿路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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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福建的客家人也多有移民四川的，但和湖广、江西、陕西相比时间较晚。客家人往往自诩“中原士大夫”南迁的后裔，有文化优越感，因此将广东、福建的原住民视为低级土著，拒绝和原住民通婚或居住，因此宁愿住在山上，也不住在平原，并为了争夺土地资源和原住民发生大规模械斗。客家人的土楼，是一种以宗族为纽带形成的武装堡垒。由于土地资源有限，加上在广东、福建的各类压力，一些客家人选择了移民四川。如广东龙川县的张氏家族，就是为了在四川发财，从川东迁徙到川西的德阳。福建上杭县的蓝氏、魏氏家族，也是为了谋取长远利益，迁徙到四川隆昌和内江的。客家移民四川，迅速和各类移民融合到了一起，显示了清代以来四川文化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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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民与经济的多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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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移民迁入四川，对全省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康熙、雍正时期，四川已经出现一些大家族，例如德阳的刘氏家族就是康熙早期从湖南迁徙来的移民，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拥有了上百顷的土地，成为当地的大族。又如都江堰的官氏家族，祖先在康熙时期从江西进入湖广，再迁徙到四川，在温江、郫县、崇州、都江堰都置办有土地和产业，十分富有，还有大量家仆。1709年从广东移民到成都龙泉驿的刘家，在第二代期间就考取了举人，成为当地士绅和望族，拥有大量田产，并修建了巨大的宗祠。四川作家流沙河回忆说，他的祖先是康熙初期从苏北的江苏泰州迁移到四川，在金堂县开垦荒地，到第三代的时候已经有一千亩田了，加上参加科举，成为富户士绅家族。江油青莲的李氏家族，1745年从湖南衡阳迁入，后来在当地拥有大片土地，并且以监生身份入仕，成为当地大族。再如从湖北大冶迁入云阳县的彭氏家族，刚开始做小生意，后来逐渐积累家产购买土地，田产分布在周边几个县，每年生产粮食上万石。富裕大家族的发展，产生了聚族而居的地方精英共同体，李家沟、万家片、黄家湾之类以当地望族姓氏命名的小地名层出不穷，也出现了大量聚族而葬的家族墓地，并修订家谱和宗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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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名山县的清代宗族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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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土地、水利的开垦兴建，农业大幅度发展，雍正、乾隆时期四川的商品粮已经销售到江南地区，是全国稻米生产的三大中心之一。此外，来自海外的高产抗旱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的传入，为山地开发提供了条件，进一步丰富了四川的农产结构，保障了贫寒移民的生存和发展。闽南和广东的移民还带来了烟草、苎麻等经济作物，使四川的农业和商品化生产相结合。农业的发达，为工商业诸多领域的持续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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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涌入，经济发展，四川的制糖业和制盐业得到了恢复，并逐渐超过了明代的水平。很多居民从事制糖、制盐事业，沱江流域广泛种植甘蔗制糖，多有专门的蔗农。制糖业恢复，甘蔗种植面积大增，蔗糖品质提高，同时工艺也在发展，产生了糖清、红糖、白糖、结糖、冰糖、漏水糖六大类，初步形成流水作业的工艺流程。一些蔗糖厂雇用大量工人流水作业，不但发家致富，而且产量大增。巨大的市场，使得制糖业日渐兴盛，一直发展到晚清，种甘蔗造糖的区域不断扩大。自贡等地的盐业产业链也极其发达，一共形成了五大产区，覆盖了射洪、蓬溪、南部、阆中、嘉定、犍为、富顺、荣县、云阳等州县。清朝实行“听民穿井，永不加课”的放任政策，意思是允许民间自由开发盐井，并不多征收盐课，为民营盐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到了嘉庆时期，四川的民营盐井数量已经是国营盐井的几倍，产量庞大，川盐远销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地。川盐品质良好，竞争能力极强，在长江中游击败了东部的淮盐占据主要市场。虽然清朝政府多次打击长江中游的川盐，扶持淮盐，但川盐的强势竞争力一直未能被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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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制糖、制盐以外，四川的采矿、纺织、酿酒、制茶、造纸等多种经济领域都得到一定的发展。采矿方面，川西、川东都有繁荣的煤矿开采和市场。在川西的江油、川东的巴山地区则主要开采铁矿，清朝政府允许民营经营，规模很大。一些大型炼铁厂，工人可以达到两三千人之多，中小铁厂也有上千或几百人。清政府从铁矿冶炼中收税，用于养兵。纺织方面，四川农村妇女多从事棉花纺织，使用从湖北传入的小型纺棉机，有熟练的技巧，当时四川流行着“喂猪纺棉，坐地赚钱”的民间谚语。清代四川还是丝绸、蜀锦的生产重地，是苏州、杭州之外另一丝绸生产的中心。酿酒方面，康熙至乾隆时期实行禁酒，但禁令较为松弛，随着四川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有充足的粮食用于制酒。清代四川的制酒主要是烧锅白酒，宜宾五粮液、绵竹大曲、绵阳丰谷、全兴大曲、泸州大曲、郎酒等著名好酒都产于四川，川酒闻名天下，远销全国各地，清政府也从中征收酒税。四川茶业也极发达，康熙时期粮食不足，茶的产量还偏低，到乾隆时期，农业崛起，茶业也随之繁盛，各地多有茶农、茶商，并形成了茶农的行会组织。川茶除了销售到内地省份外，主要是销售到少数民族地区，从雅安运往康定，或从川西北运往阿坝，深受少数民族的喜爱。清代四川的造纸业也比较发达，造纸中心盛产各类上好竹子，是造纸的上好原料。