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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晚清工业的初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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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经济以小农经营为主体，辅之以手工业的冶炼、纺织、造纸等，与同时期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相比，其经济规模和产能偏于低下。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逐渐融入国际化市场，同治、光绪时期，国内各地开始出现各类近代工业，这其中也包括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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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四川出现的第一家近代企业是洋务派官员丁宝桢兴办的四川机器局。丁宝桢认为清朝要想生存，就必须有近代化的武器，而向西方国家进口武器价格昂贵，因此需要建立机器局，自行制造近代枪炮。1877年，丁宝桢在成都东南郊建立机器局，购买国外机器设备，建有大小机房188间，自行制造各类机器，尤其是前膛枪、后膛枪。1881年，又在成都设立火药厂，制造枪炮所需要的火药。到1886年，一共生产了10983杆洋枪，以及大批弹药和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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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由李鸿章筹划的四川第一条电报线路竣工。这条电报线从湖广电报总局自汉口开工架线，经过沙市、荆门、宜昌、夔州、万县、重庆、泸州架抵成都，于当年底全线竣工。清朝在沿线先后设立了夔州、万县、重庆、泸州、资州、成都等地的电报局，沟通了四川与国内重要都市之间的电讯联系，加强了封闭的四川与外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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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之间，四川的新式武器生产、电报线的架设等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局限也非常明显，洋务运动仅为四川带来了传递官用信息的电报以及生产武器的工厂，与整个四川的社会经济之间缺乏联系，当时四川的社会生活仍然处于现代工业化之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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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最早的民用新式工业是火柴厂。1891年，重庆绅商卢干臣分别在王家沱、大溪沟两地开设了森昌泰、森昌正两家火柴厂，两厂资本一共为8万两白银，每年可以生产火柴12万箱以上，是四川第一家近代化的民营工厂。当地政府给予了25年的专利权，体现了对民办工业的保护态度，火柴厂得以顺利发展，每年营业额都能够达到20万两的巨款。19世纪80年代，四川火柴主要是从瑞典、德国、日本进口，直到卢干臣兴办森昌泰火柴厂以后，才有了中国自己的火柴，但在技术上受到日本的影响很大。到了20世纪初期，四川又陆续出现了聚昌火柴厂、丰裕火柴厂、立德火柴厂、官办惠昌火柴厂等一共9家火柴厂，有6家都在重庆；其中有3家是外国资本兴办，6家是中国企业，包括民营和官办。晚清四川的火柴工业发展良好，在与外国企业的激烈商战中取得了成功，和上海、天津等沿海火柴工业中心之间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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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四川总督锡良在成都的四川银圆局内开办了四川最早的电厂，专门给总督府发电，提供照明。1908年，成都商人集资在劝业场成立了四川第一家公用电灯公司，即劝业场发灯部。到1911年，先后建成劝业场发灯部、成都启明电灯公司和重庆烛川公司。成都启明电灯公司经过清朝政府的批准，可以专营25年，在此期间不允许出现同类的电灯公司来竞争，带有垄断特权的色彩。四川省劝业道总办周善培也组建了新的企业——成都劝业场发电部，属于商业股份性质，一共募集了两万两白银，购买蒸汽机引擎电机用于发电。此外，锡良还在成都创办了最早的自来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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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工业的初创还涵盖了纺织、矿冶、玻璃化工等领域。四川的近代新式纺织工厂包括了吉厚祥布厂、裕源布厂、富川布厂、复原布厂、竞存公司、昌华毛葛巾公司、裕华染织布厂等，使用织布机生产，一些工厂的工人达到了数百人的规模。矿冶方面，四川兴办的新式采矿企业有官商合办的冕宁金矿和彭县大宝山铜矿，以及民营商办的合江煤矿。晚清的化工领域主要有1906年何鹿蒿在重庆创办的鹿蒿玻璃厂，设备是从日本引进，1907年正式生产，制造各类瓶、罐、茶杯之类，销量喜人。在1911年其产品被选送巴拿马赛会，获得一等奖，受到国际国内一致好评。此外，四川各地开办的化工类企业还涉及碱、肥皂、酸等产品制作，如1908年兴办的官办裕德肥皂厂、官商合办彭山同益制碱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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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简史 第四节 清代四川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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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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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府州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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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府州县学继承了明代制度，属于官办性质，但同时也鼓励民间办学。在清朝末年，四川的府州县学达到了167所。府学设有1名教授，4名训导；州学设有1名学正，3名训导；县学设有1名教谕，3名训导。教授、学正、教谕负责掌管对学生的教育工作，训导则负责辅佐教学和管理。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秀才，其中考取一等前列的，可以取得“廪膳生”的身份，获得政府发放的伙食补贴，类似于现代的奖学金。后来学生的数额扩充，又产生了增广生、附学生的编制，但他们的地位低于领取奖学金的廪膳生。增广生的数目与廪膳生相同，附学生数额不定。清朝对府州县学的学生名额有规定，一般在文化发达的州县名额较多，文化或经济较差的地区名额较少。比如乾隆时期成都府、重庆府、保宁府就各有40名廪膳生、40名增广生，而边远的犍为县的名额就较少，廪膳生只有20名、增广生只有2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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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入府州县学，就必须参加考试。