夹江出产夹宣，绵竹盛产绵竹纸，也被用于年画印刷；此外，还有巴山地区，纸厂的造纸工人可以多达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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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农业、工商业的兴起给文化融合提供了条件，出现了大量场镇，到乾隆、嘉庆时期，四川的场镇数量达到了四千个以上，到清代中晚期数量还在高速地增长。场镇是各类农业、手工业商品销售流通的场所，是货物的集散地。商贩们在场镇“赶场”，一些商人甚至终日赶场，利用各场镇赶场的时间差，贩卖各地的不同产品，有效促进了四川各地移民之间的物质、文化的交流，充分整合了多样化的资源。在文化方面，各类移民多在场镇兴建原籍的会馆，实施互助，并与其他省份移民的会馆之间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四川地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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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清工业的初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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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经济以小农经营为主体，辅之以手工业的冶炼、纺织、造纸等，与同时期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相比，其经济规模和产能偏于低下。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逐渐融入国际化市场，同治、光绪时期，国内各地开始出现各类近代工业，这其中也包括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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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四川出现的第一家近代企业是洋务派官员丁宝桢兴办的四川机器局。丁宝桢认为清朝要想生存，就必须有近代化的武器，而向西方国家进口武器价格昂贵，因此需要建立机器局，自行制造近代枪炮。1877年，丁宝桢在成都东南郊建立机器局，购买国外机器设备，建有大小机房188间，自行制造各类机器，尤其是前膛枪、后膛枪。1881年，又在成都设立火药厂，制造枪炮所需要的火药。到1886年，一共生产了10983杆洋枪，以及大批弹药和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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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由李鸿章筹划的四川第一条电报线路竣工。这条电报线从湖广电报总局自汉口开工架线，经过沙市、荆门、宜昌、夔州、万县、重庆、泸州架抵成都，于当年底全线竣工。清朝在沿线先后设立了夔州、万县、重庆、泸州、资州、成都等地的电报局，沟通了四川与国内重要都市之间的电讯联系，加强了封闭的四川与外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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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之间，四川的新式武器生产、电报线的架设等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局限也非常明显，洋务运动仅为四川带来了传递官用信息的电报以及生产武器的工厂，与整个四川的社会经济之间缺乏联系，当时四川的社会生活仍然处于现代工业化之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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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最早的民用新式工业是火柴厂。1891年，重庆绅商卢干臣分别在王家沱、大溪沟两地开设了森昌泰、森昌正两家火柴厂，两厂资本一共为8万两白银，每年可以生产火柴12万箱以上，是四川第一家近代化的民营工厂。当地政府给予了25年的专利权，体现了对民办工业的保护态度，火柴厂得以顺利发展，每年营业额都能够达到20万两的巨款。19世纪80年代，四川火柴主要是从瑞典、德国、日本进口，直到卢干臣兴办森昌泰火柴厂以后，才有了中国自己的火柴，但在技术上受到日本的影响很大。到了20世纪初期，四川又陆续出现了聚昌火柴厂、丰裕火柴厂、立德火柴厂、官办惠昌火柴厂等一共9家火柴厂，有6家都在重庆；其中有3家是外国资本兴办，6家是中国企业，包括民营和官办。晚清四川的火柴工业发展良好，在与外国企业的激烈商战中取得了成功，和上海、天津等沿海火柴工业中心之间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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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四川总督锡良在成都的四川银圆局内开办了四川最早的电厂，专门给总督府发电，提供照明。1908年，成都商人集资在劝业场成立了四川第一家公用电灯公司，即劝业场发灯部。到1911年，先后建成劝业场发灯部、成都启明电灯公司和重庆烛川公司。成都启明电灯公司经过清朝政府的批准，可以专营25年，在此期间不允许出现同类的电灯公司来竞争，带有垄断特权的色彩。四川省劝业道总办周善培也组建了新的企业——成都劝业场发电部，属于商业股份性质，一共募集了两万两白银，购买蒸汽机引擎电机用于发电。此外，锡良还在成都创办了最早的自来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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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工业的初创还涵盖了纺织、矿冶、玻璃化工等领域。四川的近代新式纺织工厂包括了吉厚祥布厂、裕源布厂、富川布厂、复原布厂、竞存公司、昌华毛葛巾公司、裕华染织布厂等，使用织布机生产，一些工厂的工人达到了数百人的规模。矿冶方面，四川兴办的新式采矿企业有官商合办的冕宁金矿和彭县大宝山铜矿，以及民营商办的合江煤矿。晚清的化工领域主要有1906年何鹿蒿在重庆创办的鹿蒿玻璃厂，设备是从日本引进，1907年正式生产，制造各类瓶、罐、茶杯之类，销量喜人。在1911年其产品被选送巴拿马赛会，获得一等奖，受到国际国内一致好评。此外，四川各地开办的化工类企业还涉及碱、肥皂、酸等产品制作，如1908年兴办的官办裕德肥皂厂、官商合办彭山同益制碱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