参考的考生称为文童或童生，经过12次考试合格后，由一名廪膳生作为保证人，才能取得秀才资格，进入府州县学。初入学的都是附学生，考试合格以后上升为增广生、廪膳生。府州县学的学习内容和国子监教学的内容相似，但程度偏浅显一些。政府对地方生员的管束很严，禁例中对生员的行为举止、学习内容都有具体规定，不遵守的以违制论。每年会进行考试，按照岁考成绩将学生分为六等：一、二等的可以上升为廪膳生、增广生，或者参加科举的乡试，三等为正常水平，第四等的要受到责处，第五等的廪膳生、增广生就要被降低一个等级，第六等的就会被黜革。学习时间久的廪膳生可进入国子监深造，只要通过了吏部的考试，就可以担任小县县官、县教谕等职务。但是这种机会太少，所以一般的秀才都倾向于去参加科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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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府州县学的秀才，每三年可以参加一次乡试，通过考试的即获得举人身份，可以全家不缴纳租税，并获取担任中下级官员的资格。清朝初期与南明不断战乱，因此四川的乡试地点设在川北的保宁府，一共举行了四次以后才转回到成都府，在原明朝蜀王宫修建了四川乡试的贡院，以后四川选拔举人的考试就在这里举行。四川的府州县学，为乡试考试提供了重要的教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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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府州县的学校，一般都设在孔庙里面，并配套有学田和房产，学田的收入用以维持学校的运转，不足的部分由政府发放。如果当地没有孔庙，则另设学校，即“学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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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学、私塾和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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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官办的府州县学以外，清代四川还有社学、私塾和书院提供教育。由于府州县学都设置在县级及以上，而乡村中缺少教育资源，因此清朝规定在乡村设立社学。一些社学是由当地士绅捐资开办的，使用地方上的公费运行。选择通晓文化的老实人担任社学老师，免除他的差役，并且给予伙食补贴每年二十两银子，让他在基层从事教育工作。社学老师分为成人老师和儿童老师两种，如果社学老师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则可以获得奖励。顺治、雍正都曾强调过在基层建立社学的重要性。清朝规定，书院以外的乡村教育是社学和义学，总称为社学，是提供基础教育的平台，培养12岁到20岁之间的乡村童生，童生可以去参加考试，通过者即成为秀才，进入府州县学。如果府州县学中的秀才考试成绩太差，就会被遣返回乡下的社学。清代四川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清朝政府希望通过文化同化少数民族，因此也常在民族地区建立社学，招收少数民族子弟接受教育，通过学制上与府州县学的连接，实现“德化”和“驭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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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学的教学内容是读经和练习写字，对各项课程都有严格的规定，社学老师必须每个月检查学生情况，针对他们的优点和缺点进行教学，如果一个社学长期不能培养出优秀学生，那么社学老师就会被其他人取代。各地社学都有相关的校规，例如四川大足县的县令深潜，就对县内的社学列出了十四条校规，要求学生要努力学习，讲究礼貌，注意言行，懂得是非，节制贪欲，谨慎交友，懂得谦虚，自我反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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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塾也是清代城乡基层常见的启蒙学校，一般分为专门服务于某家族或面向全社会招生两种类型。前者称为“专馆”，是为本家族子弟设立的，或者是几个家庭联合起来共同聘请一位老师，教学地点多设在家族祠堂。专馆具有专门、固定的特点，收取学费较高，但学生不多。后者称为“散馆”或者“门馆”，是私塾先生在自己家开的。这种私塾招生来者不拒，收费不高，因此有很多贫困学生。但总体来说，能够入学的家庭还是很少，清代四川的文盲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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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私塾所使用的教材，一般是所谓“蒙学”读物，即《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千字文》《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之类，在学习了蒙学基础之上，再学习“四书五经”，学做八股文。双流刘沅开办的私塾，曾经招收并教育过1000多名学生，其中很多后来取得了举人甚至进士的资格。应该说，私塾为清代四川的地方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1906年4月，清政府颁布《私塾改良会章程》，推行教育新政，四川很多私塾改为初等小学，但实际上到民国时代，四川仍有私塾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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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还有书院，著名的有成都锦江书院、尊经书院，重庆东川书院、嘉陵书院，绵州涪江书院，宜宾翠屏书院，夔州少陵书院，绵竹紫岩书院，射洪金华书院，江油青莲书院等，一般设在名人、贤人的祠堂故居。如成都潜溪书院是明代开国大臣宋濂归葬的地方，绵竹紫岩是宋代抗金名将张浚读书的地点，射洪金华是唐代诗人陈子昂的家乡，江油青莲书院是大诗人李白的祠堂所在。与明代书院讲学议政的风气不同，清代书院主要针对科举考试。官办书院的经费由学田、学产支付，不足的部分由地方财政补充，一些书院的学田较多，如成都潜溪书院就有八百多亩学田。书院的负责人是山长，由地方官聘请进士、举人之类有声望的人担任，主要负责教学。山长下面设有正斋长和副斋长，他们主要负责行政工作；另外设有看司，负责书院的后勤伙食。到清代晚期，产生了尊经书院这样的著名学府，大儒张之洞亲自为书院制定了十八条学规，为学生开列阅读书目，用自己的钱购买经史子集等各类典籍1000多卷，并为书院筹款。著名的晚清经学家王闿运还担任尊经书院的山长，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四川的精英人物，包括廖平、杨锐、宋育仁、吴玉章、张澜、刘咸荣等，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骆成骧也是尊经书院培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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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新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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